前天，中青报的杨鑫宇在客户端抛出了一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的评论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评论员们总是喜欢标新立异，前有不知何人挑起“男性为何仇视丁真”的话题将矛盾引导向性别对立，后有中青报杨鑫宇将矛盾引导到“‘做题家’们”与丁真之间。“挑起群众斗群众”，这不过是精英们的一贯做法。

　　很多网友挖出杨鑫宇到台湾读研究生的历史以及过往的舔台观点，笔者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况且一家大报抛出一篇重磅文章，总得文责自负的，不能以一句“不代表本报观点”推卸责任。

　　总体而言，杨鑫宇的文章还是要维护“丁真上热搜”的合理性，所以，中青报微博转发这篇文章之后很快被理塘的地方官微转发。当然，现在原博好像已经删除，也没法截图了。力挺“丁真上热搜”应该是一项艰巨任务吧，第二天，中青报纸媒又发表了一篇北京101中学高二学生的文章《丁真走红刺激了谁》：

　　相比杨鑫宇的文章，这篇鸡汤式的“高中生”文章就十分地政治正确了，该文在结尾写道：

　　丁真现象，再次放大了网络的造神能力，能轻易将一个默默无名之人变得大红大紫。或许这是一条捷径，但它并不见得好走，走得好要凭真本事，更需要有把握自我的定力。因此，不论走在哪条路上，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人，不必羡慕什么，不必嫉妒什么，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创造自己的未来。

　　虽然，经过社会毒打的“打工人”对这类鸡汤文早已无感了，但这样的文章起码绝对“安全”。

　　相比而言，杨鑫宇的文章一面是在完成命题作文，一面却有自己的小九九，或曰“贩卖私货”。例如他在文中写道：

　　倘若一个“做题家”的生活基本令人满意，足以回报其求学生涯中付出的努力，他根本就不会去在乎这位康巴小伙是否幸运，以及他又是靠着什么才得到了这种幸运。

　　这种现象可以分成两块来说。一方面，现实社会的规则和校园本来就是不同的，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也并非仅靠“做题”水准就能衡量。对于这一点，“做题家”们在走出校园之前还应早做准备，让自己适应更加立体的社会评判体系，这才不至于一下子被社会打懵。另一方面，当下的社会竞争，对一部分学到了真才实学的人而言，也确实有不够公平的地方。

　　不论是“做题家”还是其他人，都应关注到问题的真正成因，设法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地回报那些努力的人——要实现这一点，靠的显然不是把一个有助于推广其家乡风貌的“幸运儿”拉下马。

　　这些观点不能说全错，但是，杨鑫宇显然搞错了“丁真上热搜”引发的到底是什么争议?

　　正如很多“做题家”看到杨鑫宇的文章后反驳的“我们反感的并不是丁真本人”，大家反感的只是用人为手段把丁真连续推上热搜、强行推送消息，以及对丁真的各种尬吹。本来就生活多艰了，还要用“那双未经九年义务摧残才有的清澈眼神”这样的一万点暴击辣大家的眼睛，合着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反倒成了“做题家”们的原罪了?“做题家”们真正反感的是把丁真当作“工具人”嘲弄“做题”的上等阶层。

　　什么“‘做题家’们在走出校园之前还应早做准备，让自己适应更加立体的社会评判体系”，不过是心灵鸡汤的一种;至于“确实有不够公平的地方”看似确实说到“做题家”们的心坎里了，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说明一下到底有哪些“不够公平的地方”，是什么造成了“不够公平的地方”呢?

　　杨文最后呼吁“都应关注到问题的真正成因”，却又对“成因”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成功地把这篇文章的重心放回到了前面的“引战”上，往“做题家”们的伤口上撒盐，这就属于贩卖私货了。贩卖私货的真正用意是什么，这不是作为“做题家”以及loser的笔者该关心的问题，而是中青报及其主管单位该关心的。

　　与“打工人”这一词出现的背景相似的是，“做题家”本来就是曾经被灌输“读书改变命运”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在面临阶层固化和内卷化失去上升通道之后的一种自嘲，是对资本家们贩卖的“奋斗就能成功”的心灵鸡汤的拒绝。

　　无论是解构、娱乐化“打工人”，还是往“做题家”伤口撒盐，无不体现出精英式的傲慢。

　　杨文的“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也并非仅靠‘做题’水准就能衡量”，隐含的话语就是，“做题家”们只会做题，所以没有成功实现阶层上升。表述更加直白的，是北交大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出现的一篇自由派精英的自媒体文章：

　　文章抨击“做题家”们“敏感、价值取向单一、脱离社会”，“普遍左倾、保守”，看不得马云这样的人致富，“每天幻想着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大战”：

　　对于“做题家”内卷化的原因，这篇文章则归因于做题家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把路走窄了：

　　最后开出的药方又是所谓的“全面发展”，“走上和常人不一样的路”。

　　这篇文章套用的不过资本主义卫道士们的传统逻辑，与现实情况以及绝大多数人的现实体验截然相反。

　　第一，在社会底层内部的社会分层中，尽管不排除有像丁真这样靠脸实现阶层上升的个例，但从统计学概念上来讲，内部分层的高低与做题能力是正相关的，资本组织生产主要需要的是通过“做题”获得真才实学的实干“打工人”，而不是“伶人”。至于从底层彻底实现阶层升迁的极少数人，除了学历，往往还需要家世背景、人脉关系。所以，“做题”仍然是底层可能实现阶层上升的唯一方式。

　　第二，“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大战”不是一种幻想，而是客观存在。作为首富的马云固然付出了管理劳动，但这与他的财富是严重不对等的，他能够成为首富，靠的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他无偿占有了无数程序员、业务员甚至是淘宝店主、快递小哥的劳动剩余。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他只能进一步残酷压榨员工，让员工无度加班，还把996说成福报，这就是阶级战争。

　　第三，“走上和常人不一样的路”，潜台词就是赢过跟你赛跑的人。大多数人只能成为常人，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致富光荣、贫穷可耻”的变种，在鼓吹自由竞争的同时，回避了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占有制的问题。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不能只会做题”的口号下，社会贫富差距背景中的“素质教育”，加剧了“做题”资源的分化，让教育越来越沦为资本牟利的产业，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会固化社会分层。

　　作为私立名校的河北衡水一中以及陕西五大私立名校，垄断了各自省份80%的顶尖高校名额。而以河北衡水一中为例，三年十万的学费及杂费虽然称不上太贵，但足以将6亿月入不足千元的群体拒之门外。

　　去年，笔者姐姐的小孩在昆明某私立名校读小学六年级，去年年底学校在期末考试前发了语文科目的考试大纲，除了新教纲要求的众多阅读书目，还包括书法、绘画等艺术才能，就连央视及湖南卫视等电视台的某些综艺节目以及重大时事热点都列入了考核范围;开篇提到的中青报发表的那篇北京101中学高中生的文章，视野也是极其宽阔的，连新近的网络热词“打工人”都能熟知。这样的表现的确已经是“全面发展”了，但仍然要以“做题”来考核。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这样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对于普通的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的学生意味着什么?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够优越以及父母外出打工没有时间陪伴的学生又意味着什么?

　　所谓的素质教育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拼爹拼妈，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公共福利的教育事业已经沦为了摇钱的产业!肥了那些线上线下的课外辅导班的同时，也让教育资源迅速贫富分化。

　　与北大清华农村生源(包括农村的城镇地区)降至10%以下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广大高等职业学校的农村生源占据90%以上。同样是“做题”，前者与后者的含金量能一样吗?毕业之后的社会分层能一样吗?当然，笔者并不想在二者之间拉仇恨，即便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毕业后也难免996、007、当房奴的命运。

　　自由派精英的那篇自媒体文章感慨说，困境中的做题家们大都成了毛派：

　　这的确是事实，B站、知乎上那些年轻人对毛主席的怀念几乎成了现象级的事物。

　　做题家们找到了列宁主义，成了毛派，这说明经过残酷的现实教育，做题家们终于开始觉醒了，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出路。

　　当“素质教育”反过来固化阶层的时候，资本卫道士们鼓吹的“全面发展”也丝毫解决不了这样的困局。资本卫道士们的悲鸣阻挡不了这样的趋势，反而再次说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