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看到有人又贴了一遍刘强东说“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的采访视频片段，以此想说明大佬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

　　以前对这样的说法一笑了之，视频也懒得细看。这次因为是圈子里的熟人贴出的，有意瞄了一眼，却发现刘强东在访谈中其实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惊人秘密：

　　刘强东描述的“故事”当然不是童话，事实上，这个故事更为魔幻、却更为现实的版本是这样的：

　　你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被旁边女士的香水味吸引了，于是便问了句这是什么香水，女士报了一个品牌，手机里就传来了新消息提示，你打开手机便收到了京东的这款香水的购物链接推送……后面才是刘强东讲的故事。

　　这一幕其实早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跟其他人聊天时，不小心提到了某种商品或某种需求，智能手机里负责“监听”的APP立刻就将关键词转发给服务器，一条条精准的广告推送便出现在了我们的手机终端。

　　当刘强东苗飞色舞地跟我们描述人工智能的强大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状况：人工智能可以随时定位你的位置，知道你正在干什么、说什么，是不适合收货，而且是提前知道;未来人工智能可以探测脑电波的话，甚至可以随时知道你在想什么!

　　问题是，我们同意APP如此肆无忌惮地监听我们、采集我们的私人信息了吗?

　　刘强东说“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这句话的时候，所针对的仅仅是技术高度进步、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场景。这段话是2016年11月7日刘强东做客《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接受秦朔采访时说的，并于2017年1月20日播出。当这段话被广泛刷屏，被解读成刘强东信仰共产主义时，刘强东自己就曾站出来解释过：

　　采访刘强东的秦朔也出来解释说，刘强东说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指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无人车、机器人、AR/VR等新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技术可以解放人的劳动，并按每个人的不同需求进行精准而便捷的产品分配。

　　“技术可以解放人的劳动”——这句话更准确的说法是，技术/机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替代了人类的劳动，机器扮演了“劳动力商品”的角色，抢夺了部分劳动者的饭碗，增加了失业，反过来为资本家压低劳动者工资增加了筹码。

　　网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讨论题：当资本家将工厂里的人全部换成机器的时候还存在剥削吗?当你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其实应该后悔学生时代没有好好学习马哲，哪怕是课本里被修正过的马哲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剩余价值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它能解释的远不仅仅是某家工厂内部的剥削问题，只是为了方便理解，才在教材里将剥削具象到一家具体的工厂。

　　第二，当某家工厂在某些劳动环节使用机器替代人，可以降价成本的时候，相比其他资本家它可以赚取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当整个行业都实现了这种替代，资本家就只能赚取社会平均利润，因为机器/人工智能的硬件成本无法压缩，为了赢得竞争赚取超额利润，资本家必然转向其他有人力存在的环节压缩成本，例如对维护人工智能的工人以及码农实行996、压低工资——因为被替代环节的工人失业，他们很可能会转向维护人工智能的工作岗位参与竞争，这就为资本家降低工资提供了筹码。

　　第三，哪怕维护人工智能的工作岗位将来也被“全能机器人”替代，资本家在只能赚取社会平均利润的情况下，必然转向这个行业的上下游去榨取剩余价值。

　　第四，想象一种极端的社会图景——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全部的人类劳动、甚至是创新性的工作，99%的人沦为“过剩人口”的时候，聪明的资本家会忽然发现，这99%的人口为了生存，已经竞相将劳动力价格压缩到低的惊人的程度，甚至要低于人工智能的制造和维护成本，它就会率先使用人工替代人工智能。

　　其实，哪怕是出于“稳定”的考虑，这种极端的社会图景也并不会出现，“人工重新替代人工智能”的场景反而已经出现了。当富士康在大陆大幅裁员、试图削减工资的时候，它打出的旗号是用机械臂替代了人工;事实上，富士康只是把工作岗位移到了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

　　无论怎样，在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和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向共产主义或人的解放，反而成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桎梏和枷锁，监听加剧信息不对称，让无产者失去议价权。

　　马克思主义才是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劳动支配工人现实的活的劳动，人受物的奴役，实质上是人对人的奴役。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有奴役工人的自由;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人奴役人的现象，劳动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支配，使人获得自由发展。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目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体展开为实现“三个解放”，成为“三个主人”：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要获得解放或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从而使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还会受到社会的奴役和压迫，要获得解放还要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人还会受到他自身的束缚和压迫，要获得解放还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认识人的精神、本质、价值和作用，从而摆脱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使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里面，人有目的、有节制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而机器/人工智能作为人利用自然的工具，应该是人支配机器，而不是机器反过来支配人。

　　显然，刘强东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的描述与此恰恰相反。人工智能仅仅是为商家提供了更加高效、更加精准的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消费体验;但这一单纯的商品流通环节，并未解放作为一个阶级的劳动者。剩余价值或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已经在并且只能在商品流通环节之外产生。

　　人工智能在不断监听消费者、精确推送广告以及精准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刺激和放大着人的欲望，使人在消费的目的、心理、身份等方面发生异化。消费目的不再只是生存的客观需求，而是表现为占有的欲望或对身份地位、财富的炫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拜物教”容易使人们错误地把社会的外观误认为是社会的现实和本质，错误地把市场、商品、消费、量化的生活标准等同于自己真正的物质利益，从而容易导致人的本质、人的需要被异化｡

　　人工智能对消费异化的推动，一方面满足了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浪费，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信贷消费手段，迫使无产阶级不断透支未来，日益彻底地沦为资本的奴隶。

　　而人工智能在生产环节已经在扮演监工的角色，环卫工和流水线工人被戴上智能手环监测他们的劳动状况;流水线的大数据分析让资本家可以精确计算出每一个动作需要的最低劳动时间，从而把压榨推向极致;HR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监控更已经是尽人皆知，不少地方还搞出了所谓的“HR联盟”，让资本家们联合起来压榨工人。

　　技术进步并不天然带来社会进步。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下，技术进步沦为资本家榨取超额利润以及全方位控制劳动者的工具，而资本家为了维护垄断利润，又会反过来阻碍真正的技术进步。但是，这样的技术进步无疑也在激化着阶级矛盾，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

　　与刘强东提“共产主义”相似的是，马云也曾提过所谓的计划经济，鼓吹过实现共产主义要先实行“共享经济”、“捐给国家”之类的话，某些“左翼”大佬和网站闻之眉飞色舞，谈什么“马云+刘强东距离共产主义只差一个马克思了”，我们不难从中嗅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曾经鼓吹的“和平过渡”的味道;某网站强行给“大佬性侵”事件站台，还扯什么“统一战线”，而另一网站则炮制出让人笑掉大牙的“人民富豪”的概念。

　　如果放在印钱就能“形势一片大好”的前几年，我们还要费力同这种粉红“左翼”辩论，那么，这两年“打工人被毒打”的现实无疑充当了最好的老师。“京东聚餐上，女员工向刘强东请孕假，刘强东的反应让员工吓尿了”，“马云表示，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注定不平凡的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新世纪已经走过了两个十年。魏巍同志当年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正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有人以为他疯了。那么，事物发展到今天，我们还能不承认这是魏巍同志的远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