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官微出了一个视频：

　　来反驳“考不上高中就没有前途”的说法，为职业教育正名。对视频本身，笔者不做评论；但是说得天花乱坠没用，仅就结论而言，刚刚发生的又一起悲剧其实就是有力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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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6月25日，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一名17岁中专生，在深圳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自杀。

　　6月10日，该校计算机专业2019级的90多名学生被学校安排到深圳某工厂“实习”。据学生反馈，他们和成年工人一样，被要求每天劳动12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尚未成年的学生们难以忍受；尤其是上夜班的学生，经常被车间拉长记下“上班时打瞌睡”的不良记录。

　　更为恶劣的是，违反纪律被记录的学生，由拉长汇报给老师、再由老师在班级群中通报批评。6月19日，老师通报，两名学生因身体原因被遣返回十堰，另一名学生因两次旷工、屡教不改、态度恶劣，被开除学籍，送回十堰……

　　而该名自杀学生此前已被记录三次“旷工”，但据他的聊天记录和对同学说的情况，所谓的“旷工”都是请假之后被拉长否认。该生本来就有胃病，白天睡觉不能吃饭，导致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但拉长却拒绝了其调白班的请求。

　　6月23日晚，该生在车间搬箱子时撞破头部，近视400到500多度的眼镜架也被撞破，拉长简单处理后强迫其继续劳动；24日夜班前，该生请假被拒；次日被指责为“第四次旷工”，并威胁如有再犯要开除学籍；25日早上，在该生写下澄清事实的检讨后，远在十堰的班主任还是打电话指责他“4次旷工”，并通知家长；随后班主任又在班级群发布“通报批评”；上午10:28悲剧发生，该生从实习工厂的宿舍6楼跳楼身亡。

　　看着这带血的记录，网友大概要发出“今夕是何年”的疑问！然而，这并不是个案，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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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统计，富士康有近五分之一的工人未满18周岁，有的生产线上的学生工竟达到了50%以上！

　　尽管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但这起悲剧中的涉事工厂和学校仍然存在多处公然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例如：

　　1、未满十八岁学生参加轮岗学习、顶岗实习、应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的知情通知书，学校未遵守。

　　2、不得通过中介和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校方却把学生交给了两家劳务派遣公司。

　　3、不得安排学生加班或夜班，此次实习大量学生被安排上夜班。

　　4、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但此次到达深圳后，学生们的身份证立即被老师收走。

　　5、学生实习应签订三方协议，但此次实习，学生并未与实习工厂签订任何协议。

　　6、《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安排“连续负重每小时在六次以上并每次超过二十公斤，间断负重每次超过二十五公斤的作业”，但自杀学生正是在夜班中持续搬运沉重的箱子，手指、头部均曾受伤。

　　劳务派遣公司、职业学校、血汗工厂——他们早已形成了一条相互勾结的利益链，为了丰厚的利润，漠视甚至还未成年的学生的健康与生命，以毕业证做要挟、用极其廉价的劳动报酬、残酷压榨学生工。

　　这种丧尽天良的“带血的生意”上网随便一搜，比比皆是，让2016年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2020年7月，广东某职业技术大学大三学生学生爆料，他们在暑假被指定到惠州的某电子厂实习，日工作时间11.5小时，还有很多义务加班；而实习工作只有1500元，比正式工底薪还少一千多。工厂“节省”了，学校则从工厂拿回扣。这所每年学费3万的私立大学，等于又把学生卖了一遍。

　　2019年8月30日，重庆某中等职业学院把500名学生安排惠州、东莞、深圳、厦门等地的工厂实习，校方规定未按要求实习不发毕业证；2020年2月1日，病毒还正在肆虐，政府明明要求2月9日24时之前不得开工，工厂却强制学生签署复工协议，声明“自愿复工，自行承担后果”。

　　不仅如此，正式工时薪21元，而干着同样工作的学生工时薪只有13元，还经常被拖欠：

　　2019年2月，界面新闻以《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为题，详细报道了四川宜宾三所私立中等职业学校以廉价吸引农村生源，然后再以“实习”的名义往深圳、东莞输送廉价学生工进行残酷剥削的“灰色生意经”。

　　2018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京东在“双十一”物流高峰期间，将数百名来自职校的学生招到北京、昆山的仓库来，从事收货和打包的工作。在那里，学生每天必须完成每次12至16小时的轮班，有时甚至要上夜班。但他们拿到的工资仅仅为时薪14元，这比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要低得多。尽管有校方声称“所有学生都是自愿加班的”，但据学生反映，这是学校活动，如果不跟随学校的组织前往，就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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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内卷、阶层固化的背景下，“教育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即便如此，上大学也成了寒门子弟改变命运渺茫却几乎唯一的可能。

　　上世纪末教育产业化之后的大学扩招，固然带动了一大批教育相关产业，制造出了一批教育行业的富豪，但经济下行趋势下，目前每年已近900万的大学毕业生，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迫使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台规定进行“分流”，如前几年很多地方就开始的严控高中招生比例，将半数初中毕业生分往中等职业学校；又如，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私立“独立学院”转职业大学。

　　相比公立的普通高中和大学，这些中等职业学校和所谓的“独立学院”，资本化和市场化程度要更高，它们不是在办教育事业，更像是在做生意。

　　独立学院一般都是私立老板借用正规大学的品牌，招收那些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的学生，因为城市和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农村生源比重往往更高一些。“独立学院”学费动辄数万，学生在学校学不到什么真正的知识，反而因为松散的管理而沾染上各种不良习气。说白了，所谓的“独立学院”，很多是花钱买一个文凭。而“独立学院”转职校，无疑让文凭彻底“不值钱”，这是在校学生和家长强烈反对的真正原因。

　　转成“职业大学”之后是不是这些私立学校就能“校风变好”、就能“教育对口”、适应“制造业大国”的时代需求了呢？

　　答案显而易见，早已大量存在的中等职业学校的状况就是最好的说明。

　　2019年，全国职业高中3315所，私立占到1985所。而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中等职校，普遍存在且被广泛诟病的问题就是专业与工作无关、学业松散、老师不负责、设施简陋，在私立职校身上这些问题要更加严重，且私立职校的学费并不便宜，动辄上万。说白了，同样是“花钱买文凭”；而职业学校的定位就是把学生塑造成新一代廉价劳工，学生能否学到真正的技术，并不是学校真正关心的。

　　而资本寡头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并且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就不断试图压低劳动力成本。违规使用学生工的问题在那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厂尤其普遍，代工企业受到来自跨国品牌的生产速度压力和成本控制压力，利润空间不断紧缩，数量庞大、工价低廉的职校学生工就成了维持其生产链的最佳对象；而作为职校的主办者，大多数本来就是私人老板的角色，正如上面所言，他们是在办生意、不是在办教育，于是职校本身就扮演了介绍学生工进厂的劳务中介角色，从中抽取丰厚的“佣金”。

　　资本主导的结果，必然使违规使用学生工现象大量出现并且屡禁不止。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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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的印象是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蓝领，而高等学府培养的是白领。而劳动者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蓝领还是白领，所以，职业学校的存在从面向社会需求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角度来讲是必要的。

　　然而，资本对人的异化不仅造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内部同样造成了阶层的分化，从而造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并且借着这样的不平等塑造出一整套“奋斗成功学”的价值观和“鄙视链”，将无产阶级分化成各自对立的群里。在考试机器的筛选机制下，成绩好的就进正规大学、上升为所谓的白领阶层，成绩差的就进职校、下降为蓝领阶层，即廉价劳工。

　　从社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来讲，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么多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是博士、博士后。大学扩招是教育产业化的产物，庞大的教育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同样地，而今转而发展职业学校同样也不是什么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而是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之后被迫做出的转向。转向所产生职业学校的新领域更多地是交给了私人资本，私人资本显然不会以“为社会培养人才”为目的，而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这是造成了职业学校“专业不对口、学业松散、老师不负责、设施简陋”的根本原因。

　　职业学校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职业学校遭鄙视的问题，正是恢复私有制之后，“一切交给市场”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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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学扩招到发展职业学校的转向，笔者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老电影《决裂》。

　　1958年8月，江西宣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刊出前，毛主席还为这篇报告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明：“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此后，除了城市原有的高校恢复招生，为社会主义培养高层次人才，大量面向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到工厂和农村，其性质就类似今天所说的“职业学校”。

　　正如电影《决裂》所讲，南方农村没有养马，自然也就不需要照本宣科的讲“马尾巴的功能”，工农兵大学生真正需要学习的是那些能够满足生产实践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才是真正的面向社会发展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做法。

　　从1968年到1976年，新中国的工业产值连年获得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农业领域的良种改良取得了巨大突破，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领域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全新的教育路线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才。

　　然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本身是产生于一个工农群众顶天立地、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自己，依靠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从社会发展和工作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讲，笔者是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然而，今天的职校创办的社会背景（私有制、阶级分化）、创办主体（私人资本）早已完全不同，这是造成职业教育种种问题和尴尬处境的真正根源，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