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热点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黑社会这么有钱或者有钱人为什么需要黑社会?

　　前《炎黄春秋》总编吴思，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清除黑社会要靠民主》，吴思的“民主”指的是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吴思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彻底消灭了黑社会，而那些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黑社会就从来没有断过根儿，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重新变得猖獗。

　　提起资本主义社会的黑帮，人们首先会想到意大利的黑手党。黑手党的势力范围已渗透到了意大利各经济部门，一度控制着意大利全国约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造商。黑手党等犯罪组织除从事贩毒活动外，还从事高利贷、敲诈勒索、绑架、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黑手党家族至今仍然在是意大利、欧洲和美国等地地下秩序的维护者。

　　而被吴思们视作民主灯塔的美国，黑社会早已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他们从事走私、人口贩卖或协助偷渡、 走私军火、枪械、毒品的生产、运输、贩卖、诈骗、赌博、卖淫、色情出版、地下钱庄等。

　　上世纪20-30年代，阿尔·卡彭带领帮派火拼以及行贿政客、警界与司法界，至今仍成为另类美国梦的象征;911事件后，塔利班组织曾声称：“和卡彭的所做所为相比，我们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可怕”;

　　《时代》杂志和美国有线广播网联合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行业奠基人”中，查理·卢西安诺作为“现代有组织犯罪之父”(一手指指挥“暗杀团”，一手负责家族生意)排在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之前;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1978年的调查结论指出，除了军工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外，黑手党也参与刺杀阴谋，黑手党参与的原因，正是肯尼迪上台前为了数百万张选票曾与黑手党合作，上台后却没有兑现“承诺”;

　　电影《教父》的原型卡罗·甘必诺，1966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亨特在星球饭店将甘必诺和其他12位教父逮捕，不到1小时，130万美元的保释金就摆在检察官桌上，甘必诺等人则回去继续开会……最终法院宣判甘必诺等人无罪，而负责审查的检察官亨特却在半年后竞选连任失败，一生再未担任过任何公职;

　　1976年，甘必诺病亡，全球100多家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国王般的葬礼，把他当作“英雄”对待;

　　1986年，黑帮教父高蒂连续3次被美国政府起诉，但3次都被无罪释放了;

　　在日本，黑帮可以公开活动：教父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公之于众，成员都以纹身作标志。著名的有山口组、稻川会等。日本每次竞选的背后，都有来自黑帮的政治献金和和选票。因此，当山口帮教父因谋杀入狱时，前首相相岸信介和两位前大臣联名保释他。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黑社会也卷土重来，泛滥猖厥，走私军火、贩毒、操纵体育赛事、开拓色情市场(向海外输出妓女，同样这样做的还有乌克兰等前苏东国家)。俄罗斯前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曾表示，俄罗斯大约活跃着一百多个犯罪团体，在地区间和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已经侵入俄罗斯经济的几大关键领域，掌控着大约500个重要的经济实体。

　　1996年6月，台湾地区的“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帮派组织计1000多个，“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黑帮的势力已经国际化、企业化、集团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介入诸多经济领域，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涉足建筑业、影剧娱乐业以及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和网络，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这样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香港和澳门地区)黑道老大在经济实力增强后，通过漂白方式进入政界发展，主要是通过花钱进行贿选买票，进入地方议会与“立法院”，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一种风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黑社会组织不再沿袭传统的家族运营模式，而是演变为新型跨国黑社会网络。

　　BBC前中欧特派员米沙·格伦尼在《跨国黑手党：全球黑社会犯罪纵览》一书中指出，“跨国黑手党”撑起的“影子经济”产值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至20%，比恐怖主义更具威胁!格伦尼认为，金融和商品市场全球化是上世纪90年代后黑社会跨国发展、全球犯罪网络形成以及跨地区犯罪活动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他在书中指出，全球化为跨国黑社会犯罪网络提供了新型犯罪机会，打开了洗钱的方便之门。黑社会的触角不仅伸向本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遍及全球众多国家，最终形成了庞大的跨国犯罪网络。

　　跨国黑社会组织将毒品等走私到欧盟国家、日本和美国等可获取高额利润的地区，迫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深陷跨国黑社会犯罪组织布下的网络之中。

　　许多西欧国家劳动力紧缺，人口老龄化严重，移民政策严格，这为跨国犯罪创造了机会。发达国家对走私商品、非法劳工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跨国黑社会组织的成为了一种必要的实现途径。

　　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有大把闲暇时间和金钱花在妓女、毒品和走私商品上，花重金购买从发展中国家走私的肾脏器官，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犯罪行为缺乏免疫力。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不少失业警察加入黑社会开创“事业第二春”，他们走私香烟、武器、毒品、黑车，从事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

　　贩毒集团在发达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商品生产、配送和销售网络，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生产基地”，而欧美的金融巨头为了可观的利润全力帮助国际贩毒集团洗钱。

　　联合国2008年世界毒品报告《World Drug Report》中的图表显示，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开始剧增。自2002年起，在塔利班和美国支持的毒枭的促进下，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已经达到世界非法毒品的93%。为了隐瞒美国在毒品贸易中是共谋的事实，美国缉毒署的官员被要求避开稽查美国盟友的毒品交易。2012年，英国观察者家报采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后报导：美国的大银行为贩毒集团洗钱，金融机构参与的非法贩毒资金的洗钱所获得的3250亿美元，在全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维持了金融体系的运转。

　　到这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权力和资本寡头，已经发展到赤裸裸地勾结国际黑帮集团的地步;与之同时，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恐怖主义对外干涉一样，他们同样通过扶植各国的黑帮，深度影响目标国的政治、经济。

　　2011年上映的巴西电影《精英部队2》是一部极具思想性的电影。在第一部《精英部队》把矛头指向了巴西特有的贫民窟贩毒问题之后，《精英部队2》毫不留情地瞄准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

　　纳西门托原以为铲除了贫民窟的毒贩，犯罪腐败就断了源头，没想到制度的腐败非常顽强，他们会自动进入毒贩留下的真空地带，把肮脏的触角伸到贫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有线电视、网络，到水和煤气，腐败的政客们直接把手伸进穷人的口袋，而且还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征税……纳西门托想从内部反抗，连带他的儿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他在最后试图通过类似发动群众(议会演说、公开揭露罪行)的方式，扳倒了一帮腐败政客之后，却悲哀地发现，种种努力和牺牲的结果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而我们回看80年代以后黑社会全球化、变得更加猖獗，逐渐与权力和资本深度勾结的历史，不难发现几个重要的细节：

　　1、资本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不仅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分化，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加剧着贫富分化，从而为犯罪和黑社会的重新猖獗制造着温床。

　　2、经历了战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只是在被不断转嫁和转移，从未真正消除。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趋势，而借助黑社会制造的“影子经济”越来越成为资本寡头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

　　3、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资本积累高于一切”，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标榜的是“市场主导一切”，事实上没有公权力的支撑，市场不可能运作。而“文明”国家的公权力不愿意去自毁形象包揽一切带有明显罪恶特征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有必要留给“地下国王”们去完成……

　　当人们对黑社会的存在感到恐惧和愤怒的时候，还必须意识到《精英部队2》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黑社会犯罪出现的源头不是黑社会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