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午

　　昨天，看到吴谢宇弑母案二审开庭的消息，事件从2016年曝光至今，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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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根据媒体的报道，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是福州的一名中学教师，是农村“逆袭”成功、实现阶层上升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当时村里唯一一位上大学的人;吴谢宇的父亲吴志坚也是高材生，经历、状况与谢天琴有相似之处。因为是独生子，身为高材生、实现阶层上升的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更上一层，所以他们一家人对这个唯一的儿子给予厚望，大力培养，吴谢宇从小就成绩优异。

　　16岁的时候，吴父罹患肝癌去世，吴谢宇成了谢天琴唯一的寄托，在她的严厉监督下，吴谢宇终于在2012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大学期间成绩也一直都名列前茅。然而，即便在吴父病重垂危的时候，吴母也以不能影响学习为由，不让吴谢宇过多关心父亲。

　　吴谢宇的大学室友讲了一个细节，吴谢宇每天都会跟妈妈通至少一个电话，不仅他要向母亲汇报自己考了多少分，考得如何，他的学习如何，而且事无巨细的向妈妈汇报他是怎么花钱的。

　　旁观者很容易看出这样的母子关系是扭曲的，网络上有很多心理学的分析，将这样的亲子关系称为“共生绞杀”，笔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在这样的扭曲关系里，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很难形成健全的独立人格。

　　另一方面，在一切以“学习为重”的家庭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吴谢宇，也只能是对周围事物、对社会极端冷漠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即便学校的集体生活会参与塑造吴谢宇的社会人格，例如他在监狱里也会帮助他人，还会鼓励情绪低落的同监室人员，但是在一个整体冷漠自私的市场社会，这样一种人格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终于在2015年，谢天琴有一次偶然跟吴谢宇谈起父亲去世时的场景、伤心感叹生活没意思，又有一次谈起了偶像张国荣自杀的场景，据吴谢宇供述他认为这是母亲在暗示不想活了。于是，吴谢宇就开始网购作案工具，最终残忍地杀害了母亲，然后通过塑料膜、活性炭、除味剂将母亲的尸体藏在了家中。

　　杀害母亲之后，吴谢宇模仿母亲的字体给母亲任教的学校写了辞职信，以出国学习为由从亲戚那里借款140多万，然后去赌博、嫖娼很快将钱败光。由此可见，二十余年的教育教给吴谢宇是什么?——只有压抑之后的极端放纵。

　　其后，他通过网购的多张身份证潜藏国内，白天在教培机构上班，晚上在夜店当男模，直到弑母的罪行败露……

　　这是吴谢宇母亲的悲剧，也是北大高材生吴谢宇本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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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的发生，是围绕着吴谢宇及其家庭的一系列极端因素“共振”的结果，这一点网络上已经有很多讨论。

　　昨天，关于吴谢宇弑母案出现了三个热搜词条。其中，#弑母案吴谢宇自称考试机器值得警醒#这个词条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指责吴谢宇就是想把自己包装成“弱者”骗取同情，给“弑母”的畜生行为开脱，是在侮辱“考试机器”这个词……

　　针对吴谢宇弑母案本身而言，“考试机器”这个词当然是为了“开脱罪责”，吴谢宇所犯下的罪孽是无法宽恕的，唯有让他受到应有的制裁，才能警醒世人。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个体“特殊性”背后所潜藏的社会“普遍性”问题。

　　昨天晚饭，笔者带着孩子去小区一位邻居家参加一个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席间，家长们自然而然地又聊起了“鸡娃”的问题：

　　像笔者这种目前还没给孩子报过一门学科辅导班、也没有所谓“全程陪读”的家长，已经属于个别存在的“另类”了。有些孩子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初中阶段的英语学力，有些孩子是在小学阶段就完成了初中阶段的数学课程……

　　据说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到初中阶段，超前完成的学科大体可以保持满分或接近满分，这些孩子只需要专心地去“卷”其他学科。2022年北京市中考总分660分，加上政策性加分，仅海淀区655分以上的就高达517人;成都市大体也是类似情况，据说主城区今年中考要考到大约550分(满分710分)才可能上高中，其余的则要被赶到私营占多数的“毁人不倦”的中专职业学校。

　　现在体育成绩在中考中的所占分值越来越高，因此语数英的主科课外辅导之外衍生出了体育培训;听说美育要计入中考成绩，然后美术、音乐等培训机构更加火爆起来;就连劳动技能也有培训机构开始染指——讽刺的是，劳动技能一旦计入考试分值，考点可能就不是一般的家务劳动所能覆盖的。

　　不只是城市中产的家庭在鸡娃，笔者老家县城很多外出务工家庭，大多也在“勒紧裤腰带”让子女上辅导班。

　　很多孩子周末和寒暑假的学习负担比平时还要重，而且加重的还有家庭教育支出的经济负担。在经历教培整顿的寒冬之后，教培行业似乎迎来了更大繁荣，未来唯一的“变数”就是出生人口的断崖式暴跌。

　　笔者很怀疑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是不是真的在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当“德智体美劳”全部变成分数要求，最后只能变成“考试能力”的“全面发展”和教育产业的全面繁荣;“减负”政策下，学生的负担不减反升。

　　当然，并不是所有参与“鸡娃”的家长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教育模式存在问题，也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想这样“鸡娃”，然而，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社会贫富分化，你不“鸡娃”别人还是会“鸡娃”，最后只能逼着大家一起“鸡娃”。即便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很糟糕，教育的投入产出处于边际递减，读了大学也很难再实现阶层升迁，但考不上高中、读不了大学，对于绝大多数底层家庭就意味着绝对的“底层固化”;更何况那些已经通过考上大学“跃出农门”、跻身小市民阶层的家庭，又怎么甘心自己的孩子反而会出现阶层下降呢?

　　如此“鸡娃”，会不会培养出一个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如此“鸡娃”，带来的会是怎样的亲子关系?那些自己辅导过孩子的家长根据自身的痛苦经历，发明过一个词，叫作“远交近攻”，其间情景不难想象……

　　回到吴谢宇弑母案，某种程度上也是“鸡娃”教育模式下的一个极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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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以前一些西化的教育专家天天鼓吹美国式“快乐教育”，实际是美国家庭的“鸡娃”早已成为普遍现象。

　　美国中产家庭的鸡娃状况令美国本土的教育专家都不寒而栗，据说平均每10个美国大学生里就有1个出现抑郁倾向。“快乐教育”只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底层的谎言，本质上美国是一套精英教育模式，学区、学校的教育实力差距巨大，越顶端的家庭越能享受到优越的教育资源，中产阶级只能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孩子尽可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而以底层家庭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教育成本，只能是“快乐教育”口号下的放逐式教育。常春藤名校的生源大多来自那些中上层以上的富裕家庭，富豪的子弟哪怕“天资”再差，也可以借助父辈对校方的慷慨捐赠得以就读。

　　耶鲁大学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 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指出了一个现象，一旦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人生而不迎合父母和社会的期待时，耶鲁精英学生们就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试错成本”，事实上他们大都是家庭收入水平为全美前1%的人。

　　精英教育的本质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伪装。对于资产阶级来讲，精英教育是贵族制的翻版、特权符号的再生产，是精英阶层为了稳固自己的家庭私有财产的保障手段;而对于无产阶级、特别是自以为中产的无产阶级来讲，精英教育不过是给资产阶级输送更加优秀的“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让每一个无产阶级不得不或自愿地去“鸡娃”。

　　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由企业完全转嫁给了劳动者个人，并藉此助推了教育产业的兴旺，让教育产业资本开辟新的市场，而劳动者阶级则需“自觉自愿”地为劳动力再生产支付更高的成本，甚至不惜举债。

　　此外，工作日的延长，使得即便是中产阶级也没有时间自己去参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培训”环节，应试教育的专业化，也让一般的中产阶级不具备这样的培训技能，使得孩子课外学习和生活被迫离开家庭场所、转而使用“外包”，由此又怎么可能不造成孩子性格的扭曲以及亲子关系的恶化呢?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在整体冷漠自私的市场社会，社会关系再很难对扭曲的个体人格进行补偿和纠正，甚至反而助推了某种极端人格的出现。吴谢宇弑母案悲剧的造成，其实就有这样更大的社会性因素的存在。

　　当然，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教育的主体只能依托于家庭。社会化大生产一直在“重构”甚至“摧毁”家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超越个体家庭本身，“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意义越来越直白，一个人的教育养成过程更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重要的是：选择私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是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选择已然资本化、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劳动力再生产还是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联合体、服务于每个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的再生产;选择个人主义的社会氛围还是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人的再生产”是一种什么情形，其实很多人已经经历过。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以厂为家、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的王响所代表的工人二代就是在工厂大院的那种集体主义大熔炉中培养出来的，只是随着80年代的市场转向，到王响的儿子一代这样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逆转;70后、80后记忆中的儿时农村人际关系的融洽、人群的朴实，恰恰是农业集体化的时代遗产。

　　回到吴谢宇弑母案，即便吴谢宇的家庭以及他所经历的家庭教育情况再特殊，如果他的中学、大学，他周围的社会环境能够更多地传递给他一种健全的人格，他周围的亲戚、朋友、同学、老师如果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关心、帮助，弑母案的悲剧可能也能避免吧?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劳动力再生产会去额外关心的，而他们通常也只是把吴谢宇当作“劳动力再生产”失败品的另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