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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没两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出了歌剧《白毛女》，随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泪水和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的手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但毛主席在台下却说：
不，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1
李银桥曾经有过回忆：
随着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
如果我说一句“主席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种现象，从主席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越来越严重。
过去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主席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主席的安全却十分保险。
那时，人民和主席之间无任何距离，他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主席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哪。
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席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怎样地加强他行动安全的建议，也没有这方面的表示，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
主席有一次见不到群众，气的对我说：“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嘛!”
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
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
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也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
“主席，请坐下，我给您梳梳头。”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当时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有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主席则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主席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但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他与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
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决什么，但却愿意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回望银桥同志回忆中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天，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工人和农民开始了胜利大游行。
当群众一波又一波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腰鼓声声中，他们齐声向着天安门成楼上的毛主席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主席则站在城头上不断地挥手，喊到：
人民万岁!
当工人方队走过主席台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时，他高声回道：
工人同志万岁!
当农民方队走过时，他又是高嗓门地呼唤：
农民同志万岁!
开国大典的当天夜晚，主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举行欢闹的国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主席并没有参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进屋后，他一言不发，在卧室里安静的一个人抽烟，脸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的最高领袖，主席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警卫和工作人员见状，心生疑虑但也不便去打扰，只能在外面候着，看着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绪漂泊远方。
许久之后，卫兵实在等不下去，走进来问：
主席，想吃点什么?
他自言自语道：
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
卫兵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为什么在礼花齐放的大庆之日堕入惆怅。
卫兵安静了一会儿后便安慰他：
如果牺牲的战士们都还活着，他们也会为今天的开国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接着又继续对说：
主席，您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吧?
他则答：
不饿，没胃口。
卫兵把热好的麦片粥端给他，劝他吃几口，他也听话得吃了几口，方才感觉到饿，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两大碗。
吃完后，就看书去了，直到凌晨6点还未睡，后来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可还是睡不着，又让卫兵给拿了两片安眠药，但卫兵说没有多余的——保健医生为了他的身体，每天最多只给两片。
就这样，直到10月2号早上八点多钟，这位新中国的国家主席、亿万人民的领袖才沉沉睡去。
众人皆在欢庆、共度革命胜利时，他却在想些什么呢?
2
建国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他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他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他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3年，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罗斯·特里尔曾认为：
毛泽东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题写主席这段碑文的恩来同志，曾对主席非常欣赏的拉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也有过直接的负面评价：
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极为认可格瓦拉同志革命理念的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说的：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因而，一生作为革命者的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造反有理!
建国不至二十载，1967年1月6日，《文汇报》的文章曾得到已74岁高龄的主席的称赞，该篇文中有刊：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
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这样的革命思维，正是主席本人、也是中国革命的启蒙导师列宁所语：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他曾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时，他还曾强烈主张让此人当总理——康有为。
但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主席最终的观点是：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两面性及实践受挫，进一步暴露了青年主席在自我塑造前夕的思想矛盾，促使他下决心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彻底清算。
1920年9月到10月下旬，就在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理论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际，他组织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并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开始发生方向引领。
1920年11月底，27岁的他撰写了大量书信和文稿，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多年来的实践和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自我剖析，清理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
在哲学世界观上，清理了二元论哲学和“圣贤救世”历史观的影响，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
在主导思想上，深度清算了曾经占据思想结构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对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决否定;
在奋斗目标上，割除了过去曾经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正式喊出要通过“根本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口号;
在革命道路上，扭正了“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教育革命”等温和革命主张，明确提出要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在政治运动的组织领导上，打破了过去过度依靠学术组织、民间组织领导的做法，逐步清晰要建立一个以主义为引领的政党组织;
在斗争方式上，破除了过度依赖理论批判、集会游行、上书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的思想，坚定了根本改造、彻底革命的思想;
在发展视野和实践空间上，取代了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陈旧思维，形成了必须要树立国际主义并反对殖民主义的认知。
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是青年主席头脑风暴转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既标志着旧思想结构的解构与终结，也标志着新思想结构的建构与开始。
在给向警予同志的信中，他总结了一年来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
社会改良主义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年来，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费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但知音绝少，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各种改良主义的设想提出来，但是都没有根本的大影响和大改变。
由此他认识到：当时的湖南和全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
青年的他最终依靠的还是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亲自找到了那条通往困苦但也指向光明的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而这条路，始终贯穿了他的一生。
周遭熙攘人来人往，唯有坚持「继续革命」的他是不变的，从未及而立，到年逾耄耋。
3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次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只不过，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他点明“约五千名右派”，后来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还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
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的回忆显然是极为客观又真实的。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自会议一开始，主席率先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同与会同志讨论，进一步升华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
次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党内的政治风向走势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会上，主席继续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的批评，提出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全会公报上，主席还特地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他还提出：
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第二年的杭州会议上，主席再度由发扬阶级斗争精神、警惕修正主义而赞扬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
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
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
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他当时还风趣地说拿《红楼梦》举例，借冷子兴之口分析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就是这样垮下来的。
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因为防止干部集团的官僚化，继而防止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
故而，主席会把干部劳动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再一年后，党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
运动期间，他在北京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格外忧心忡忡：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中国，主席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随后，主席顿了顿，面情严肃地问金日成：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同志认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主席倒是给金日成鼓了鼓劲：
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又追问：
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主席回答：
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
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4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在毛主席和当年的那一批纯粹的“老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还是回到青年时。
早在1912年，19岁的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他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他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他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他终归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他是不变的。
哲学家南怀瑾有深刻体会：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过分析：
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青年时期的主席不大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时年20岁上下的这位图书管理员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地一致。
他彼时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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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席为之战斗抗争了几近一生。
从盛清至晚清，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深入基层、走访农村、看遍工厂、踏尽铁路、阅绝典籍、发动运动等一系列尝试都切肤深怀之后的主席，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
他们依旧是剥削阶层与“上流人士”，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洞悉到这一层，再看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述便很好理解：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同时，也才更能明晰历史为什么呼唤「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5
在年轻时的他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
这三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必须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
也就是《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基于此，主席终其一生不相信官权，他只相信权力只有为群众掌握，国家共同体的阶级景观才不会被分化和打破——恰似青年时的他不相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这种把人等同于“动物”的思想，却与主席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主席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也就是自他毅然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退学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自修持续了半年之久。
1936年，他在陕北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埃德加·斯诺则在陕北经过对主席祥密的采访、相处、观察后，得出了如下感叹：
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1947年4月，转战陕北的途中，他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的竟然是他的画像。
他问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
大嫂回答：
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当时那位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从三皇五帝到工农红旗招展，他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诉黎民百姓：
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
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
当一个15岁的农家女面对国民党的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
一个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毛主席率领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感动了上苍——这个上苍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前文提及的建国后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他还曾在会上说：
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
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靠这个酸菜!
在那次讲话里，他还说出那句著名的话：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1965年8月3日，重上井冈山后三个月有余，主席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
我认为在毛泽东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淡然回答：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中国的毛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1927年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他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他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
共同体的守护者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亦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毛泽东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更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艾萨克·多伊彻曾经指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毛泽东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的视界中，自古乱中国者，非夷狄也——自东汉起，中国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其中的“产”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
因此，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会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如果不重视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那么，这本书，就将成为诸位的来日之祭。
他会严肃指出：
在历史上，朴素的社会战胜“文明”的社会，不脱离生产与战斗的体力劳动者战胜脑力劳动者，下等人战胜上等人，农村人战胜城里人，乃至边疆战胜中原，这也是一条规律。
因为有知识的人未必有热情、意志和信仰。因此，文明的进程不仅是一个提升劳动者“素质”、文化水平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热情、信仰与意志力的过程。
不仅劳动者要知识化，提升自己的素质，知识者也要向劳动者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
1959 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愚蠢些。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主席更是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后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他主动问道梅白：
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
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主席笑着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6
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当年10月3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再度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接下来怎么办?
他真的几乎要没有办法了。
秘书员王力同志有过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
方壮猷先生也有过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
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
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
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正如那个大名鼎鼎的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竟然声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叹：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国立业近三十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1971年，78岁的他对同志们这样说道：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跋
斯里兰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曾在主席逝世后写下这样一首诗，特摘于此：
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
我的现在幼小的儿子问爸爸：
毛泽东……是谁?
我要回答：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没有逝世，毛泽东决不会逝世，
也没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
生老病亡，人生有常。
毛泽东不是尘世的过客，
而是先进思想的化身，指引你我的解放。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
他，属于全世界，
他，心怀全世界，关心我，也关心你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是权贵的敌人。
我决不说，永远不会说
毛泽东在世时，曾经……
而是说：毛泽东正在……
马克·吐温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主席，终归是不一样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第一人。
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义者、特权集团和个人利益集团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因此，只有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挑战旧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官国”腐朽体制。
无论是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始终顽强地与各种形式的官僚特权(生活特权、政治特权，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作不懈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严厉打击各种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的滋生和蔓延。
主席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美国学者鲍大可曾评论：
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缅怀主席也是感恩导师的日子里，不想多谈那段空前浓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泼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达一种理解。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国”，其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金融时报》还评价道：
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中国。
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
“继续革命”其实是防御性的、焦虑的、悲观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胜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越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则认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胁，领导人都不禁为特权而动心，并成为剥削者，尤其是当他们本身往往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受到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时。
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定期重新开始革命，从暗中篡权者手中重新夺权，动员人民，他们的积极性能增强生产财富的能力。
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
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八十三载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体，后三十年革命解放灵魂。
他有过私欲吗?他有过私情吗?他有过私财吗?他有过私军吗?他有过私敌吗?他有过私党吗?
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为「公」，一生为「民」。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主席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一生痛失七亲，血脉付诸革命，连儿子都推上了战场，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使用“特权”……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约瑟夫·伊谢里克曾把列宁和毛主席这两位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作了区别，他认为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的毛泽东则更敏锐和深透，他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里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层。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悼念主席时说的一番话对我们也许同样有启发：
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毛主席，人民想您啊!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谱，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您万岁，您却说“人民万岁!”
您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您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您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您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您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您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您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您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一百三十载，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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