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独占鳌头，靠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物质力量，其政治和文化力量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末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维新派思想深度不够，只知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只把中国落后的根源放在“技”的层次上。而革命派则不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深刻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查落后基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者则从制度层面打碎进步的最大桎梏，终于使中国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伟大进步。我们需要重新深刻认识这些伟大进程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推动中国实现新的伟大进步。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冷战后全球化时期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遭遇颠覆性挑战，矛盾、冲突不断深化、扩大，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一派不安、动荡景象。现实沧桑巨变，观念自然不能一成不变。采取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态度，立足斗争，未雨绸缪，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是当务之急。

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基本特点

　　一、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转折的新时期

　　首先，世界经济相对平稳、快速发展的时期结束。事实上，自2008年前后开始，整个世界经济就已进入一个长期动荡、危机时期。至今，多种不利因素共振，世界经济面临更大下行压力，危机深化。同时，由于全球化导致的严重全球社会分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强权主义等因素明显发展，各国国内社会矛盾普遍趋于尖锐并向国际扩展，世界政治整体进入危机时期。

　　其次，在此大背景下，全球化趋势受挫，全球化秩序濒临垮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发展模式失去主导地位，保守主义日益膨胀，画地为牢，以邻为壑趋势愈演愈烈，导致一些国家间的经济矛盾明显加剧，甚至使经济关系从压舱石变成了导火索。总体而言，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关系面临深度调整，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将呈现出与全球化时期极为不同的面貌。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同样发生深度调整，国际政治关系深度洗牌。第三世界国家严重分化，特别是中国难以继续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自居，事实上已成为准超级大国，以往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面临新的问题。美国优先的口号使美国与其某些盟友的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美国同盟体系的经济、文化、价值观、安全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中、俄基于安全关系总体走近，事实上形成了某种新的东西方对抗关系，中间地带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此外，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霸权政策从规制主义向强权政治回归，国际关系几乎失去所有遮羞布，充分暴露最原始、最底层状态，国家之间的斗争明显趋于尖锐。

　　二、中美面临历史性对决

　　无论中国如何阐述、宣示、解释、论证和平崛起、不挑战美国霸权、不走国强必霸老路等良好理论和意愿，但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的客观必然结果就是与美国争夺国际权力和利益。显然，美国的国际政策是以历史经验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的，又得到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海权论、空权论等战略理论的支撑，不可能从力量对比以外的因素比如语言表述考虑问题。近年来，美国正式、明确将中国确定为头号对手，一些鹰派人士甚至宣称中国是美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之重大威胁。而且，美国内斗虽剧，但在对付中国上却高度一致。目前，美国已用除传统战争之外的几乎所有手段，从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政、外交两个层面对中国展开全方位打压。目前，美国对华打压的重点在经济领域，一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全方位施压大量夺取中国财富，试图重现近代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割地赔款的关系。

　　从长远看，美国的基本目标是打断中国崛起进程，从力量对比上彻底消除中国“威胁”。同时，改变中国体制，推行普世价值。在具体事务中美国可能时而唱黑脸，时而唱白脸，二者交替使用，但根本目标绝不会不会改变。显然，现在中国已进入世界擂台中心，中美对决必分胜负，我们对此不可抱任何幻想。

　　三、时期特点不等于时代特征

　　客观形势需要我们深刻重新审视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认识国际形势，一个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就是时代问题。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两个突出的混乱认识。一是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相混淆，即把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当成时代特征，二是把时代与时期相混淆，误把短暂易变的时期特点当成长期稳定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概念上看，主题就是主观上认为要重点解决、重点关注、重点研究、重点论述的问题，是主观层面的东西，不是客观事物呈现出来的特征。现在把时代主题与时代特征相混淆的认识广泛存在，有必要加以澄清，否则容易造成对基本形势的误判。

　　其次，从客观现实看，冷战结束后，世界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全球化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两大集团对峙局面消失，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世界革命也处于低潮。同时，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扩张，生产社会化水平达到全球规模，世界经济联系普遍加强，自由化、一体化趋势明显，世界总体呈现繁荣景象。但这只是一个为期三十年左右的时期的突出特点，而不是大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回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必然导致机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明确阐述，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是一个以垄断为根本特征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必然发动战争的时代，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发生。但战争并不是一刻不停，当然会出现战争与和平的交替，革命与反革命的轮回，从而形成若干或长或短的不同时期。全球化时期就是一个战争和革命因素较小，世界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已经结束，大动荡时期已经开始。帝国主义时代仍在延续，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规律必然继续发挥作用。

对战略方针的思考

　　一、适度收缩，以退为进

　　中国已成为准超级大国，那么中国是否应该以一个准超级大国的身份行事呢?事实上，中国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实力，也没有领导世界的必要。从历史经验看，美国1895年GDP就已达到世界第一，但仍长期实行孤立主义，特别是避免卷入旧大陆的矛盾纷争。直到1945年，美国才因二战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领袖。从GDP达到世界第一到成为小半个世界的领袖，美国足足等了50年。而取得全球霸权则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的事，又过了差不多50年。中国GDP现在还没有达到世界第一，参考美国的历史经验，离领导世界至少还有50—100年时间。这只是从经济角度看的，从文化等角度看，恐怕距离更大。而且，美国这样的全球霸权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事，在它之后没有单一的全球性领导力量从而形成多极格局是大概率事件。此外，领导世界既可能名利双收，也可能分散、透支国力，更难免树大招风，不堪其扰。所以，中国不必以领导或治理世界为己任，力所能及地适度发挥作用即可，避免过多进入国际纷争。再者，世界发展趋势非中国所能左右。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剧烈的范式转换，旧潮流逐渐退去，新潮流强势来袭，中国应冷静观察，顺势而为，没必要死抗全球化大旗。第三，力量不能过度伸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个伸展力量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必然引起霸权国家及其同盟的警觉和反制，美国全力遏制中国与此有很大关系，最近的峰会宣言也反应了北约的担心。可以预料，美国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打断、破坏一带一路进程。对此，中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收缩，重点经营某些关键节点，不求全面开花，防止遭受更大损失。同时，集中力量于东亚和西太平洋，务求在此决定性之方向实现决定性之突围。总之，总体上还是要坚持不扛旗、不当头的方针，把握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平衡，对世界事务适度超脱，集中精力全面增强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内的软硬实力，集中力量于最关键的地缘政治方向，以便在历史巨变和重大考验中维护安全，突出重围，持续发展。

　　二、积极打好“名为和平的战争”

　　毋庸讳言，从广义的概念上看，从战争的最高形态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与美国的战争状态。尼克松在谈到美苏冷战时曾深刻指出：

　　【“我们陷于一种名叫‘和平’的战争之中。这是一场尚未结束而且可能将绵延几代人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涉及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自由，而且是这个世界的命运。和平能否持续下去，取决于美国的行动。”(《1999：不战而胜》，长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第14页。)】

　　这就是中美之间目前的状态。也就是说，这场新的“名为和平的战争”已经开始，它与美苏之间的冷战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一样。所以，怎么打是当前中国安全的核心问题。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承认并接受现实，用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第二，要意志坚定，态度坚决。回顾历史，不得不打又迫切求和是中国历史上面对外敌屡战屡败、屡试不爽的重要根源。在打的过程中和谈当然可以，合作也不排除，但和谈、合作、和平不是求来的，是打出来的。第三，要积极地打，而不是被动应付。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战和积极抗战的不同效果、结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完全可以、完全应该运用在当前的斗争中。第四，重新审视中国与外部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主要放到国内，利用而不是依赖外部条件。一方面防止受到外部制约，一方面防止不得不扩张。第五，把握好生产与需求的平衡，防止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全球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许多国际矛盾和冲突都由此而生。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但那指的是生产力的质的飞跃，而不是生产能力(产能)的盲目扩大。要把握好生产与需求的平衡，一方面要控制产能，另一方面要扩大需求。而要扩大需求，就不得不涉及社会正义问题。事实上，巨大的贫富差别是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巨大的需求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所以，缩小社会分化不仅是当前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现实的经济问题。第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独占鳌头，靠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物质力量，其政治和文化力量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末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维新派思想深度不够，只知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只把中国落后的根源放在“技”的层次上。而革命派则不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深刻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查落后基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者则从制度层面打碎进步的最大桎梏，终于使中国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伟大进步。我们需要重新深刻认识这些伟大进程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推动中国实现新的伟大进步。

　　三、做好在非和平条件下发展的准备

　　在可预见的未来，和平局面被打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所以，从现在起必须加强战备，刻不容缓。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遭受侵略战争，与中国做了充分的战备工作有极大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把不发生世界大战作为和平的标准和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前提。

　　现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但问题在于，第一，不发生世界大战不等于安全;第二，中国不能指望永远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不能奢求世界永远处于和平状态。回顾历史，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都不是世界大战，但都使中国遭受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灭顶之灾。即使甲午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也足以改变国运。所以，即使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也必须备战，备战的目标不是打赢尚且遥远的世界大战，而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各种形态和规模的战争。

　　备战首先是思想，战略备战。即充分认识到发生战争的可能，拿出不怕战争，坚决战斗的胆识和意志，立足于以有力的战备措施来阻止战争的实际发生。同时，深入研究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战略、战术，争取在战略、战术层面高敌一筹，至少不能在这个层面未战先败。为此，要认真考虑出台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战略性报告的问题。

　　其次是经济备战，即经济建设要考虑到战争的需要，预先布局。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体系应急能力和战略物资、战略设施储备的重要性。社会、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发展措施不能只以经济效益为准绳和目标，要充分考虑战争需要，考虑国家安全需要。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和产品、设备，一定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当前，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要下大力气促进粮食生产，充分保护本国农业。

　　第三是军事战备。在充分认识战争形态、作战方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列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未来最具危险的战争很可能发生在我国周边海域和沿海地带，因此海军、空军、火箭军将起主要作用。而现代战争离不开太空和网络，因此太空军和网络军的组建刻不容缓。主要对手的整体军事力量无疑在中国之上，但对方全球布局，力量分散。在某一特定地区，中国军事力量超过对手不是没有可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我周边海域乃至西太平洋形成军事优势并取得制海权。

　　【任卫东，察网专栏学者，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