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才溪乡因在乡苏维埃选举、扩大红军及发展经济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得到中央苏区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嘉奖，被誉为“第一个模范区”。当年11月下旬，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任上正好两年的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从红都瑞金出发，沿着汀江，步行数日，来到才溪，调查“乡苏”(乡苏维埃)工作，写出了《才溪乡调查》。从这个具体生动的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和领会到，农民一旦组织起来，立即显现强大的革命力量、红色民主政权的强有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旺盛的萌芽和创新发展的新型强劲的社会生产力。唯有领袖毛泽东十分了解和重视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公开称赞才溪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模范”在哪里呢?“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地方”。

　　1933年，才溪乡(上才溪和下才溪)共1026户，4928人。才溪乡是“扩红”(扩大红军)的先进乡，全乡16至55岁男子共1310人，出外参加红军的多达1011人。这样，才溪乡的常住人口只剩下3817人，几乎全为老弱病残和妇孺。但乡苏维埃还是下设了多达17个的常设委员会，分别为：扩大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慰劳红军委员会、查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山林委员会、逃兵归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备荒委员会、户口委员会、教育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委员10至20人不等，有的乡委员会还下设村委员会。此外，还有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可以说，在当时的才溪乡，找一个与“组织”无关联的漏“网”之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80多岁的老红军林攀阶曾回忆说：“当时白天搞生产，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经常是扩大会议，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为大家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以才溪乡的模范事迹，为全苏区树立了具体榜样，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重要问题，从而用铁的事实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污蔑根据地不可能进行建设的瞎说，并有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在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仍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才溪乡 1933年11月26日

　　卓兴华 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纪光 上才溪文书

　　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才溪乡调查》共分7个部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其基本内容是：

　　关于行政区划，“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8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其中，上才溪523家，2318人，分为4村;下才溪503家，2610人，也分为4村。

　　关于上下才溪两乡的乡苏代表会议，是从代表数、代表团(代表主任)、代表与居民的关系、代表的政治表现、代表的调动与补选、女代表6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的，“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10多人的，20多人的，30多人的，40多人的，以50多人的为最多。”“去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个代表中，女的16个，占30%。下才溪73个代表中，女的21个，也是30%。补选以后，至今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个代表中，女的33个，差不多占了60%。下才溪73个代表中，女的43个，也是60%。”“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关于此次选举，主要有如下情形：由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在候选名单上，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以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选举大会，选民到80%，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20%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选举期间，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在选举大会上还鼓动买公债，动员当红军等。“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

　　关于乡苏下的委员会，有10多个，如拥护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查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山林委员会、逃兵归队委员会等，各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等，或上下才溪均5人，4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5人;或两乡均为数人，村无。“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20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予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关于扩大红军，“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即“(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70%。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关于经济生活，《才溪乡调查》一文从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7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劳动力问题：大数量的青壮年男子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因此，耕种主要依靠女子。“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相互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5人，主任筹划一乡。4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本乡劳动合作社，1931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消费合作社：全区8乡有14个消费合作社，上才溪2个，下才溪3个。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60%，下才溪90%。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合作社第一好”是当时的普遍舆论。这样，“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粮食合作社：才溪粮食合作社原名粮食调剂局，1930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8个局，共有股金1810元。“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3月莳田时与5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犁牛合作社：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两乡约20%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才溪人民的日常生活，“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以前多了。”暴动前和暴动后比，“吃饭改善了100%(3个月米饭与6个月米饭之比)。”“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200%。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年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不断施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暴动前5个人的家庭月吃盐5斤者，今年11月只吃1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才溪乡的物价情况，谷、猪肉、鸡、鸭、鸡蛋、鸭蛋、猪油、石灰、豆子、烟、茶叶、菜油等，暴动前和暴动后比，前后略同;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纸、木因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铁、布、盐、洋油等，现均比暴动前贵一倍或数倍;“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现洋，“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才溪乡销售经济公债的情形，“新划的才溪区，8个乡，2188家，8782人，共承销公债13600元。”上才溪销4000元，下才溪销4146元。“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以及在两乡全人口4928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女子出去工作的有29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就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关于文化教育，上下才溪均设有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俱乐部、墙报、识字牌等多个或多处，且有详细的内容及具体的办法规定等。

　　以上就是《才溪乡调查》一文的全部主要内容。由于文中所述相当具体和琐细，体现了毛泽东对底层群众生活的细致关心和细致调查，以及对苏区生产的周密安排。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凡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的方法，就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能在革命运动乃至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性地解决一切问题。《才溪乡调查》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前的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在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发生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而“左”倾领导人则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接着便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已经被解除了党权和军权，仅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从前线调回了后方。毛泽东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因得不到发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付出了失败的沉重代价。“左”倾冒险主义者还积极推行“过左”的经济政策，对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际的工作和内容却是不管不问，对政府任务与计划的执行也无好的措施和办法，只知道一味地发布命令和决议。毛泽东的“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对当时“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尤其振聋发聩;在当前深入贯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或许是久违了的新思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毛泽东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出发，第一次阐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向全党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

　　有人说，毛泽东是历史力量的化身。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广泛久远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并给整个世界以强烈的震撼。可以说，历史老人选择了他，劳动人民选择了他，他领导劳动人民创造了新的历史。

　　当年，才溪区曾有30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占当地青壮年总数的80%。后来，才溪就有了“九军十八师”的美誉。“九军十八师”是一个英雄群体，是3000多革命志士的杰出代表。据统计，才溪有少将以上的军级干部是1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有4名，地师级干部为17名，人们把才溪誉为“将军之乡”。

　　才溪，是很著名的革命老区。毛泽东曾经3次深入到才溪乡，写下了光辉的《才溪乡调查》，其意义重大，内涵丰富而深刻。值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才溪乡调查精神，创新工作思路，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做时代的尖兵和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