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规定：禁绝种烟，少数民族地区可有步骤慎重执行，禁止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事情，违者从严治罪；限期缴出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并由政府酌予补偿；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如隐不登记，或逾期而犹未戒除者，则予以处罚。各级卫生机关，应配制戒毒药，宣传推广有效的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从人民政府严禁鸦片烟毒到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禁毒，大体经历了三年时间，到1952年底，在旧中国肆虐的种植、制造、贩卖、吸食烟毒活动被基本禁绝。

敢叫日月换新天，新中国是如何在三年之内铲除为祸百年的鸦片毒品？

毒言毒语

        鸦片是祸害我国上百年的毒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毒品自产自销大国。清朝、民国都曾开展过轰轰烈烈的禁毒战争，却都以失败告终。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短短的三年就打赢这场与毒品的战争，这是如何做到的，这就是本文所要讲述的。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上面这副对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广为流传，此时的旧中国，鸦片泛滥成灾，吸食人群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各路军阀为了筹集军费，无不种植和贩卖鸦片，连著名的爱国将军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也不例外。

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众所周知，蔡锷是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自然设法逃回云南，与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一起誓师讨袁。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护国战争。然这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云南又是著名的穷省，而之前民国禁烟已经使得政府财政接近崩溃，这打仗的钱怎么筹措？　　
        为解决军费不足的困境，云南都督唐继尧在云南采取了开放烟禁的权宜之策，“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此为民国西南鸦片开禁之始。至此之后，西南烟毒重新泛滥，直接影响到整个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

　　　　在一切为了共和“一切为了共和”——在神圣的口号之下，云南鸦片流向了全中国。当然，云南当时本是罂粟（鸦片原植物）种植大省，护国军有此行为也不足为怪。在1927年的前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而另一个鸦片重灾区就是四川，当时统治的军阀甚至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民国时期，除了吉林、山西少数省份，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种烟土地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

　　制毒贩毒者约有5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仅华北地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北京、天津2市就有毒贩1万多人。西安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贩毒，有的小镇仅有万余人口却有毒贩500多人。

　　至于鸦片烟馆更是到处林立，仅昆明一市即有烟馆1100多家。全国约有烟民2000多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4．4％，而在贵州省高达21．42％。众多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道德沦丧，家破人亡。

　　以上可见，旧中国的毒品已经泛滥成灾，尽管民国政府也曾下决心打击鸦片毒品，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态度，禁毒运动成为了纸上谈兵。新中国成立 后如何开展禁毒斗争，已成为肃清旧中国遗留污毒、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燃眉之急。

01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全同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毒工作。

　　1950年云南昆明禁毒大会现场

　　在具体查办毒品的时候，新中国采取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方针。在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进行了检举揭发。尤其是，在当时非常重视贩毒人员的检举揭发工作。像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

　　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

　　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

　　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06,第134页】　　　

　　当时，全国禁毒斗争初见成效。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

　　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因而鸦片价格大跌，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但是，由于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场依然存在，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更铤而走险；产地禁种使得存货“浮出水面”及境外货走私入境，所以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02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

　　在具体执行当中，那时更是充分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一般来说，只要有检举立功表现的贩毒人员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要是死硬到底则要受到严惩。于是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毒贩一落网就立即进行积极检举，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毒品交易网络便倾刻土崩瓦解。

　　全国的禁毒运动也取得了巨大胜利。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犯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泛滥之祸害，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随后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对鸦片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

03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没地下烟馆和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代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

　　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予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的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尽管改革开放后，海洛因、冰毒、麻古等新一代毒品又卷土重来，但我国禁毒的态度依然没变，贩毒必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