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秋之际，我国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农业浮夸风”，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许多人把“浮夸风”的责任强加到毛主席身上。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本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国农业在粮食产量上的基本目标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1]，并且这里指的是“年亩产量”，而不是“单季亩产量”。

　　1958年2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预计，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粮食增加了五十亿斤，达到三千七百亿斤”。

　　根据这种情况该报告提出，
　　“一九五八年粮食的指标为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比上一年增加二百二十亿斤，增长百之五点九”。[2]

　　根据后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粮食产量分别为3,855亿斤、3,901亿斤和3,953亿斤。[3]这说明上述报告中的数字是符合实际的。

　　1958年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对一九五八年第二本帐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的1958年粮食产量第二本账的指标为4,397亿斤。该报告说：
　　“这本帐是否完全合乎客观情况还需要好好地看一年，看过这一年之后，再制订一九五九年的汁划，我们的把握将会更大些。”[4]　　该报告中的粮食产量指标比1958年后来公布的实际产量(3.953亿斤)高11.2%。作为第二本账，这样的数字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1958年全国能够按照上述文件中的指标执行的话，是不应该出现大问题的。

　　5月23日八大二次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过了仅仅十五天，6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卫星，今年有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5]这一数字比一九五四年冬小麦世界纪录的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高出40%以上。由此开始，一股强烈的农业浮夸风刮了起来。

　　6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又报道：湖北省襄阳专区小麦大面积丰产亩产1500—2000斤成为普遍现象;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一点一亩小麦试验地，亩产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七斤。

　　随后，6月11、12、16、18、21、23日，人民日报都在在第一版分别报道了河北魏县、河南省遂平县、湖北省谷城县、河南省商丘县、辉县、湖北省谷城县的高产纪录。

　　6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正在力争创造今年稻谷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纪录。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这些试验田时说：稻谷亩产万斤，这就是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既然小麦能够亩产四千多斤，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事情总是这样：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一数字是一九五四年冬小麦世界纪录的3.4倍。

　　这股席卷全国的农业“浮夸风”，引起了毛主席的严重关注。

　　7月3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同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批语。毛主席的批语说：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即早稻)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6]

　　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强调：早稻(早稻产量高于冬小麦)“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这无疑是对《人民日报》关于小麦亩产几千斤的连续报道的严肃批评。毛泽东强调：这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就此问题，毛泽东同一天向当时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做出批示：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7]

　　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毛泽东对浮夸风作了严肃批评以后，各有关方面的反应

周恩来的反应

　　据《周恩来传》记载：

　　1958年7月7日，周恩来同新会县青年周汉华的谈话中，特别问到有没有亩产超千斤的水稻，周汉华说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没有说话。在这期间，毛泽东批评某些地区报告粮食产量不够实事求是。周恩来回到广州后，立刻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要求他们在报粮食产量时一定要避免虚假，保证社员的口粮，不要损害群众的利益。[8]

　　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刘少奇的反应

　　据人民日报7月30日报道，7月12日(毛泽东做出批评浮夸风的批示九天以后)，刘少奇在天津赴济南的列车上和江西省都昌县赴京团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以下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原文)

　　“你们那里的最高产量有多少?”少奇同志问。

　　“我乡有个水稻丰产模范社，1957年平均亩产一千多斤，最高的达二千多斤。”西田乡党总支书记占开章同志说。

　　“那很不错呀!”少奇同志笑着说，又继续探问我们：“粮食增产有没有个顶——有没有个限度呀?”

　　“增产永远也不能到顶，我们要一跃再跃，三年之内我们要搞双千斤县，还要搞万斤亩，更高的……”大家干劲十足地说出自己的打算。

　　少奇同志伸出大拇指鼓励我们：“对，就要这样干，今年跃进，明年再来一个大跃进，后年还要大跃进，只要不断地跃进，我们赶英国就快了，这样我们中国变样子就快得很呀!你们说对不对?”[9]

　　毛主席做出批示11天以后，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10]，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毛泽东认为“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而刘少奇的上述言论显然根本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放在眼里。

陶铸的反应

　　毛主席的批示是针对广东省的，广东省属于中南局。毛泽东作出批评浮夸风的批示十二天以后，7月15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写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毛泽东七月三日批示中说：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而陶铸在他的文章中说：广东“被认为是最落后的许多地区，今年(早稻)不是一下就超过四百斤了吗?早稻产量超过一千斤的，也已经是成千上万亩了。”“高产作物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广东早稻“已有亩产两千斤的，今年晚稻一定会有更高的产量出现”，“全年水稻亩产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种粮食作物，全年即可达到一万斤。”“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对自然地认识是极为贫乏，他们的论断才是主观主义的。”[11]

　　看看毛泽东的批示，再看看陶铸的文章，我们就可以明白，陶铸的文章实际上把批驳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的批示。

谭震林的反应

　　毛泽东的批语是直接写给谭震林的，谭震林是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工作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农业发展纲要做大会报告的就是谭震林。对毛泽东所批评的农业浮夸风，谭震林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毛泽东作了批示后，8月11日谭震林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文章说：

　　“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长。夏季丰收，大面积的成倍的增产，特别是亩产六、七千斤的小麦“卫星”上天，把过去许多陈腐的观点打破了。过去人们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现在证明不对了。小麦既然能够由低产变为高产，其他作物为什么不能高产呢?”[12]

　　接着，八月十六日谭震林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谭震林在文章中置毛泽东关于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的批示于不顾，写到：

　　“今年早稻看起来大面积的丰收会出现，千斤亩，千斤县都可能出现。安徽的春稻，我看千斤亩不少，其中五千斤、六千斤、七千斤、八千斤亩也会出现的。”[13]

　　毛主席的批示是写给谭震林的。显然，主管农业工作的谭震林也根本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放在眼里。

陈伯达的反应

　　毛泽东的批语直接写给陈伯达(《红旗》杂志主编)的，毛泽东7月3日要求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赵紫阳的信。但是，7月16日和8月1日接连出版的两期《红旗》杂志，都没有发表这封信。毛泽东的批语是批评浮夸风的，这点陈伯达非常清楚。在知道了毛泽东7月3日的态度后，陈伯达在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于光远的文章,文章继续宣传浮夸风。文章说：

　“据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五省不完全的统计，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试验田就有二十万亩，其中有许多亩产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七千三百三十斤的记录。根据一九五四年苏联卢克亚钮克所著的《如何获得冬小麦的高额丰产》记载，当时冬小麦世界纪录是每公顷一百一十八公担，即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我国农民在今年夏天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已为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四百九十。”[14]

　　陈伯达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不但仍然没有按毛泽东的批示办，反而发表了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继续宣传浮夸风，并且把这篇文章作为这期杂志的第一篇文章。

　　由于陈伯达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批示，7月30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会谈前又做批示：

　“陈伯达同志：此事(指发表赵紫阳的信)请你处理，我来不及了。”[15]

　　在毛主席的催促下，《红旗》才于8月16日发表了赵紫阳的信。但是同时陈伯达在这期《红旗》杂志更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谭震林的前述文章《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显然陈伯达对毛主席的批示是阳奉阴违的，实际上是抗拒的。

人民日报的反应

　　在毛泽东的作了批示之后：

　　7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早稻亩产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7月13日第一版头条报道：江苏省句容县西城农业社六千七百多亩水稻和江苏常熟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科的六十八亩水稻，明年大面积丰产指标都高达亩产二万斤，湖北谷城县乐民农业社一千亩小麦、新气象五社一千亩小麦、河北省南和县胜利农业社一千亩小麦、邢台县东牛角庙村农业社二百四十亩小麦、河北定县韩家洼社六十亩小麦、江苏常熟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科二十五亩小麦，明年都要达到大面积丰产平均每亩一万斤到一万二千斤。

　　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藻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小麦产量的文章称：我们计划明年创造小麦亩产二万斤的新纪录。

　　7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连坂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每亩收五千八百零六斤。收割时，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叶飞特前来祝贺，并参加了打谷过秤和监收。

　　湖北利川县平镇乡双龙社第一生产队马铃薯，平均亩产三万八千二百五十斤。河南西平县猛进农业社亩产小麦七千二百零一斤。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称：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后来又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农业生产的浮夸风有增无减。

　　7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逼近万斤大关。

　　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在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浮夸风之后，由于一些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根本没有把毛主席对浮夸风的批评放在眼里，浮夸风不但没有被制止，反而更猛烈地刮了起来。

　　在农业浮夸风的宣传声中，北戴河会议前谭震林1958年8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的文章。文章说：今年的夏季大丰收，是我国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截至6月底，全国夏粮的增长率达到69%，河南、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及北京市增产1倍到两倍以上。

　　“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长。”“夏季丰收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争取秋季作物更大的丰收，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的。明后两年我国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也是可以预计到的。”

　　在3—5年内，全国人民将有足够的口粮、足够的饲料、足够的工业用粮和足够的储备粮。他预计：
　　“我国人民在粮食、肉类、油脂、食糖、布匹等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方面，赶上世界上生产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已为期不远了。”“这个胜利，已经推动了并还将更迅速地推动着我国整个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6]

　　在浮夸风的影响下，1958年8月举行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对我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做了错误的估计。这次会议发表的新闻稿说：这次“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17]

　　根据后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3,953亿斤，人均粮食占有只有299公斤，仅仅只能满足社会对粮食的基本需求，远远达不到人均粮食安全线的标准(360公斤)。但是按北戴河会议的估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却达到了“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一千斤左右”(即500公斤)，远远地超出了360公斤(粮食安全线)标准。

　　根据这个错误估计，这次会议做出决策：

　　“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围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1958年12月，谭震林和廖鲁言在给中央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说：

　　“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千五百亿斤。这是经过备省、市、白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

　　中央于12月7日批转了这个报告。[18]根据这个报告，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提出：全国粮食产量“1958年预计7500亿斤，1959年计划10500亿斤”。[19]根据这个决议，人民日报1959年元旦社论宣布我国1958年“粮食将达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1959年“粮食从1958年的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20]

　　1958年夏秋之际刮起的农业浮夸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使得人们对粮食产量做出了过高的估计，并使人们产生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错觉。正是在这种“高估产”和上述“错觉”的影响下，人们对1959年的粮食产量也做出了“高估产”并对1960年的粮食产量存在着不切实际的预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导致了党和政府在这一期间的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偏差，造成了严重后果。

　　以上就是围绕毛主席批评“浮夸风”一个批示所展开的争论的情况。这种情况说明：在1958年夏秋之际“浮夸风”刚刚刮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对“浮夸风”做出了严肃批评，试图遏制“浮夸风”。但是一些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批示采取了阳奉阴违、抵制、违抗的态度，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毛主席的观点。

　　毛主席看到了他的观点在党内很难得到执行，就于1959年4月直接向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发出《党内通讯》，公开向全体干部表明了坚决反对“浮夸风”的态度：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干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21]

      注释：

　　[1]《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

　　[2]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8年2月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1册，第99、108页。

　　[3]《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170页“主要农产品产量”。

　　[4]《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对一九五八年第二本帐的报告》，1958年5月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1册，第327—328页。

　　[5]《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以后所引用的人民日报均见当日《人民日报》

　　[6]《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02——303页。

　　[7]同上，第303页。

　　[8]《周恩来传》(下册)，第1407页。

　　[9]人民日报1958年7月30日第六版，《幸福的夜晚，难忘的会见》

　　[10]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1]发表于红旗杂志1958年第五期(8月1日)

　　[12]人民日报1958年7月11日。

　　[13]红旗杂志1958年第6期。

　　[14]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

　　[15]《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03页。

　　[16]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2卷)》，青岛出版社，第140——142页。

　　[17]《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新闻稿》(1958年8月31日新华社发);《建国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1册，第465页。

　　[18]《中共中央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1958年12月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1册，585——586页。

　　[19]《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1册，第633页。

　　[20]《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1册，第3、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8——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