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22日起在全中国发行

1968 年七十五岁

　　1 月1 日两报一刊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 月6 日下午，审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批示：“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在新闻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社论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新闻稿和社论发表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 月8 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最近由国家验收。
　　1 月11 日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稿。
　　1 月12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工作汇报。谈到云南有八百人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时，毛泽东说：不够，再来八百人。
　　1 月16 日阅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反映一九三二年《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的来信。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 月25 日中共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批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支左不支派。”

　　1月26日毛主席和林彪接见总参总后空军二炮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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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30 日阅黑龙江省革委会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批示：“康生同志：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 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黑龙江的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2 月4 日阅周恩来、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治本日送审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周恩来等在送审报告中说：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并告林彪同志。”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 月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2 月7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胡志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在座。谈到越南的抗美战争，毛泽东说：过去有许多人总认为，越南打不赢美国人。他们的理由是，越南人少，物质差；美国工业大，军队多。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的，但实际上不对。美国武器多，一打近战它那些武器就没有作用。比勇气、比战斗力，他们就更比不过你们了。一个国家去侵略人家，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就不喜欢它。越南人民不喜欢美国人，连伪军也不喜欢美国人，因为它控制人家。这样它就脱离人民，十分孤立。这个战争，你们胜利是肯定的了，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时间也不长了。在农村扩大些地区，多歼灭点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城市可以放到后头来解决。南越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在军事上，建议你们组织几个野战兵团。一个野战兵团一年打三四仗， 歼灭敌人成建制的有生力量。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由你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出决定。相信劳动党中央会在新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办法。
　　2 月10 日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九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语稿，批示：“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文件于本日发出。
　　2 月11 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说：云南训练班要来一千多人，各派，包括军队的，都来。河北的办法还是开办训练班，地方两派、军队两派来几百人，到北京来开办训练班。有话不当面讲，又在后面挑，是两面派。高级领导同志的夫人、子女都不要参加派，要超脱。中央可以考虑发个通知。把破坏铁路的人同革命造反派区别开，这个方针好。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河北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小，只几十个人，能办到的话，很好。
　　2 月12 日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二 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
　　2 月18 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十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批示：“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说：“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毛泽东将其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这个紧急通知于本日发出。
　　2 月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报告，批示：“请总理处理。”陈伯达在报告中提出，对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虑一个方案，统一部署，作出计划。
　　3 月2 日阅炮兵原副政委欧阳毅的妻子陈民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陈民来信反映，最近炮兵机关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恳请给他以活动自由。同日，林彪批示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 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
　　3 月7 日阅空军司令部二月十三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把援越的飞机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装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照样移交给越方。毛泽东批示：“林、周再阅，退成武办。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 月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
　　3 月10 日审阅周恩来等三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通知稿中说：“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
　　3 月12 日阅关于一项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删去其中一句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 修建XXXX 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注：“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 月中旬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月十四日关于将住在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1〕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3 月17 日阅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三月十六日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我外宣工作批评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去年三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研究宣传对象，报道的事实和背景没有交待清楚，形容词太多，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去年十一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毛泽东批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此事我已说了多次。”
　　3 月18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3 月20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3 月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和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命令。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杨、余、傅的所谓“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3 月23 日阅本日《参考消息》摘登的香港《大公报》三月十八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这篇文章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出路的。文章说：“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说不同也不同。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却大有疑问。”毛泽东写批语：“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3 月25 日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同日 审阅林彪本日报送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名单如下：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毛泽东批示：“照办。”
　　3 月25 日、28 日两次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报送的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二十五日，在二月十九日的送审稿上批示：“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 二十八日，将本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第二页的“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一句，改为：“‘三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并批示：“照发。在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这 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3 月27 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中共中央祝贺缅甸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电报稿。毛泽东将贺电稿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 一句中的“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修改后批示：“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 二十八日，阅康生二十七日关于致缅共贺电问题的检讨报告，批示：“注意到了，就好了。对外刊物和出版方面似有不少问题，可否请康生、伯达、文元三同志主持召开一二次座谈会，研究改善办法。” “送林、周、伯达、文元同志亲启。退康生。”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3 月28 日下午，和林彪、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谈话。谈到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太多时，毛泽东说：我的秘书只负责收发，所有文件拿来我自己选。人少事情集中，办事还快一些。总理以前有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机关不要庞大。谈到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办事组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谈到部队干部问题时说：先作小调动，后作大调动。一个军区里面也可以调动。大调动就是从这个军区调到那个军区。在一个军区住久了，家当大了，就调不动了。聂凤智不要停职，叫他学习，像陈再道一样。
　　3 月29 日阅康生三月二十八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其纪念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声明的报告。报告说：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毛泽东批示：“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本日《人民日报》照原样刊登了缅共的声明。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的来信和关于该校武斗情况来电话的记录，来信建议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次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 月30 日阅黑龙江省革委会三月十九日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分配方向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二、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将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听取意见。四、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同志：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4 月4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4 月6 日审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三月三十日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湖南的报告在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中央的批示稿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周恩来送审时，在中央批示稿上写了一个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删去几处杨成武、张平化的名字，并批示：“请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批示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于本日发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帮助培训外国人员的文件，删去文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 二十一个字，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 月1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 月上旬阅聂荣臻四月七日来信。信中说明了自己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四月十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内容。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 月14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4 月16 日审阅有关部门起草的毛泽东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稿，作了个别改动，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声明于四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指出：“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 • 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 •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 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月20 日会见胡志明，周恩来在座。
　　4 月23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追授门合〔1〕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和《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毛泽东审阅时，将两件中多处“无限忠于毛主席”，全部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
　　4 月29 日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周恩来在座。
　　同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批示：“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这篇稿子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于五月一日发表时，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4 月30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 月1 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首都五十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5 月8 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 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公安系统也有好人，我才不相信公安系统都是坏人。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表现好的。大学生成分比例不同，有的还是要分配他们工作。谈到抓人和“逼供信”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有些人你何必抓他，他自己又跑不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搞逼供信的人，就好像我们长征中抓虱子一样，捉少了不满意，抓多了才满意。一抓起来就没有下文了，被挂起来了。总而言之是时候了，中心问题是不要逼供信。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去这样供。这样做不好。这一股风要刹下来，要好好清理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谈到“伍豪启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 月11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要断的。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陈伯达你不要管福建了，越管越坏。你这个人，不能办具体的事。不要单独行动！“五一”你找学生谈话，为什么不叫上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再谈？事情要多找几个人商量，单独找人谈话是很坏事的。你不是懂马克思主义多些吗？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跑到哪里去了？你那个马克思主义最好读一读，最好要实行。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嘛，有些东西你又不实行。我看你成了习惯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对有些犯错误的人，有所批评就够了，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在延安就搞过这样的事，三天大会、抢救运动， 都有偏差。两条路线斗争，并未像现在这样斗法，如中央苏区没有这样搞。尤其不要搞群众。有坏人，由工人、农民、学生自己去清理。什么叫反革命？“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坏人总是极少数。对工厂、 学校就要注意点。百分之九十几是左派、中间派。上海交大、复旦、 师大二百多反动学生，弄多了，正在检查。任何肃反都要约束在百分之五。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搞红了眼，势必搞逼供信！对文艺界，无论哪一界，不要登报点名，只能搞骨干分子。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另一条是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如果在本厂不行，可换一个厂，也可监督生产。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5 月16 日阅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五月十四日关于请毛泽东接见本系统专业会议代表的报告。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主席接见。毛泽东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批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5 月19 日阅姚文元五月十三日报送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内部稿写道: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5 月中旬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决议。”毛泽东批示：“照办。”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决议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于中断铁路、交通运输，破坏铁路、交通设备，袭击车船，杀人劫货，煽动停工停产等反革命行
为，要坚决给予打击，对幕后操纵和带头肇事者，要严厉法办，以确保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运输物资的安全。”
　　5 月20 日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 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都打倒怎么行？钟期光没有多大政治问题吧。说粟裕在新四军军部发了一个电报给一个日本人，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这个人是革命的，同敌人谈判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是有些人，认为和敌人接触了，就不得了啦。其实，同敌人接触得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总理。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外交部也没有统统打倒。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总是有一点原因嘛！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因为你是院长嘛，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指林彪——编者注）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法国十七日罢工，十九日发展到二百多万人，九十个省罢了工，铁路也瘫痪了。一九一七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罢工，世界大战后很少有这样大的规模。欧洲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世界革命应该回到法国去了。法国十八所大学，现在大学生占领了十六所。他们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他们就搞得很好嘛！镇压是不行的。事情到一定的时候是要变的。巴黎公社， 开始马克思没有参加，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还不是有了政府吗？
　　5 月21 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送审的北京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删去声明稿中当今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这段话；删去文末的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批示：“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这个声明在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
　　5 月24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革命胜利以来，变成了新的国家，但时间还很短，各种工作刚刚开始。你们两国的进步不小，政治上独立了，现在又团结在一起。你们自己要学会技术，如勘察、设计、施工、运转，可以让技术学校的学生到现场学。我们也要帮助你们训练技术人员，这样我们的人走了，你们的人就能搞起来。
　　5 月28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林彪、周恩来、陈毅在座。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看实际行动，看对你们是有利还是有害，要看是真正的相互友好，还是假的友好而实际上是拆你们的台。给你们附有政治、经济条件的援助，对你们有害，不好。谈到中印关系时，毛泽东说：印度这个民族还是好的，无论哪国人民都是好的。印度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
　　5 月29 日阅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5 月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1968年6月3日毛主席林彪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干部学习班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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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3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谈到广西武斗的情况时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
　　6 月12 日在一份规定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的外宾接待计划上批示：“不要。”
　　6 月15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分配计划草案的报告。
　　6 月18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6 月21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陈毅、李先念在座。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北京的学生、工人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还是有秩序的。有些人着急了，说两年没有上课了，那怎么办啊？实际上他们也上了一课，就是文化革命的一课。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 的，只好接收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对他们进行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这要谨慎，要有辨别，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如外交部有三千多人，搞了那么庞大的机构，但坏的也只有几个。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任何民族都有其优点，正如你们跟我们一样有优点。当然我们要看到自己有缺点，但就整个民族来说，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对苏联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对法国也是这样的看法。戴高乐他镇压人民，我们不高兴，他抵制美国，我们是赞成的。
　　6 月30 日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 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你们应该到群众里面去，现在到时候了，要到群众中去，不要当老爷。什么三反分子，我就不同意。有些人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但不一定像你们所说的是三反分子。
　　6月下旬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六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批示：“照发。”社论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篇社论发表在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