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毛泽东与“工业学大庆”

　　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报告中指出，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要留有余地，宁可少些，让实际超过，打得太满，就会被动。毛泽东的话，启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到1963年，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在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调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第532页、536页)

　　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全面完成，与当时采取的六大措施密不可分，例如对“大跃进”运动中仓促建成的新企业和新基地，特别是水利工程和基础工业企业搞好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工作;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先后批准进口20个石油化工成套设备项目、100多套冶金精密和电子工业技术设备，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调整期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战胜了巨大困难，还取得了两项举世震惊的伟大成果：一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提高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二是通过国内科技会战攻关，开发了大庆油田，被舆论认为改变了世界石油工业的格局，改变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伴随出现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不但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史上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十分重视石油工业

　　苏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与于光远联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薛暮桥等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协助许涤新编辑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都是我国经济学极具影响的著作。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针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某些关于毛泽东的流言，苏星在接受采访时，以“毛泽东不懂经济吗?”为题，作了长篇访谈录。他明确指出：“我认为，毛泽东是懂经济的。”他列举了多篇毛泽东的著作后说道：“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出这些著作来的。”他还说：“毛泽东也很强调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注重陕甘宁边区的石油资源的开发。他指出：“边区有着丰富的宝藏，首先延长石油居全国第一，并闻名于世界，过去曾由外人投资开采，结果失败而去，现在边区当局仍在小规模的实行开发。当外货来源几近断绝的今日，在现代工业中占有重要价值的石油，是极应设法大力开采的。”1944年毛泽东亲自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写了“埋头苦干”四个大字，鼓励石油职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繁重的建设任务，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旧中国的石油工业极端落后，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靠进口“洋油”。1952年2月，毛泽东亲自发布了军委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命令中说：“你们过去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在当时石油队伍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57师一万多名官兵成建制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给石油工业充实了新鲜血液，带来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过专业培训和生产实践，他们很快掌握了各种石油专业知识，成为石油工业各个部门的生产骨干。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过，“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一直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把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请到中南海，请他介绍我国的石油资源问题。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乐观地回答：“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河、东海和南海，都蕴藏有石油。”

原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

　　1955年9月，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率团去苏联考察学习了五个月。康世恩在解放后负责接管旧中国最大的油矿——甘肃玉门油矿，后来又担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1953年初调到北京。朱德曾对康世恩说:“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给你的命令。”

　　康世恩从苏联回来时已临近1956年春节。刚到家就接到向毛泽东作汇报的通知。他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就打电话向那几位同志了解情况。当知道毛泽东问得非常详细时，他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

　　2月26日，康世恩和刚上任不久的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按照通知，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毛泽东首先问了康世恩的个人情况，然后开始听汇报。康世恩刚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就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毛泽东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石油是怎么生成的?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康世恩都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怎么找到油的问题。康世恩边说边在纸上画图，说明各种储油构造、炼油的原理和过程，并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个一个写出来。康世恩重点汇报了他熟悉的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他同时说，东北松辽盆地、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找油很有希望的地区，目前缺少的是勘探手段，正在抓紧准备。毛泽东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康世恩汇报了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等问题。毛泽东很感慨地说道：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革命加拼命”为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乃至全国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听取康世恩汇报考察苏联油田的情况后，毛泽东提出要借鉴苏联经验，加大地质普查力度，还说，“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3月6日，陈云召集何长工、李人俊、康世恩等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加速石油勘探的问题，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大油区。

　　1956年5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发我国石油资源的指示。

1977年4月，（左起）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王恩茂在大庆油田。

　　石油匮乏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1958年初，不少汽车被迫抛锚，军队中有的部队取消演习，连北京街头也出现了背负沉重煤气包的公共汽车。

　　为了加强石油工业的领导，中央决定调余秋里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在战争时期是以拼命精神著称的。他说过：“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秋里这名字蛮好的，秋天总是个丰收的季节，又是火红的岁月……”。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了他上任前毛泽东和他谈话的过程：

　　下午，我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准时来到毛主席办公室。主席让我坐下以后，对我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我说：“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主席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他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说：“43岁。”主席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主席幽默风趣的谈话，使我们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主席神情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1969年，毛泽东和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亲切握手。

　　主席稍停了停又说：“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主席见我默默地听他谈话，又转而问我：“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我赶紧说：“不是。”主席说：“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主席还笑着说：“你如果转业，要发一笔财呢!”

　　主席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这时，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了毛主席办公室。我向主席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主席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

　　主席和我谈话的时间不长，但给了我深刻的启示，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成了我的座右铭。在以后24年多的经济工作中，如果说我能学到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知识，做出了一些成绩，都是得益于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1959年9月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10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直接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开展大会战。此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内有工作失误和自然灾害，外有苏联背信弃义。但是，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大庆人在“革命加拼命”精神鼓舞下，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到1963年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64年元旦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请李四光等人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演出前，毛泽东在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的功劳!

　　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将《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全文和录音传达到基层，全国工交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精神、学习大庆油田管理经验的热潮。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又讲道：“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

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石油部党组《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中央同意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并指出这是继松辽油田大会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战。这标志着胜利油田勘探会战和开发建设的正式开始。

　　康世恩后来回忆道：

　　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有个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现在石油部也有个大会战”。他对石油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全国石油厂矿力量组织起来，打歼灭战，多次给予赞扬。当石油会战取得初步成果，一个特大油田已经胜利在握的时候，毛主席又热情给予鼓励。1964年初，毛主席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讲到大庆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说：“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炼油厂。”毛主席还在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中，对石油部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对广大石油职工和政治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请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吃饭。毛泽东高兴地说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余秋里也参加了这次生日宴。席间，毛泽东问余秋里读了几年书。听余秋里回答“3年小学”后，毛泽东说：“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当谈到大庆时，毛泽东对王进喜说：“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搞出一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

　　就在这次全国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做了评价。他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这个油田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这个油田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革命精神和勘探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1971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工业学大庆”的社论，继续发出“工业学大庆

　　大庆的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两论起家”);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等等。无论从当时，还是从现在看，这些决策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即使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大庆这面工业战线上的红旗，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67年3月23日，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这个文件的开头亲自加上“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并说明这是按毛主席批示办的。1970年，周恩来在《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这些措施，给了大庆广大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大庆的生产尽管遇到不少干扰，但在生产技术上的创新和产量的提高，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例如：1969年3月20日 1202钻井队甩掉了苏联“功勋队”，超过了美国“王牌队”，创造了世界新纪录，被誉为“永不卷刃的尖刀”;1970年4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液压钻井机;1973年2月与西安石油仪器厂合作研制成功“GF731型地层原油物性分析仪”，达到世界同类仪器的先进水平，等等。

从“工业学大庆”到“大庆精神”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业学大庆”逐渐被“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所取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赞扬了大庆人的伟大贡献，赞扬了大庆精神。江泽民两次调研大庆，将大庆精神概括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八个字。胡锦涛先后三次到大庆调研。在2009年6月那次调研中，还出现了一个动人的场景：在高高的井架下，胡锦涛同石油工人们激情满怀地唱起歌曲《踏着铁人脚步走》，鼓励他们继承和发扬铁人精神、为祖国建设加油。2009年9月22日，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艰苦环境和激情岁月里形成的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油田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喊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吃大苦，耐大劳，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风貌，铸就了铁人精神。”

　　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新华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挺起新时代的精神脊梁》的文章。文中写道：

　　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有一种奋发有为的铮铮铁骨——

　　“时刻准备着：战必用我，用我必胜!”每次交接班，素有“铁军”之称的大庆油田修井107队都会喊出这样的口号，如同一种仪式，一代代传递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庆精神”。

　　在“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一位香港教授在留言簿中慨然写道：“如果全中国人都效法铁人精神，那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

　　昨天，血与火的洗礼、苦与痛的奋斗，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钢筋铁骨。今天，历史仍然不会眷顾那些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发扬革命精神、拿出冲天干劲，才能闯关夺隘、赢得未来。

　　新华社的文章，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无论是“工业学大庆”还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其精髓都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加拼命”。进入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这就是当下经常在我们耳畔响起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撸起袖子加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