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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义和团的人都是贱骨头，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或者街头混混-----这是洋人给出的结论。读罢本文，便知结论的出处。
一、清朝真的闭关锁国吗？
说清朝闭关锁国，纯属颠倒黑白。
先说政治上、科技上。
清朝政府一直聘请欧洲的洋人在朝为官，而且是负责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从清朝入主中原开始，国家天文台基本由西洋传教士把握着，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西洋传教士一直担任天文台的最高长官。
这，足够开放的了吧！开放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天文学，被洋大人彻底玩废了。参阅《原创 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如何被玩废的？》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清朝军备废弛，有国无防。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还有一个秘密原因：长期在中国任职的洋教士，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子曰：有文治者，必有武备。开口闭口谈经济、贸易的人，必须牢记一点：西洋人从来就是仗剑经商----打得赢就抢，打不过才坐下来谈生意。嗯，漂亮一点的说法就是：商业跟着国旗走。
清朝不仅没有闭关锁国，反而近乎：开门揖盗！对吧？
再说经济上。
这里只谈海上贸易。
清朝初年，因为战争需要，闭关二三十年。平定台湾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可以说，几乎开放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对外贸易。自此，海关制代替市舶司制。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其中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因此，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西方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的。
所谓十三行，大致意思，就是由清朝政府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企业。
有人要说十三行“垄断”了。
说到垄断，十三行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才够格称垄断二字！当时，根据英国法律，全英国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国做生意，必须而且唯有找英国“东印度公司”，别无分店。
也可以说“十三行”腐败。
说到腐败，十三行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个繁荣的印度次大陆，任其肆意搜刮、抢劫，竟然连年亏损；公司连年亏损，股东们依然连年索要巨额分红。尽管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国独立的乱子，但是这家海盗公司依旧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
这里只谈贸易。
随便百度，便知，1840年，中国的GDP，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比当今的美国牛得多！当时的英国，尽管霸占有庞大的殖民地，却仍然不如中国。
前年年底，本人参观了广州的十三行博物馆，拍了一些照片。
这是广州出口的 一组数据------“闭关锁国”的中国，出口竟然如此牛逼，持续增长：
二、清朝工商业真的很落后吗？
中国出口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其实啊，当时，中国 出口的，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奢侈品：
中国进口的，又是什么呢？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这一句话：“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造成了洋货在国内市场销路举步维艰”。
看明白没：洋货在中国没有销路，是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的中国，如何能够 大量出口 纺织品、瓷器 等工业品和奢侈品呢？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这，就是当今学术界的奇特理论、奇特的学术现象。
今天，有一种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叫做“完全工业产业链”------不需要“进口”、自给自足生产、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应该挨一场鸦片战争？
据洋大人说，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亚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三个（北京、广州、杭州），而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如果搞世界前一百城市排名，中国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中国，如何会有这么多的大城市呢？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平心而论，洋大人撰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比国内专家们要实在得多，因为洋大人承认：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欧美的产品，毫无竞争力！参阅《原创 1840年，中国GDP到底多少？占世界比例多大？》
总之，号称“纺织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即便是纺织品也干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就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赤字，从没占过便宜。
三、爆发鸦片战争的真实原因
正经生意做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人搬出了他们第一个秘密武器---高科技产品：毒品。
《清史稿》：
“道光元年，复申鸦片烟禁。……十六年，定食鸦片烟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贮烟大舶十馀只，谓之“趸船”，又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於英馆，由英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炮械毕具。……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吸食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谓其祸烈於洪水猛兽。疏上，下各督抚议，於是请禁者纷起。”
中国政府严禁毒品，英国人变武装走私毒品。
于是，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于是有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典型的因为“贸易”而引发的战争。英国人坚决要向中国贩毒，中国坚决要禁毒，为此，双方打了一仗。中国打败了，于是，英国人在中国展开了毒品的自由贸易。
关于引发鸦片战争的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冲突。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对于“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我是赞同的。
毫无疑问，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打的，和英国用武力征服并全面占领印度次大陆一样。
我以为，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20世纪初，英国拥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世界人口的1/4，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
由于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义和团，所以，中国没有成为印度，没有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关于“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 徐先生罗列出来了“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 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英国工业的扩张”、“自由贸易思想”这些个洋概念，尽管在书中并未进行“深刻地”分析，但是，对当今 “研究”鸦片战争的某些专家影响极大。
遗憾的是，根据徐先生的这部书提供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个概念，统统不成立。
1、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的扩张”吗？
有专家一再强调，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了，产品堆积如山，急需拓展中国市场，所以，为了“自由贸易”，向中国开炮了。
果真如此吗？
号称工业领先全球的英国，面对中国市场，除了黄金白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
从英国开往中国的商船上，装载的不是黄金，就是白银。
从中国开往英国的商船上，装载的全是中国产品。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其货物中经常有90%是银锭。”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他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
所以，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结果，英国一直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过度地夸耀英国的“工业革命”，确实太不靠谱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工业化”的英国本土，运到中国的商品不断减少，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1840年为52.4万英镑，1842年为96.9万英镑，1843年为145.6万英镑，1844年为230万英镑，1845年为239万英镑。由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基本无销路，1846年之后，送来的英国商品逐步减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万～170万英镑。
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1864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作为“工业大国”的英国，在“自由贸易”中，是用什么战胜中国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业品----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6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弥补，他们获得较多的顺差。”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的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 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间占9%，19世纪50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
2、英国真的是“重商”、“自由贸易”吗？
（1）是否重商，口头的不算数。政府主动降低商税，才有意义。如果商税税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国是这样的吗？
很遗憾地告诉你，当时的英国，商税税率之高，全球第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这就是说，中国海关的关税，大约在2%----4%之间。即便是充分考虑所谓的腐败问题，撑破天，也就是：6%----12%之间。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他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习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茶商从大陆（特别是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
税率100%！这是中国的多少倍？
对商人如此横征暴敛，也叫重商？应该是对商业的“重伤”啊！
（2）是否玩自由贸易，口头的不算数，更别拿亚当·斯密来吓唬人。一切看实际行动，主要看三点：
第一，政府不干预、不参与、当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动敞开大门，面向全球开放；
第三，和和气气做生意，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与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接触；……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成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将政治与商业活动严格分开，禁止政府参与任何国际贸易活动；一切商业活动交给企业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这是不足为怪的。”
瞧，英国的各种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直接干预商业活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让英国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建一个独立王国！
英国自己的商税高的吓死人，却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
这，是“自由贸易”吗？这，还有点法制精神没有？
3、英国真的商业发达、制度先进吗？
商业是否真的发达，口头的不算数，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业企业，才是真的。
当时的中国商业水平如何？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处在社会阶层的底层，所谓的“商”不仅包括富裕的垄断商人，也包括小店铺主和店员及学徒。一些控制了全国茶叶和丝绸经销的大茶丝商非常富有。扬州的盐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华而闻名遐迩，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总利润估计约2.5亿两。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称，比如广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时已集聚了2600万洋银的财富，据马士（H.B.Morse）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但总的来说，商业活动被认为没有士绅那样的体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对利润的追求颇有不满，这样一种态度遏制了商业的发展。”
原来啊，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资产，属于中国一位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伍浩官！而在中国的扬州，还有一批比伍浩官更富有的大商人。
徐中约先生说，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幸亏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则，中国商人岂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与中国打交道、英国商业的代表、“股份制企业”东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的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质量。此外，公司也认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贸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19世纪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穷庙富方丈的“公司”，职员们一个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长、大副，都夹带N多的私货，忙自己的生意；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们，一个个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发了财，而东印度公司却完蛋了。
尽管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并且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的贸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照样天天亏损，最后彻底破产了。
四、物质鸦片、精神鸦片、土匪行径，导致了义和团运动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条约。
直接结果有三：
首先是中国大量财富被直接抢劫，《清史稿》：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自此，“自给自足”的中国，再也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将千年积累送给洋人之后，再举国为洋大人打工，终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其次是，鸦片交易合法化。这姑且不论。
第三，精神鸦片---传教士深入中国各个角落。
1842年，清政府慑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
洋教士们发誓：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如果以为耶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仅仅是传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传教士的祖师爷，便不是专业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儿子，出生于澳门的小马礼逊，是林则徐眼里“最坏的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不仅为英军出谋划策，为英军当间谍，在英军侵略的过程中和中英谈判时，一路帮助英军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紧随马礼逊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或《中国文库》。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随他们之后的传教士，同样是无恶不作，终日忙于走私鸦片、巧取豪夺、充当间谍、收罗亡命等等。在列强侵略中华的过程中，洋传教士们，一直扮演着极其恶劣的角色。
专说山东。众所周知，山东是孔孟故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都。
截止到1900年，山东全省，无处不是洋教士们的据点。他们把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 108个州县中，有72个有基督教会的活动，“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19世纪80年代，安治泰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另一方面，吸收山东的地痞流氓入教，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
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顶戴，次年改授二品顶戴，在政治上与中国的总督、巡抚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给德国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
安治泰的意见，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
1、赔偿全部损失；
2、偿还由此产生的一切支出；
3、建两座教堂，而且每个教堂都应由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劳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
从此，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有了德国大兵。
安治泰发现，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后，山东人民反基督教的行为显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挥；传教士则肆意欺压人民。洋教士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购置枪炮，建立武装。
信洋教者，即所谓“教民”，本来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时，他们便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设公堂，欺压良善：“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极其恶劣的是，传教士竟然强行：
1、“灭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领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捣毁了文庙，摧毁了孔子像！
2、摊派差役。各教堂俨然以官府自居，“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强迫当地百姓为教堂“义务劳动”。
3、擅自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当地过往的商贾，征收高额的税赋。
4、肆意掠夺。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假造地契，在济南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
6、放高利贷。如，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以为养一群社会渣滓，便能鱼肉中国百姓。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与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不一样，中国百姓一旦忍无可忍，便会产生实际行动。
于是，山东闹起了义和团。同样的原因，中国好多地方也有了义和团。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们至死不敢回到曾经作恶的“教区”去传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着脑袋回归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为荣，尽管他的祖宗曾经是“拳民”。这，是另外的问题。
五、西洋人如何评价义和团
某些精神洋人---洋奴们以为，大骂义和团，能讨得洋大人的喜欢。
果真如此吗？
我们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义和团的。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
“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
“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他们（指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说是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欧洲人的过错。”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公知的洋祖师爷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人，就是：一群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
当然，这不妨碍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