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动为王稼祥拉选票，这绝非简单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报恩，而是革命家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最初是在1931年，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从苏联回国。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完以后，他们奉命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苏区。

　　王稼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同年的龙冈地区。这里是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之处，活捉了国民党师长张辉瓒的著名地点。那时年仅二十五岁的王稼祥刚留苏近五年回国不久，他非常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而毛泽东则详细地叙述了红军中争论的历史以及眼下的争论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

　　毛泽东的首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王稼祥后来回忆说，同毛泽东见了几次面以后，形成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苏联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在与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也颇为赞赏。毛泽东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其间，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了一幅苏区军民每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方知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第一线革命斗争是很对的，非常高兴。

　　王稼祥和毛泽东在龙冈地区的会见，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这一对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在那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值得喜庆的日子里，但是王明错误路线阴云笼罩着苏区。

　　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史上的“赣南会议”。那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改由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随后，中革军委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及其组织，于是，毛泽东失去权力，被迫离开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直到1932年7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多次联名致电致信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8月，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然而好景不长，10月上旬，在宁都又召开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德会议”。 会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结束，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宁都的时候，动情地握了王稼祥的手并且说了一段披肝沥胆的话。

　　中央苏区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长王稼祥，迎来的第一位外宾是李德。李德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到中央苏区。从此，这个不懂苏区实际情况的外国人竟然凌驾于中共和军委之上，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千军万马。在随后反“围剿”斗争中，李德根本不懂苏区实际情况，按照苏联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瞎指挥。王稼祥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深感被排斥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腹部仍通着管子，只好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毛泽东在江西于都患了一场疟疾，险些被夺去性命，身体非常虚弱，所以，过了于都河以后，他也只得坐了担架行军。王稼祥毛泽东两人的担架形影不离，在行进途中和宿营地篝火旁，两人朝夕相处，互相了解越来越深，经常分析往昔苏区情况和长征途中情况。

　　“到了遵义之后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不能再拖了。”王稼祥半躺着重复说道，不等毛泽东搭话，又加上了一句，“必须把李德轰下去!”湘江之战惨败以后，全军上下都不满博古李德。王稼祥首当其冲，喊出“把李德轰下去!”

　　在王稼祥等同志的大声疾呼之下，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总是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的呼吁，振聋发聩。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驳斥 “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错误，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进行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红军战略转移。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下，变被动为主动，进行四渡赤水战役，取得长征以后第一次重大胜利。之后全军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过大雪山，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一系列转危为安的行动，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统帅才能。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以204票未过半数而突然落选，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

　　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特地在代表们面前表示王稼祥应当选中央委员。他说：“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他详细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一系列重大贡献：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支持他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早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走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否则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

　　毛泽东还强调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毛泽东的讲话中最后又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经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工作，大会终于将王稼祥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对中国革命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