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5卷)，历来被人们称为是“第一部《毛选》”。这部《毛泽东选集》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较早、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部“毛选”。但是，笔者认为，在“第一部”之前还应加上“解放区”这一定语，其理由笔者在察网《最早的<毛泽东选集>版本<毛泽东论文集>》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在赘言。

　　笔者收藏有这部《毛泽东选集》1944年5月出版的初版的平装本(5卷5分册)、精装合订本，1945年3月再版的平装本和精装合订本，1947年3月出版的增订本(6卷)及《毛泽东选集续编》本。现将这部“毛选”的编辑、出版、印刷、内容和影响等情况，做个简要介绍，以便于读者在不忘初心的学习教育中，读原著悟原理。

　　邓拓欣然受命编辑《毛泽东选集》

　　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中央成立了宣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王稼祥任副主任。在抗日战争时期整风期间，共产党内部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依据中央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干部，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影响，从而达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统一的指示，为了系统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3周年，请示并征得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晋察冀分局领导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委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编辑和出版工作。邓拓同志欣然受命，表示决心完成这一伟大工程。

　　邓拓，1912年2月出生于福州市一个书香门第，由于受先进思想影响，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4岁就用马列主义观点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拓荒史》的专著。邓拓是党内的才子，是一个好学习、爱收藏、肯研究又很有政治眼光的知识分子。他对毛泽东非常热爱和崇敬，平时尤好收集毛泽东的讲话、文章。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不仅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凡是有毛泽东的著作问世，都会尽快在报上发表，发表之后还印成单行本出版发行。早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传来时，邓拓拿着稿子对印刷厂厂长周明说：

　　【“《论持久战》写得太精粹了!实际、雄辩、逻辑性很强，通篇充满辩证法，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武器，要让全边区干部和人民很快都能读到。报社不光出报，还要出书，办出版社!抗战一周年就要到了，我们就用‘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先印这本书吧!”】

　　“七七”出版社出版的《论持久战》是最早的《论持久战》版本之一。这本书载着“人民必胜，日本必亡”的真理，传遍了全国抗日的战场。1942年为纪念党的生日，邓拓为《晋察冀日报》写的社论的题目就是《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在党内，他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几个同志之一。由此可知，就不难理解晋察冀分局领导为什么会把编辑《毛泽东选集》的重任交给邓拓负责。

　　邓拓由于平时注意搜集毛泽东的著述，所以在受领任务后，他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编辑出了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初稿。

　　在只有几十人的坡山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

　　1944年4月的一天，邓拓把驻在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周明叫来，周明刚到，邓拓就把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喜讯告诉他：

　　【“文稿已编出来了，选哪些不选哪些，是分局定的，中央批准的。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咱们务必把书印好，争取时间，不出差错……”】

　　周明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马兰村，向全厂人员传达了邓拓布置的任务，全厂上下一片欢腾，各个工序都围绕着这一任务制定了完成的计划。当时正值日寇“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由于敌人封锁，买不到好纸，报社在邓拓的领导下，自力更生，便在阜平、平山、灵寿等地建起了手工造纸厂，用蒿草、稻草、麻绳头造纸，这种纸又粗又黑，他们便拿这种纸印刷报纸和刊物。他们挑选其中最好的纸张印《毛泽东选集》。

　　排字工人一丝不苟，专心按照书稿版式设计排字制版，排制出的大小标题及错字率比平常大大降低，拼版和排版也极为工整。

　　担任校对任务的翟之侦、张受恩工作更为认真，一、二校逐字逐句地校对还不放心，三校时二人合作，一人念原稿，一人看校样。念原稿的人吐字清晰，抑扬顿挫，使对方既听得明白，又懂原意;看校样的人认真仔细地按照对方念的字音词意校对，并特别注意大、小标题的低格、加条，铅字平整，有的地方连校4次以上，一有疑问就查阅原稿，在校样上画校对符号，标字也是加倍仔细，力争万无一失。

　　打纸型的同志打出校样后，还进行最后一次校对，以便消除打纸型时粘带出铅字而出现的差错。

　　印刷工上版更是规矩而平整，油墨调得均均匀匀，之后反复查看印刷样品的效果好坏，铅版是不是平整，序列是不是正确;操作时态度认真，连一点油污都不让沾上，确保页页干净。书本合成装订，书边裁得整整齐齐，订得严严实实，封面贴得端端正正。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劳动。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印刷二厂，位于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一个小村庄叫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日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印刷厂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做到了《毛泽东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在只有几十口人的山坡上，在县级地图上找不到地名的坡山村，在困难重重的环境里，在几乎完全手工的条件下，如此快的速度和高质量的出版了这套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5月出版却有6月文章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虽快速出版，但也经历了一些复杂的环节和过程。

　　在排版的过程中，这部书稿曾作过一些小的调整。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见，对原先编入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只保留了其中的第七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它章节均抽了出来。二是1944年6月间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发表，邓拓感到这篇谈话很重要，又将其补入。在《毛泽东选集》的版权页上，标明的出版时间仍是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编排时间，6月份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作相应的改动，故出现了1944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却收入了毛泽东同年6月同中外记者谈话的文章这一矛盾现象。

　　这部《毛泽东选集》，收入的都是毛泽东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并且主要来源于邓拓个人的收集和剪报资料，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的文章不可能收齐，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只收录了前两个部分。有些重要著作，由于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而未能收入这部选集，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应收入却没能收入，这也是一种遗憾。当年邓拓把文稿和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好的《编者的话》一起交给印刷厂厂长周明时，无不遗憾地说：“本来还想多选几篇，可惜还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就不能入选了。”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敌人挖封锁沟，建碉堡，筑据点，不断围攻、“扫荡”，设备非常简陋，能印平装本的《毛泽东选集》就很不容易了，但还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头像的、烫金的精装本，其难度就更大了。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作毛主席头像的铜板。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印刷厂没有烫金机，根本烫不了金。这时，邓拓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了，办法也就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面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了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5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精装本的版权页上没有印数，有人说和平装本一样印了2500册。笔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其理由如下：一是平装本的版权页上有印数是2500册，而精装本的版权页上没有印数;二是精装本一般是赠送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肯定印数不多，同时也不便标注印数;三是当时红蓝缎布面在物资匮乏和敌人封锁的情况下，不易采购到，即使采购到也成本很高，不可能多印;四是制作精装本的工艺复杂，难度较大，印制千本以上的精装本太费时费工费原料;五是精装本的存世量极少，在图书拍卖市场的宣传中，有人说只出了10本，也有人说在20本以内。因此在历届图书拍卖会上，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版《毛泽东选集》精装本都是红色书刊的最高价书之一。

　　再版、增订和续编一本难求的《毛泽东选集》

　　这套《毛泽东选集》是解放区第一次较系统地出版毛泽东的文章选集，尽管过去都发表过，但没有这么全面和集中。全书共816页，约50万字，收录29篇文章，除两篇作为附录的抗日战争前的文章外，其余都是1936年至1944年6月间毛泽东的名著、讲演和谈话等，按内容分为五卷，每卷再按发表日期编排。第一卷的主题是国家与革命，收入正文4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谈话》，附录1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没有找到全文，只收录该文的第一、第二两章);第二卷的主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入正文11篇：《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与中外记者团谈话》;第三卷的主题是战争与军事，收入正文2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附录1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四卷的主题是财政与经济，收入正文3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第五卷的主题是党的建设，收入正文7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述内容，为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精神大餐。

　　《毛泽东选集》的版面设计庄重大方。掀开第一卷的封面就看到铜板精制的毛泽东在延安的肖像，像下赫然印着“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字样。毛泽东肖像页后面依次是书名页、版权页、编者的话、目录。平装本5册(一卷一册)都有书名页、版权页和目录，正文中每篇著作的题目单占1页，便于查阅。

　　这部《毛泽东选集》初版发行后，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报社把书送到分局机关，院里马上围过来一大群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同志得到这本书，捧在手上一个劲的夸赞，爱不释手。聂荣臻元帅也曾称赞道：

　　【“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撰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选编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

　　霎时间，在晋察冀边区乃至其他解放区，《毛泽东选集》成了人人欲得的珍贵礼物，也成了轰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大喜事。可惜，因为当时条件过于艰苦，平装本只印了2500套，也只能发到团以上机关和有关领导，精装本只印了少量的样书和赠阅本，很多同志难以看到。于是，边区机关的很多同志就千方百计地“磨”着邓拓要书。根据大家的要求，邓拓组织有关人员于1945年3月又将该书再版，实际上是重印，虽说再版重印了一次，但依然供不应求。

　　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更好地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在晋察冀日报社版的基础上，增订再版《毛泽东选集》。这项工作最初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胡锡奎同志主持，后因他调任热河省委书记，仍由邓拓同志负责。然而，增订本的编辑出版也非易事。尽管邓拓按要求，很快完成了增订版的编辑工作，在初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删，并在卷次编排上相应作了调整，增加了9篇文章，增加的9篇文章分别是：《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支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全书共收录38篇毛泽东著作，扩充为6卷，约60万字。原计划1946年10月在张家口市完成排版工作后，即可付印，但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侵占了张家口，已经在张家口市准备发排付印的增订本未能如期付印。撤退时，人们将打好的纸型又匆匆运往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原先承印初版“毛选”的地方。报社和印刷厂的同志因陋就简，克服各种困难，于1947年3月圆满完成了任务。这部增订本《毛泽东选集》，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出版，精、平装各印2000套，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总经销，封面套红印刷，有著名美术家蔡若虹设计的毛泽东头像一幅。杨献珍、肖三、姚依林、丁玲、沙可夫等人也参加了该书的校勘和出版工作。

　　在增订本出版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根据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的文献，补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期间发表的6篇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林彪同志的信》、《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初版中只有第一、第二两部分，缺第三部分，在这本“续编”本中补齐了全文)。

　　《毛泽东选集续编》发行不久，中央局通知停售。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毛泽东选集续编》中收录有《给林彪同志的信》，信中毛泽东批评并回答了红军中有人对“红旗能够打到多久”的疑问。林彪得知后，怕公开这封信对他产生负面影响，便给中央写信要求不要发表这封信。毛泽东也考虑林彪当时正在东北指挥作战，影响其情绪，便同意暂时不公开这封信，所以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因此，这本书的存世量也非常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这封信，但删去了林彪的名字，用了众人皆知的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张其武，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现任国家移民管理局驻三江县扶贫顾问，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衔。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县人，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曾参加过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任排长，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作战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参加香港回归安保工作，荣立个人三等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获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社会兼职：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学会统筹研究会理事，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级研究员，原武警学院(现警察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公安边防部队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原《中国边防警察》杂志编委、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人民日报》特邀记者等，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半月谈》、《解放军政治工作》、《政治指导员》、《中国边防警察》、《党风》、《作品》、《收藏》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政治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书籍十多本，多次参加全国、全军学术研讨会，在省、市和全国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