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个知识储备极度丰富的人，他的文章，他的报告，他的演讲，他的诗词，他的谈话，不仅富有思想，而且妙趣横生，涉猪广泛，社会、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经济、自然，信手拈来，水道渠成，全无一丝生硬和牵强，这种修为，缘于他的领悟，更缘于他的嗜书如命。

　　毛主席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小的时候，看到书，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吃个不停”;直至暮年，他也是手不释卷，有一次他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1975年，他的眼睛患了病，看不得书了，便请了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读书给他听，选读的都是《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一边听着，一边还不忘点评一番，比如他对史书，便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从芦荻那儿了解到北京大学不开诗词曲赋课，学生没有这方面的书读时，他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毛主席曾开玩笑说：“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拥有政治学博士头衔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说：“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不独是那个世纪中期，毛主席恐怕是那整个世纪，乃至于整个人类历史上读书最多的世界领导人了。

　　读书多自然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对于毛主席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是他获取知识的场所，更是他树立人生大目标，甚至于起到了改变他人生抉择的转折作用。

　　1912年，毛主席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他不喜欢这个学校，他觉得学校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他决定自学，于是他离开了学校，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1936年，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顾了那段日子，他说：

　　“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騒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毛主席非常看重这段读书生活，他获得了在学校里不可能学到的知识，思考了在学校里难以企及的问题，开阔了从未有过的眼界，影响了他人生道路的走向和前途。

　　1951年7月，毛主席在同朋友周世钊、蒋竹如等一起交谈时，又说起了当年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说起了那段经历给他思想上带来的影响，他说:

　　“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

　　因为那次读书经历，树立了毛主席改变社会的远大志向。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出路，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主席到了北京，经老师杨怀中的引荐，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给了他图书佐理员的工作。尽管这个职位很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但在这里，他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认识了一些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在这种新思潮的引领下，毛主席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思潮的领军人物密切互动，“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主义书籍”，他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从图书馆中获益匪浅，他也非常注重图书馆在传播新思想、倡导新生活中的作用。

　　1919年，他在为北大问题研究会拟就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说：“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研究会所要研究的第一项是教育问题，其中一项是“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

　　1919年，他拟在湖南建立半工半读的新村，为此草就一计划书，名为《学生之工作》，其中对新社会的种种进行了多项举列，“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公共图书馆是他认为的“著者”，是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1920年，他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对于书社的宗旨，他说：“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书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单位建立业务关系，“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从文化书社销售的书目看，有《旅俄六周见闻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　》、《劳农政府与中国》、《新青年八卷一号》等，在当时可都是新思想了。

　　1921年，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大学采用自修的教学方法，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学校设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经、史、子、集、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教育、政法、经济、美术、外国文、历史、工商、杂著、地图、杂志等类书籍，还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各类进步书刊，开阔了青年视野、活跃了自修学员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

　　1936年10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中共中央将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出版鲁迅全集等。193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 延 安 陕 北 公 学 纪 念 鲁 迅 逝 世 周 年 大 会 上，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他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对读书的喜好有增无减，都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了。

　　1958年11月9日，他还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们专门写了一封信，提出读书的建议，信中说：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 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 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 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 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夏天，他拟就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第一个是“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主席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 、胡绳 、邓力群 、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 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 读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修订第三版下册 ，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谈话，提高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水平。

　　毛主席读书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的，哪怕每次外出考察，他都要开列书目，带书随行，有时数量达十几二十箱之多。每到一处，他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索借方志等资料。为了方便毛主席借书，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还特意给他制作了编号第一的借阅马证。他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馆借阅的图书，种类数以千计。

　　图书馆是毛主席求知的需要，也是思想升华的需要，是探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他曾在《实践论》中写道：“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毛主席通过图书馆这一渠道，获取了大量间接经验，满足了直接经验的不足，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结构。1958年6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刊载有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两名青年技术人员坚持跑图书馆，最终攻克科技难关的事迹，毛主席阅后批示：“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o 列宁为了批判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1961年3月23日，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

　　博览群书，是毛主席对于自己的要求，同时也是他对于他人的一种期盼。他曾在跟新闻出版界的代表谈话时说：“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他希望干部们通过读书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觉悟和水平。1975年4月，在一个关于各级干部认真读书的报告上，他做出如下批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图书馆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栖息地，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地，存放着开启人类文明进步的密码。毛主席从图书馆中孜孜以求，汲取了丰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和营养，储备了无穷无尽的精神武器和能量，找到了一条改造社会的光明之路，他从一个被人轻视的图书管理员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图书馆在毛主席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是很看重这个工作的，据说，为了能留住胡适这个文化名人，毛主席早在1947年12月就曾提出，如果胡适不走，就让他做北平图书馆馆长。解放军围城后，一个地下党学生曾对胡适说，延安方面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笑对那个学生说：“他们会用我吗?”胡适还是走了，有人说胡适可能觉得这个职位低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太不了解毛主席了。1957年6月，毛主席听说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的顾问冒鹤亭来京探亲，即于30日夜晚派车接冒鹤亭进中南海会晤，对冒提出的“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主席右手搭着胸口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牢记在心上。”送冒鹤亭上车的时候，拿手遮住他的头，怕撞到车顶。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主席对于图书馆是极其尊重的。

　　到毛主席逝世时，他的藏书已近10万册了，其中批注、圈画过的达4000余册。有学者说：“毛主席对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之熟悉实在惊人，古今中外有这么大学问的领袖实在少见。”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一个图书馆了，这里馆藏着中华民族最大的智慧，馆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钥匙，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一定会有无数的有志于改造社会的仁人志士，潜心于这个图书馆，走出这个图书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引领着人们不断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