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最终结局又如何?请看《文史博览》刊署名霞飞的文章。

　　毛泽东的愿望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质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毛泽东经过观察和思考后,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最初,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一些批语中,其中他在1964年12月12日的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毛泽东认为,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干部参加劳动。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组织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从林彪的报告到“五七”指示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这份报告对毛泽东的启发很大。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曾经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吻合。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但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不久,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搞“文化大革命”上了。干部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那时还没建立海南省),全部成立了革委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接着,成立革委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部中也要成立革委会。在成立革委会时,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借此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门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在1968年一年之内,在征得毛泽东同意之后,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级单位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委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林彪也不放过,他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委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委会的核心。林彪在派军队干部接管这些部时,以精简和以军队代表为核心的借口,排斥原有干部,并且对这些干部,大部分不做安排。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委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则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编制)。各部委均建立革委会。在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除一些仍保留的部委外,有一些部委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建立革委会。这样,一并一撤,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的数量,就更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风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之间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造反派组织之间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里安置?这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逐级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迟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也等待安置的让人挠头的问题。

　　最先树立的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之时,远处边陲的黑龙江,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原来,黑龙江省革委会也一直在为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干部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干部仍然闲着无事可做。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来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干部可以分期分批去柳河。去柳河的干部,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易于接受。于是,他们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这里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委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

　　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毛泽东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委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自己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

　　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

　　“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委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稿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0月初批道：“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办,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的最后结局

    一开始, 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干部和“牛棚”干部。但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方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

　　《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委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而在造反派的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而他们去“五七”干校的另一个重要任务,自然是管一管那些精简下来的干部、老干部、“牛棚”干部。这样,“五七”干校就有了两种功能,一种是“改造”功能。“改造”的对象,自然是老干部、“牛棚”干部、精简干部。另一种是“锻炼”功能。接受“锻炼”的对象,只是那些造反出身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包括通过造反当上各级革委会负责人的造反派头头。“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干部、“牛棚”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许多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一般来说,除了“牛棚”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得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此外,他们每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心情也很不舒畅。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起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

　　那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起床是定时的,然后还要点名,排队出工,收工也要排队,回来后也要点名,休息时间也是定时的,到时间就统一熄灯。由于当时是处于战备时期,“五七”干校也搞一些军事训练,但对广大干部并不发给武器,只是让他们挖壕沟。各地“五七”干校都办有食堂,凡是干校的人,都在食堂吃饭。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人监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监管干部。这些“五七”干校的监管干部,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去过“五七”干校后,回来就被提拔了。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也转到了批林上。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这一时期,政治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造反派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再是监管已经被打倒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老干部们了。加上他们本人也大多不愿意到环境较差、条件艰苦的“五七”干校去,于是,就出现了由造反派为主组成的“五七”干校管理干部大批回城,并且不再返回“五七”干校的现象。同时,那些并非“牛棚”干部,而只是在机构精简中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也在轮换回城后,不愿意再到“五七”干校去了。1971年底和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一做法,给各地作出了一个样子。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干部,得以陆续离开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人也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回城。上述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当时,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地准备,中央党校招生开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县的党校也陆续恢复招生办学。原来的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充人员后,复办党校。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