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审明清传教士的作用

　　对于欧洲崛起而言，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的意义，不亚于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剑桥大学哲学家马伦本(John Marenbon)

　　重新评估利玛窦及其继承者(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比较其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影响：

　　第一、建设性。他们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影响，应该是：1 ：100，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贡献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而他们则帮助西方从中国获得了整个“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但这个比率却被西方和西化的“常识”给颠倒了——宣扬耶稣会士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成分”，却很少提到“中国改变西方”。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琳达·弗雷的论文《在中国寻找灵魂》写道：“耶稣会士的著作——特别是李明(Louis Le Comte)的书——使欧洲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观念，均发生了革命”

　　并且还有许多颠倒黑白的具体事例：西方从中国获得了世界地图、《几何原本》、《伊索寓言》和机械绘图……，却都说成是耶稣会士的赠予。更有甚者，白乃心(Johann Grueber, 1623-1680)和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虚构了“一个很动听的耶稣会士在北京天文台的英雄传奇”，而广为流传。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埃尔曼批评道：“利玛窦及其同人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

　　第二、破坏性。耶稣会士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影响，应该是：100 ：1，为什么?通过传教在精神上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而造成一亿多人死亡;再加上传教士成为历次列强侵华的间谍、向导和智囊，恶贯满盈，罄竹难书!

　　耶稣会士对西方的“破坏性”是什么呢?耶稣会士传播中国文化，酿成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从而使他们成为欧洲教会的“掘墓人”。但这是西方世俗化和文明化的飞跃。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耶稣会士借用儒家思想，终结了数百年的欧洲战乱。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说：“在17世纪，当赴华耶稣会士传回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大半个欧洲陷于宗教战争的血泊之中。……绝望中的西方人从中国看到了秩序观念和可持续性、以及基于智慧的国家机构和有效组织。”

　　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年)感叹：“中国儒士是宇宙中唯一有规律的自然神者。”

　　德国教育学家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 1898 –1944年)断言：“孔子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进而言之，是在利玛窦死后的大半个世纪，即在中国科技文献陆续被搬运到欧洲之后，才有精通科技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首先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那一批。但其主要目的是搜集更多、更完整的中国资料，因为整个的法兰西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以及莱布尼茨，都指望用中国文献来奠基西方的知识体系。

　　像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年)、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年)和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年)以及莱布尼茨这些才智之士，都坦承“中西一元，源于《易经》”——《易经》是世界的科学、哲学和神学以及逻辑、艺术、音乐和文字(表意)的总源头。

　　“对于欧洲崛起而言，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的意义，不亚于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剑桥大学哲学家马伦本)

　　(二)利玛窦时代的欧洲状况

　　精致、智慧的东方文化经过许多世纪已经根深蒂固了，中国人是博大、深邃和可敬的民族;传教士到中国都必须是“一名学生，一个朝圣者，而不是一位教授”(a student and a pilgrim rather than a professor)。——戴夫·泰勒(Dave Taylor)

　　16—17世纪的欧洲究竟如何?

　　正在从“宗教～部落联盟”向“世俗～民族国家”转型，却是难产与阵痛(持续战乱，包括三十年战争);除了极少数地区有货币经济之外，绝大部分的欧洲还是原始农业经济。正如肯塔基大学教授罗伯特·坦普尔所说：“18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原始和无望的(primitive and hopeless)，它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四世纪)的卓越而先进的中国农业，简直无法相比。”

　　所谓的“国王”及“贵族”都和匪徒差不多，经常举办人肉宴;从下到上的所有人几乎都不洗澡(“一千年不洗一次澡”的陋习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据1906年英国教会期刊，“玛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及王室)……都从来不洗脸、洗手和洗衣服，而洗澡则是闻所未闻的。

　　西方在16世纪下半期，即在利玛窦—莎士比亚时代，还很原始，没有一点“文明”的迹象。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份考证报告，这样写道：

　　莎士比亚时代，人们的生命都是很短的。出生的孩子中有一半未能活过15岁……;而且，一个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医疗知识非常有限，……使用原始“药物”——从护身符到有些甜味的东西。……一般人都吃不饱，就连“贵族”也是营养不良。〔按照现代医学〕那时的整个人口，全都患上由维生素缺乏而导致的疾病。……伦敦是一个充斥人祸的场所，而更严重的暴乱则频繁发生在广大农村。

　　笔者已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莎士比亚”，他是个野蛮时代的文盲戏子，后世文人冠其名而杜撰剧本;正值不列颠风云际会，骤然腾起，水涨船高，而使“莎士比亚作品”不断被翻新和翻倍;特别是在18世纪“中国风”和儒学引导启蒙运动的情势下，它被用中式的语言、审美和哲理彻底改写，才变成了“经典”。

　　不久前才依靠印刷术锁定“发音符号”(字母)而产生的“文字”，仅被极少数人使用;它所表达的意思远非“共通认知”，而是地方土话或教派争吵;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字”造成了普遍误解，而加剧宗教战争。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生活在语言危机的时代，……教徒们为了词语而战斗、杀戮和死亡。”

　　鉴于那时的西方“文字”既是动乱的肇因，又不能用来表达知识，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应该按照它来改革欧洲文字。如此的“中文模式”的语言文字改革，开始于利玛窦死后的半个世纪(17世纪中后期)。所以怎么能相信“利玛窦给中国带来科学与西学”这样的神话?!

　　按照西方与西化的说教，“利玛窦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带给中国新思想、新知识，从而为这个古老而衰朽的东方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实际上，“文艺复兴这件事没发生，不存在”(Renaissance never happened, never existed)，说这话的人是兼任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教授的刘易斯(C.S. Lewis, 1898—1963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斯蒂芬·盖伊-布雷(Stephen Guy-Bray)指出：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19世纪末，“文艺复兴”这一史学概念尚在一个被发明的过程中;稍早，即在1855年，这个术语(Renaissance)被创造出来。“意大利文艺复兴”(观念和景象)是通过这些19世纪学者的作品，而得以普及开来，即：儒勒·米什莱(1855年)、雅各·布克哈特(1860年)、约翰·拉斯金(1851年)、华特·佩特(1873年)和约翰·阿丁顿·西蒙兹(1875年)。

　　〔请读诸玄识网文《文艺复兴是真的吗?近代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和《伪造“文艺复兴”，掩盖“西学中源”》〕。

　　把在华耶稣会们士伪造成“科学家”，服务于欧洲中心论的宣传与教育。

　　(三)唯一真文明的化外变异

　　〔欧洲〕早期现代性意味着“中国化”(Sinicizing)，这是历史世界主义〔进入“天下”〕的必要性。——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

　　陆海丝路、技术传播、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因而丕变古今。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明机制”在新形势下，从量变到质变。后者即物质～科技文明的“井喷”(爆炸性效应)，它的发生却不在中国，而在欧洲。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写道：

　　……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他们(西方人)拿来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地发展它们，将其用于海外扩张。……(换句话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但在西方……得到充分利用，首先是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为什么“爆炸性效应”(工业革命)在西不在中?亦即，“为什么科学革命的发生是在近代欧洲，而非历史中国?”(李约瑟难题)。

　　答：因为“天时地利”的转移：正由于中国打通“全球天下”的缘故，欧洲已从“文明边缘”变成了“世界通衢”——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同样到美洲的距离，欧洲是中国的一半)。与此同时，中国则遭遇本土生态极限与亚太地理瓶颈(很难向外纾解矛盾，因而，发展伴随着“负能量”，表现为愈益频繁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

　　再看亚欧大陆的另一端：

　　在15—19世纪的四百年里，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使后者从“原始停滞”变为“文明亢奋”;与同样是基于华夏因素而横空出世的“蒙古征服”，如出一辙，变本加厉而已——两者皆为世界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与“海洋暴力”)。

　　大约以1650年代为界，中国改变西方分为前后两期(间接与直接，“一破一立”)：

　　◇前期是通过蒙古和阿拉伯的中介，中国因素在西方所起的作用是“负能量”(破坏性)——四大发明等动摇神权社会，使之从“强制静态”变为“无序动态”;其祸因乱源之宣泄：一半为海外殖民、灭绝土著，一半为本土内讧、宗教战争。

　　◇后期是直接的，以耶稣会士为先导;中国因素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对其本身是“正能量”(建设性)：结束宗教战争，完成社会转型(世俗化)，并且全面复制文明，如下：

　　1.转型〔儒学引导的启蒙运动〕：神的社会 → 人的社会(世俗化，复制中国物质文明)

　　2.文字〔摄取汉字表意或概念〕：表音符号 → 知性符号(知识性和民族性的通用文字)

　　3.历史〔参照中国历史与时间〕：传说故事 → 正规历史(伪造泛西方及国别性的古代)

　　4.制度〔引进中国政治及体制〕：部落联盟 → 民族国家(地缘优势造成内部理性宽松)

　　5.宗教〔用中国文献改写西教〕：迷信神话 → 神学体系(编纂最新材料冒充悠久传统)

　　华夏派生西方文明。

　　17—18世纪荷兰莱顿东方学图书馆，它所收藏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书籍。

　　(四)传教为名的“东土取经”

　　在17—18世纪的整个时期，欧洲人一直在“向中国人取经”。——美国圣母大学教授阿梅斯托(FelipeFernández-Armesto)

　　在其论著《理雅各的东方朝圣》，美国学者吉拉多特称：“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将中国历史与哲学经典传播到英国及世界的最重要人物。”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奥布莱恩写道：

　　从1583年耶稣会(利玛窦)成功的进入中国，到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华团为止，欧洲人一直着迷于这个东方国度，出版了好几百本访问笔记。唐纳德·拉赫(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莱(Edwin Van Kley)写道：“几乎每一个识字的欧洲人都受其影响。”像孟德斯鸠、魁奈、丰特奈尔、狄德罗、卢梭、莱布尼茨、贝勒和伏尔泰这样的欧洲精英，都把中国奉为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并且借用它来嘲讽和评判那愚昧的旧欧洲。欧洲语言学家们致力于改革本土的粗糙低俗的各种方言(英法德意西荷等语言)，他们称赞汉语是“语言理性的典范”(paragon of linguistic rationality)。艺术家们欣然接受了中国的风格，这是对僵化的欧洲传统的焕然一新的突破。“中国风”成为家居装饰的首选。智者们要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欧洲的官员们羡慕儒家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无可争议的权威。路易十五的一位臣子声称，“法国迫切需要注入中国精神”(France sorely needed was "an injection of Chinese spirit)。莱布尼茨曾建议路易十五的父亲：“……一切精美而令人钦佩的东西都来自‘东印度’(指中国*)。”有见识的人都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的商业繁荣。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认同：“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富裕得多”(达到无以匹敌的高峰后就停在那一点)。拿破仑希望把他的军事基地转移到东方，因为“欧洲是一块土丘”。所有伟大的变革和帝国都在东方。”

　　*此须说明：15—16世纪的欧洲人把中国称为“印度”或“东印度”(区别于西半球的“印度”)。哥伦布的目的地是“印度”(中国)。所谓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这个“印度”也是指中国;在16世纪虚构时是模仿蒙古征服，但到19世纪又被全面改写，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许多耶稣会士把中国看成是‘宇宙终极知识的来源’。”他们通过翻译文本“把成熟的中国知识传输回欧洲”。

　　《塑造欧洲：西方的故事》一书称：17世纪“利玛窦的影响在中国很小，但在欧洲却很大。他和其他传教士送往罗马的报告……;提供了潮水般的信息，包括中国文化、哲学和历史。”

　　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鲁特菲·苏纳尔写道：

　　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把大量的中国知识——主要是关于语言、思想和历史方面的——搬运到欧洲，……在欧洲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热爱中国的人士，像莱布尼茨和伏尔泰都声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人类最有利，欧洲应该模仿它。他们还认为：中国的行政当局允许传教活动，因而是宽容和开放的，这使顽固不化的旧欧洲相形见绌;中国经济制度旨在促进民生与厚生，所以它是合理规划的标识;中国教育和政府选举(选贤任能)恰恰代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与实践。更重要的是，启蒙思想家们考虑中国的“自然神”(指儒学)所基于的，不是宗教权威，而是世俗理性;因此，他们把中国模式当作新欧洲制度的可行性的方案。

　　“耶稣会士把中国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介绍的欧洲，使西方人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