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今河南省林州市)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花费十年之功，从山西省平顺县引浊漳河水，在太行山腰上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是一个惊艳的高山引水工程，更是一座记载新中国的创造激情和奋斗足迹的时代丰碑。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之为“人工天河”，人们赞誉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的水长城”“太行山上的蓝色飘带”。2019年9月25日，红旗渠建设者(集体)被党和国家授予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荣誉。

　　作为一名红旗渠建设者的后人，很多朋友经常问我类似的问题：山高路远、工程浩大，林县人为什么一定要修红旗渠?三年困难时期条件那么艰苦，山区林县凭什么就敢上马修建红旗渠?跨省调水、劈山造渠不容易，人们仅凭双手和简陋的工具，为什么能够修成红旗渠?

　　“为什么要”“为什么敢”“为什么能”，这三个有关红旗渠的问题牵引着我的思绪，引导着我努力地去寻找合理的解释。

　　林县为什么一定要修建红旗渠?

　　太行山东侧为地质复杂的断层构造，无形中早已埋下了缺水隐患。林县地处南太行东麓，历史上曾经是“山林丰茂、古木参天”，“茂木乔松、木荫浓似盖”，被誉为“北雄风光最胜处”。也许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元的连年烽火毁灭了地面上的茂林乔木，抑或是千百年来人类的过度开发最终破坏了生态平衡，自明以降，林县已然是青山失色、绿水无踪，“童山濯濯，弥望皆是”。由于缺乏良好的隔水层，地表水很容易漏失，河水径流普遍不大，而且地下水埋藏很深，掘井取水也极为不易，严重缺水成为几百年来制约林县发展的最大瓶颈。

　　缺雨少水造成十年九旱，土薄石厚致使耕种难收。历史上的林县多灾多难，旱灾蝗灾数不胜数，农业生产条件落后，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944年林县解放时，老百姓政治上已经翻身，但经济上仍然落后贫瘠，“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仍是生活日常。全县98.5万亩耕地中仅有1.2万亩水浇地，其他都是靠天收获的旱地。粮食产量极低，麦子每亩只有30公斤，秋粮亩产也不过50公斤。全县550个行政村中，吃水困难的村就有307个。很多村庄老百姓每天需要跑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取水。

　　严重缺水成为横亘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最大的治理难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县县委认真贯彻党中央要求，带领人民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治理水土流失，努力“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截止到1959年底，全县建成天桥渠、淇河渠、英雄渠等46条引水渠道和要街、弓上、南谷洞等36座中、小型水库，还打水井5652眼，打旱井27120眼，引山泉650处，挖水池2397个，挖鱼鳞坑2235万个，修渗水沟26804条，筑谷坊18500座，修梯田47205亩，植树造林1.25万亩。全县水浇地面积由1.2万亩增长到了20.12万亩，解决了307个村、28万人的吃水难题，水土流失也得到了基本控制。

　　正当人们乐观地以为缺水再也不是问题之时，1959年春天开始的大旱却像无情的鞭子一样猛地抽打着干部群众的万丈雄心。林县持续半年没有下雨，境内河流几近断流，新建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池塘渐渐干涸见底，田里的禾苗也日渐枯萎，一些偏远山区又出现了群众翻山越岭取水吃的尴尬场景。面对严酷的现实，林县县委深刻认识到了要想彻底改变林县缺水的面貌，必须跳出林县地界，主动到外面寻找可靠水源。经过深入调研和认真决策，引漳(浊漳河)入林(县)工程在紧锣密鼓中走向历史舞台。

　　林县凭什么就敢上马红旗渠?

　　虽然除了修渠别无选择，但时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穷乡僻壤、山大沟深的林县凭什么就敢上马红旗渠?

　　林县县委之所以敢于做出引漳入林的决策，除了班子成员认识充分、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精诚团结外，还有一些干事创业的“底气”。

　　一有天时之助。1959年的大旱虽然严重影响了当年的农业生产，但也让干部群众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现实：已有的治山治水成绩虽然卓有成效，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的缺水难题，目前还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必须继续奋斗寻求解决之策。大旱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再动员效果，有效打消了那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极思想，为红旗渠的快速上马营造了浓厚的社会心理。

　　二有地利之便。浊漳河流经林县境北，水资源极为丰富，完全可以满足引水所需。但是要把浊漳河水引入林县盆地，引水点和渠道必须高过县境北缘的坟头岭，才能实现渠水自流灌溉大部分土地。浊漳河流经林县北部的30公里都是深山峡谷，河床海拔远低于坟头岭，但上溯一百多里的山西省境内河床海拔高过坟头岭几十米。远远地从那里修渠引水，就能够让水翻越坟头岭，实现自流灌溉的目的。

　　三有人和之利。林县与山西历史渊源很深。追根溯源，林县人几乎都是明初山西移民的后人。数百年来，山左山右文化相通、骨肉相连、交往频繁，特别是遇到兵灾旱灾林县人经常到山西逃荒就食。抗战时期林县和山西长治地区同属太行根据地，很多曾经在林县工作和战斗过的领导干部，解放后任职于山西省各级党政部门。他们对革命老区林县的感情深厚，凡是有益于老区人民的事肯定会大力支持。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为红旗渠上马提供了难得的环境。

　　四有人力可用。南太行山民既有燕赵慷慨之风，又得三晋淳朴之韵，稍加动员即能备战成军。“林县地险，民俗俭朴，亦喜争斗”，修建红旗渠时全县人口55万，人力资源丰富，同时盛产石匠、泥瓦匠、木匠。山硬水硬人硬，人力资源丰富，成熟工匠众多，正是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宝贵资源。

　　五有粮钱可资。1958年前后，林县县委坚持实事求是，顶住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的压力，没有跟风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不符合实际的深挖改土等指令而耽误农耕，没有盲目“大炼钢铁”过多损害民力物力，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避免了像其他地方的伤筋动骨。林县人素有勤俭持家的传统，讲究“平时集小钱、关键时办大事”，1959年县、公社、生产队三级实打实储备了3000万斤粮食，县财政也积累了将近300万元资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正是县委敢于拍板上马红旗渠最大的底气。

　　六有精神可倚。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林县被称为“太行山前的红色堡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县27460人参军入伍，牺牲的烈士有3659人，支前参战人数多达291626人次。不少林县籍战士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其中143人壮烈牺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教育，太行精神在林县人民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林县人民不畏艰难、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精神特质，正是日后支撑红旗渠建设的强大动力。

　　七有治山治水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县开始大规模治山治水，先后建成了英雄渠等46条引水渠和南谷洞水库等36座水库，以及成千上万个小型水利设施。通过大规模治山治水，不仅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而且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工程技术创新，在实践上、技术上、心理上为后来的红旗渠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有组织化优势。人民公社实现了资源集聚，具备了大协作生产能力，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解决了以前一家一户、互助组、初级社所不能解决的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问题。有了人民公社强大的组织动员优势，大兴水利和搞好农业生产之间实现了协调发展、良性循环。1958年全县举办的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总投资470.2万元，其中92%是公社自己解决的。

　　对于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而言，上述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要将上述因素有机整合起来，汇聚成一股力量同向发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党组织强大的领导力。红旗渠能够成功上马并顺利推进，县委的坚强领导才是深藏不露的决定性因素。

　　在上世纪60年代，工程技术和物质条件十分落后，林县人民仅靠人力、炸药和简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绝壁悬崖上一锤一钎地劈山修渠，绝非想象中的登高一呼、一蹴而就那么容易。红旗渠建设历时近十年，前后有30多万人接力修渠，后方还有无数人在默默地全力支援，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一个人力、物资、技术、管理等诸多要素高度配合、有机整合的综合系统，绝非是一句“人定胜天”就能够解释清楚。

　　红旗渠为什么能够成功建成?

　　首先应归功于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党中央兴修水利和加快山区建设的指示为林县人民治山治水指明了方向，从战争中走来的林县县委班子则起到了定盘心、主心骨的作用。林县县委班子成员成长于抗战烽火和解放战争，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身上有老区干部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过硬作风。在红旗渠建设期间，党组织成功地将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效集中起来，像吸铁石一样牢牢地凝聚着整个修渠大军的意志力和战斗力，党员干部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头，群众们紧随其后汇成了顽强拼搏的洪流。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功不可没。红旗渠的成功建成，离不开全县“一盘棋”的组织协调，离不开渠上渠下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紧密配合、无私支援，离不开各公社大队干部群众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离不开所有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智慧和默默付出，离不开河南省委等各级党委政府的指导支持，还有山西省委、平顺县委和当地人民的慷慨支持，以及全国无数个兄弟单位的大力帮助。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汇集起了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的资源力量，凝聚成为改造山河的磅礴伟力，合力创造出一个人间奇迹，最后让籍籍无名的林县人民完成了“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壮举。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红旗渠的灵魂。“自力更生是法宝，众人拾柴火焰高。建渠不能靠国家，全靠双手来创造。”红旗渠动工于“三年困难时期”，林县县委不等不靠不要，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建渠，最后在太行山上创造了奇迹。物资尽量节约，工具“以土代洋”，资金精打细算用在刀刃上，粮食不足就用红薯干、地瓜干、红薯叶等替代，甚至挖野菜、捞河草、吃树叶充饥。红旗渠工程总投工3740.2万个，总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占14.94%，县社队投资占85.06%。红旗渠就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渠。

　　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伟大创造力至关重要。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让千百年来平凡如草芥的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长期的革命洗礼让沉默的山民有了“人定胜天”的信念，红旗下的人们坚信劳动可以改变命运，双手能够创造美好生活。为了改变缺水的命运，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敢牺牲，有条件坚决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工具自做，口粮自带，石灰自烧，水泥自制，炸药自造，建材就地取，技术干中学，办法大家想，战天斗地创造出了一个人间奇迹。

　　红旗渠是一条闪耀着创新创造精神的渠。红旗渠开凿在太行山腰上，把遥远的浊漳河水引入林县大地，既离不开总设计师杨贵跳出县域找出路的创造性决策，也离不开总指挥长马有金、技术员吴祖太、“除险队长”任羊成、“神炮手”常根虎、“凿洞能手”王师存、农民水利技术员路银等建设者在实践中的创新创造。这些建设者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不凡的业绩，留下了一条创新创造的渠。1978年9月，红旗渠工程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可谓实至名归。

　　红旗渠还是一个优秀的管理学案例。红旗渠工地点多线长、人员过万，有效管理是一个大课题。县委从县直机关和公社抽调干部115人，成立了红旗渠党委会和总指挥部，健全了各级各类组织机构，明确了各自职责任务，实现了对修渠工作的统一领导。各个公社大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组建营、连、班组，统一指挥、分工协作。总指挥部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采用劳动定额制与承包制，按红旗渠受益面积合理确定各公社大队的工程任务，提出明确的工程规格、质量标准和工期要求，同时定额补助粮食及生活费用。各公社大队自行统筹安排劳力和工具设备，将施工任务层层向下分解到劳力组和个人，多劳多得工分，多劳多补粮食。总指挥部还制定了海量的各类纪律和制度文件，建立了收支留据、笔笔可查的规矩，把进出的财物都“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上述管理体制机制体现了目标导向和效率优先原则，保证了整个修渠大军如臂使指、高效运转。

　　红旗渠更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生动实践。杨贵在《和农村干部谈工作方法》一书中论述道：“我们强调从实际出发，正是为了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思想符合实际，只能使人们的工作、斗争、办事情有成功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人们去做，这就是加上人们的劳动和斗争，也就是加上人们的主观努力。不作这种主观的努力，再好的客观条件，只能是客观条件;再多的可能，也不能成为现实。”红旗渠建设并非仅凭一腔热血苦干、硬干，而是坚持问题导向、秉持科学态度，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难题、解决难题，是“精神变物质”“人定胜天”的生动实践。

　　“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在党的领导下，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气魄重新安排林县山河，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石砌水渠，更是一条承载着价值追求、凝结着勇气智慧、蕴含着创新创造、流淌着奋斗气质的精神之渠。

　　“为什么要”“为什么敢”“为什么能”的“红旗渠三问”，实际上也是在探寻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基因。从红旗渠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的秘密。在红旗渠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向红旗渠学习，能够让我们明白从哪里来、走过了什么路、靠什么去开创未来等等。在这一意义上，红旗渠既是历史答案，也是时代考题。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多年前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由衷地感慨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红旗渠有形的源头是浊漳河，而无形的源头则是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没有什么特殊魔法，他们来自于芸芸众生，愿意躬身于人民之中，倾听群众内心的渴望，然后把群众的渴望转化为重整河山的誓言，带领大家去努力奋斗，最后水滴石穿、水到渠成，改变了普罗大众的命运，也赢得了世道人心。红旗渠是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一个缩影，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生动而具体的诠释。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条“红旗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这个呼唤创新创造同时能够创造奇迹的新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不负韶华，努力创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红旗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