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同胞中，有一位1936年就成为红军朋友和藏人领袖——格达活佛。他的名字，与红军的历史，与祖国统一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光荣、不朽。

　　虔诚智慧的宗教大师

　　五世格达活佛，原名为根嗄益登，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3年(一说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的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白利土司属下的一名差巴(藏语，意为支差的人)。3岁时，按照宗教仪轨，被遴选为四世格达活佛的转世灵童，7岁被接到甘孜白利寺，作为五世格达活佛坐床。17岁，他赴拉萨甘丹寺学习佛学经文，由于他苦读经书，学识出众，尤其是精通经典，25岁便获得了寺院里学问最高的学位——“拉让巴”格西学位，成为最虔诚、最智慧的宗教大师。格达活佛所属藏传佛教教派，是创建于11世纪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格鲁派(俗称“黄教”)，是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教派。

　　格达活佛从拉萨学经返回甘孜县，住持白利寺。白利寺僧众达数百人。格达活佛勤奋好学，精通藏文和汉文，不仅谙熟西藏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而且对天文、历算、藏医学都有较深的造诣。更可贵的是，他对于清末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也很感兴趣，有了初步了解。格达活佛一生过着俭朴、廉洁的生活，终其一生，只穿几件换洗的僧衣，和寺中僧人吃一样的简单素餐，他一生不积任何财物，没有一文个人财产，寺中法事、布施和其他所得收入，除寺庙修缮、寺僧日常开销外，全部用于帮助贫苦民众。由于他擅长藏医，周围民众生病，无医无药，便来白利寺找他看病，他来者不拒，经常用藏医药为周围群众治病解痛，并且分文不收。他有大善之心，为人正直公道，非常仇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强对当地藏族和汉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不论藏民还是汉民，凡是遭受地方军阀、反动官僚迫害而无家可归者，他都接到寺院里保护起来。这些善举，使他深受当地藏族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白利寺也因他住持时所施善行而被视为大爱之地，广收赞誉，名盛一时。

　　成为红军的真诚朋友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萧克率红2、6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会师，朱德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挠红军北上，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造谣诬蔑，通告藏区群众不准给红军提供粮草，严禁帮助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企图置红军于绝境。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欺骗，一时迷惑了当地民众，特别是藏民们因为听信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关于共产党毁灭宗教的反动宣传的欺骗，大部分都躲到了山里。格达活佛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悄悄在一个偏远山寨里隐藏了起来。

　　◆抗战时期的甘孜县。

　　但是，当地藏族和汉族民众亲眼看到的红军，却完全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所宣传的那样。高原地区虽是早春，天气却依然寒冷，加上当时正刮大风下大雪。衣着单薄的红军忍受严寒，秋毫无犯。住在当地汉藏民众家里的红军，不但非常尊重当地人民，还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平时还帮助当地民众干活。躲在偏远山寨里的格达活佛，放心不下白利寺，对仍然在甘孜的藏族民众的情况不放心，便在一天傍晚，悄悄渡过雅砻江回寺里了解情况。出乎他意料的是，白利寺没有受到任何损坏，僧众生活、做法事，一切正常。他再向当地民众打听情况，大家都说红军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保护寺庙，尊重喇嘛，爱护藏民、秋毫无犯，还帮助百姓劳动，尽心尽力为民众办事。完全不像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所宣传的那样肆意掠夺。当地百姓还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格达活佛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就在白利寺住了下来。之后，他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伤害百姓的行为，由此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对红军有了好感，并且主动寻找机会开始向红军靠近。

　　朱德在当地了解情况时，听说了格达活佛的俭朴、善行，以及尽其所能为下层民众办事，在当地享有盛誉的事情，就亲自到白利寺拜访格达活佛。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当年随侍在格达活佛身边的一个小僧人，时隔几十年仍然对于二人的这次见面记忆犹新。他回忆起朱德与格达活佛谈话中如下几句问答的话：

　　格达活佛问朱德，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朱德答，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

　　格达活佛又问，谁是你们最大的领导人?朱德笑着说，我们最大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老祖宗，叫马克思，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我们的佛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释迦牟尼。”格达活佛微笑着说，我们佛祖的普度众生和你们红军的解放全人类是一样的呀。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应当成为好朋友。”朱德目光如炬，他向格达活佛伸出了手，两人相视而笑，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格达活佛还多次与刘伯承、贺龙、萧克见面交谈。经过与红军将领的多次接触和交谈，五世格达活佛不仅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和革命目标，断定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认为共产党为广大普通群众谋求解放和幸福，就是大善之举，与藏传佛教的教义不冲突，而共产党倡导的宗教自由政策，也让他感到自己过去所做的善事，能够得到共产党的肯定。他从此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坚定了自己相信共产党，永远支持革命的决心。格达活佛开始四处奔走，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军队，不仅以身作则，将寺内的全部余粮献出，还动员群众向红军捐粮、借粮，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物资。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带动藏区人民为红军筹备粮草、支援红军，不遗余力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在他的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打消了疑虑，返回家园为红军作翻译、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措军粮、马料等，仅白利寺就支援红军青稞3万余斤，豌豆4千多斤。格达活佛这些行为，受到红军嘉奖。1936年6月，在红军的帮助下，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担任副主席。

　　1936年7月，红军要离开甘孜北上抗日。一天夜晚，朱德来到白利寺，和格达活佛话别，两人亲切交谈。分手前，朱德在一块红缎上书写“红军朋友、藏人领袖”八个字送给格达活佛。朱德还把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朱德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保护红军伤员

　　格达活佛以自己对于善行的理解，认定红军就是大慈大悲为百姓救苦救难的，对红军由衷热爱和崇敬，与红军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红军走时，有3000余名伤病员留在甘孜。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封建农奴主还乡团疯狂进行反扑，他们到处搜捕红军伤病员，同时也抓捕参加博巴政府的藏族人员。参加博巴政府的藏族成员被抓住四十多人，并且全部被杀害，家庭财产全部被抢劫。凡被抓住的红军伤病员，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在受到酷刑折磨后被杀害。格达活佛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封建农奴主还乡团的残酷行径。由于格达活佛在当地威望很高，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封建农奴主还乡团不敢动他，而且格达活佛的话，在民众中影响特别大，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有所收敛。格达活佛通过各种办法，把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的200多名红军伤病员救出来。在他的带领下，当地藏族群众把留在甘孜的3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分散接到家里，换上藏族衣服，当作自己家里人保护起来养治病，免遭敌人杀害。格达活佛的亲妹妹也认领了一名红军伤病员。一些红军重伤员被格达活佛接到白利寺，由格达活佛亲自进行精心调理治疗。一个多月后，这些红军重伤员大部分伤情好转，格达活佛通过自己的关系，打通各种关卡，使伤好的红军战士顺利北上回归自己的队伍。为了保险起见，格达还派白利寺的僧人护送这些红军一程。

　　◆受朱德之托格达活佛收留红军伤员。

　　格达活佛在当地民众中有非常高的威望。国民党反动派想拉拢他，让他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政府，但格达活佛看到国民党与共产党有本质的不同，国民党腐败无能，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广大群众谋求幸福的政党，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进步，也代表了广大藏族群众的利益，是为包括藏族民众谋解放谋幸福的政党。因此格达活佛坚决拒绝担任国民党地方政府任何职务，坚决不为国民党做任何事情。国民党反动派反复纠缠，格达活佛始终不为国民党的拉拢利诱所动。红军走后的第二年，格达活佛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和迫害，格达活佛以去学经的名义，带着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到西藏拉萨避难，在拉萨一住就是10年。在拉萨期间，他对红军仍然十分怀念，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念经祈福，为红军祈祷平安。并经常打听红军的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拉萨的格达活佛，通过各种途径多方打听红军的情况，当得知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已经率领红军抵达抗日前线时，他专门派人到青海买了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挂在经堂里，为红军诵经祈祷，盼望红军归来。1947年，格达活佛得知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吃败仗，甘孜的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自顾不暇时，才从拉萨返回甘孜。

　　担任西康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甘孜的格达活佛得知这一消息非常兴奋。他与当年博巴政府领导成员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一起派代表柏志、汪甲、泽良三人，携带格达活佛的亲笔信和当年他同朱德总司令的一张合影照片，赴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献旗、致敬，表达藏族人民盼解放的愿望。1949年10月，解放军进军西南，歼灭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队。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康重镇康定后，格达活佛主动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建立的地方政权联系，并组织代表团赴康定欢迎解放军。解放军进驻甘孜，格达活佛日夜盼望的人民军队回来了，格达活佛从心里高兴。他积极组织当地藏族和汉族僧俗各界人士热烈欢迎解放军，在格达活佛的组织下，甘孜县召开了有3000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他还动员和组织当地藏族群众为他心目中的“大善”的解放军部队修筑道路，作向导，运送粮草，提供各种帮助。无论是远在北京的朱德等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人，还是已经到达甘孜的共产党干部，都对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红军朋友、藏族领袖格达活佛无比信任。甘孜人民政权成立后，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西康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当选为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时年47岁。他担任这个职务后，为在西康地区贯彻落实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在1950年6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又被聘为特邀代表，毛泽东、朱德电邀他赴京出席盛会。

　　为祖国统一捐躯

　　1949年底，鉴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分裂主义分子活动猖獗的现实情况，毛泽东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方针;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的决策，并且将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交给西南局。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为和平解放西藏，执笔草拟了与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报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后甚感满意，很快批准了。这十条政策内容中，第一条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在这个前提下，制定了团结西藏各界人士的政策，得到了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西藏上层进步人士的支持。中共西南局提出，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毛泽东批示同意西南局的意见，决定由十八军承担解放西藏的任务，同时指示十八军，在进军西藏之前和进军途中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广泛团结藏族各界人士，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对抗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他们紧急扩充藏军，并将藏军主力集中到被称为“西藏门户”的昌都，修筑工事，布置军事防线，妄图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

　　◆美、英等国的情报机构参与了西藏叛乱，平叛后软禁爱国藏民首领格达活佛的英国人福特被抓获。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南局特别注意争取包括藏族上层人物在内的广大藏族同胞对于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实现祖国统一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力争减少和平解放西藏的阻力。中共西南局和承担进军西藏任务的解放军十八军部队领导同志，特别注意征求在藏族群众中和藏传佛教中有很高威信的格达活佛的意见。1950年5月，解放军十八军组成和平进军西藏的北路先遣支队到达甘孜后，52师师长兼北路先遣支队队长的吴忠和已经调到中共西南局工作、参加北路先遣支队的藏族干部天宝，马上联系要拜见格达活佛，而格达活佛得知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北路先遣支队到达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不等吴忠等前来，就亲自从白利寺赴甘孜县城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三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吴忠师长和天宝详细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同共产党的感情十分深厚，也是坚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藏佛教领袖，西藏发生 “驱汉事件”时，格达活佛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那时他就多次表示自己愿意去拉萨做西藏上层的工作。现在，格达活佛听吴忠和天宝介绍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的方针后，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争取和平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格达活佛尤其拥护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为这样既能实现祖国统一，又能避免战争，实现民族团结，免于生灵涂炭，是大善之举，也是藏族人民之福。谈话中，格达活佛向吴忠和天宝详细介绍了他在拉萨两次学习期间所掌握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情况，对他熟悉的西藏地方政府执政人员情况的介绍尤其详细。他介绍的这些情况，后来都为中共中央有针对性地争取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物的政策，提供了宝贵参考资料。格达活佛在此次谈话的最后，坚定地表示：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我愿意亲自到拉萨去一趟。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他可以到拉萨去向这些上层人物做说服工作，向西藏地方当局解释中共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的政策和主张，争取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方针政策的理解，争取主张搞分裂活动的人放弃对抗态度，采取欢迎和帮助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的态度，减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吴忠和天宝向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中共西南局和十八军和平进军西藏的北路先遣支队，都收到了朱总司令的复电。朱德在复电中，高度赞扬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很不安全。出于对格达活佛安全的考虑，朱德在电报中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这实际上是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格达活佛入藏的意见。中共西南局把电报给格达活佛看后，他非常感激中共中央和朱德对他个人安全的关心。他也知道，在西藏拉萨达赖身边，有不少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掌握着很大权力，并且放话，要杀害一切主张和谈的人。自己去拉萨，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他下定决心，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西藏做说服西藏上层的工作。他要求先遣支队再次给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再次表达了自己要亲赴拉萨做说服工作的决心。朱德总司令为格达活佛这种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朱德致电中共西南局和十八军和平进军西藏的北路先遣支队，明确指示，要在格达活佛的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请他进藏;如果格达活佛出发后，发现他的安全有问题，就要立即劝他返回，切不可让他冒险。

　　◆影视剧：《格达活佛》。

　　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意见，中共西南局和十八军和平进军西藏的北路先遣支队，对格达活佛的安全考虑得很充分。邓小平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写这封信的重要考虑之一，是格达活佛把这封书信交给西藏地方当局后，西藏地方当局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的一片诚意而不加害于格达活佛。中共西南局还打算从先遣支队里抽调军事素质好的解放军官兵组成一个精干的护送部队，护送格达活佛。但格达活佛表示，我此行是和平之行，解放军不能派兵护送，那样做反而会使西藏上层人士误解，产生负面作用。先遣支队经过认真考虑，认为格达活佛这个意见有道理，便取消了这个计划。出发前，先遣支队考虑格达活佛的安全，要给随他进藏的几个人配备当时属于先进装备的卡宾枪。格达活佛也不同意。在先遣支队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意见。

　　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对格达活佛进藏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心。在格达活佛临行之前，贺龙多次过问：我们对他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否考虑细致了，格达活佛一路上的行止，食宿等是否考虑好了。贺龙还派人再三叮嘱格达活佛一路多保重，注意安全。格达活佛十分感激。

　　格达活佛临行前，叮嘱白利寺的主持人堪布，自己赴藏后，除管好家内事务外，要全力支持解放军入藏。格达活佛启程时，贺龙再次派人去看望他。格达活佛表示：“我是为藏族人民脱离苦海而去西藏的，我要告诉那里的人民和喇嘛们，只有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的欺骗了，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之中。”格达活佛神情严肃地说：“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他们就更遭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中共西南局和进军西藏先遣队请原在活佛身边的柏志送格达活佛至德格县。到此地后，格达再也不让柏志送了，柏志只好依依不舍地与格达活佛分手。德格县的牧民听说格达活佛来了，都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来欢迎。格达向牧民们讲共产党、解放军是藏族的大救星，要牧民们衷心欢迎解放军。

　　7月24日，格达活佛抵昌都。他经过反复考虑，感觉到自己要顺利进入西藏，必须争取当地藏族官员的支持，至少不使他们反对。因此，格达活佛在昌都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和平进军西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了昌都地方当局中个别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对此，格达活佛十分气愤，决心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但是，当时通讯手段落后，在昌都，能够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联系的，只有英国人福特的电台。福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他本人以到世界许多国家进行捣乱、分裂活动为乐，终生进行分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活动。西藏分裂势力利用福特，企图联系外国政府，支持他们搞分裂。而福特也利用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和庇护，在藏区做了不少分裂中国的坏事，格达活佛为了能够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联系，无奈之中，想借用福特的电台与拉萨联系。他于1950年8月13日到福特住处，提出打算用电报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协商，并打算致电拉萨友人，请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

　　福特对格达假献殷勤，要格达承认共产党是毁灭宗教的。格达回答说：“我只知道共产党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十几年前就如此。”福特见格达活佛如此态度，便拒绝给格达活佛使用电台，还将格达软禁于家中，使格达与随从不能相见。被软禁的格达仍然用一切办法做宣传工作，他与他所能接触到的人员说：“能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我死也不悔。”格达活佛前行不能如愿，想使用电台联系也被福特拒绝，自己又被福特软禁，愤恨成疾，于1950年8月22日，含恨圆寂于昌都，时年48岁。

　　格达活佛圆寂的消息传来，甘孜当地藏汉僧人和广大群众都悲痛欲绝，西南军政委员会闻悉甚为震惊，即发治丧费1千万元(旧币)，责成西康人民政府办理其身后事宜。西康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布讣告，肯定格达活佛为西藏和平解放所作出的贡献。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分别在重庆、康定、甘孜等地为格达活佛召开隆重追悼大会，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和挽联。11月25日，重庆市各界举行了沉痛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刘文辉、王维舟等领导及8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

　　毛泽东闻讯后，挥笔为格达活佛写下挽联：“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江，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毛泽东还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朱德总司令送的挽联是：“红军朋友，藏族领袖。”这个挽联与1936年朱德给格达活佛的题词，只差一个字，但意思是一样的，体现了朱德对格达活佛始终不变的高度评价。

　　格达活佛不幸遇难的噩耗传来，广大藏族同胞万分悲愤，誓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实际行动沉痛悼念格达活佛。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渡过金沙江，打响了解放西藏的第一仗“昌都战役”，歼灭了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藏军主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实现了格达活佛生前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