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机关披露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典型是一名高校学生犯下的间谍案，他从小就开始收听境外反华媒体的广播节目，经常“翻墙”浏览境外大量反政治信息，上大学前就开通境外社交媒体账号，与境外反华势力勾勾搭搭，及至上了大学，则更进一步，越走越远，成了一西方知名媒体北京分社实习记者，接受大量活动经费，向境外提供大量反宣素材，与境外二十多个敌对组织接触，接受一西方国家十多名官员直接问询和指令，秘密搜集和向境外提供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

　　这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典型，但受西方文化的浸染这一现象却不极端，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

　　这叫文化侵略。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与他人合写的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课本是勾勒出了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手段和过程，他将之称为“血迹斑斑的图画”，这图画除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还有“文化的压迫手段”。他写道：

　　“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文化侵略的主要功效在于奴化，它能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认同侵略者的价值观，放弃抵抗，从而巩固侵略成果，达到永久侵略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就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侵略方策。

　　他们搞了一个“大亚细亚主义”，认为亚洲是一体的，“同文同种”，应该“合邦”，不能让西方人来染指，日本语应该成为“亚洲第一语言”，在亚洲推行日本国的“文明”。他们侵略中国，嘴上可不这么说，他们说是来帮助中国驱逐西方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皇道乐土”。他们非常重视“在支文化事业”，所到之处，造神社，办刊物，“兴”教育，他们兴的是“皇化教育”，让学生学日语，给学生和民众灌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这些东西。日本人搞的“文化事业”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蔚为壮观”的“二鬼子”、“假洋鬼子”、“皇协军”群体，最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就认同了日本人的“大亚细亚主义”，搞起了“大亚洲主义”汉奸理论，建立了伪政权，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忠实工具。如果没有“在支文化事业”，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区区几个人，是根本无法实现对中国、对亚洲的控制的，正是他们的文化侵略，衍生出被侵略对象的“汉奸文化”，培养出大量的“奴才”，以华制华，日本的铁蹄才可以踏遍大半个中国。

　　对于日本的文化侵略，毛主席是用“革命的文化运动”进行对抗的。

　　1939年12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要求我党我军要高度重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要“争夺”知识分子，他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特别强调文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和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文艺工作的目的是：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主席是靠着这两支军队打仗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亚细亚”的美梦破灭，它的“支那文化事业”也随之破产，而曾经的“大亚洲主义”汉奸理论也“树倒猢狲散”，成为历史的笑柄，被中国人民永世所唾弃。

　　这之后，中国爆发了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一次“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彻底卸却了被内外反动派奴役的命运。

　　到了该揭去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画皮的时候了。

　　在美蒋即将败退中国大陆的前夜，美国人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洋洋洒洒，叙事纵横一百多年，不乏为自己请功摆好、涂脂抹粉之语。

　　对于美国，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是心存幻想的，是不死心的，甚至是有着美好期待的。毕竟，美国人更擅于迷惑，文化侵略的手法更高明一些。

　　毛主席对于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件进行了系统的评论，连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系列文章，其中大量对美国文化侵略的揭露和批判。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主席写道：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里，针对艾奇逊所说的一大堆“友谊”，宗教、慈善事业、文化方面，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等，毛主席进行了逐一驳斥。他写道：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毛主席揭示了“美国老爷的逻辑”的本质，所谓的“友谊”，其实全是“侵略”。

　　而70年前被毛主席所揭示的美国人的文化侵略，直到今天仍然会被时不时地当做友谊来显摆显摆，不是不被美国文化侵略的强大穿透力所叹服。

　　解放后，中国人整体上是站起来了，但长期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造成的精神矮化症并非一朝一夕所能痊愈，毛主席要治理做奴隶做久了的后遗症，给中国人注入一种民族信心和民族精神。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了中国人的这条缺点，他说：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 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 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 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希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既要钻研业务，又要讲政治、讲理想、讲灵魂，他说：

　　“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努力学习，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有人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发生怀疑、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以及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等思想混乱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指出要争取知识分子，并在世界观上进行改造，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通过整风解决党内和党与人民的矛盾问题，他说：

　　“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感动于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他饱含激情地写道：

　　“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

　　方了。”

　　1958年7月20日，毛主席在会见非洲青年代表团时说：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 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 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 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 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改变了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也就是“和平的转变”。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他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第一次做出评论，他说：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1959年12月2日开始，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美国的和平演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警示，他说：

　　“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

　　在12月4日的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这是第一手，第二手是：

　　“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对于美国策略重点的变化，毛主席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国际上确保中苏两国的团结，国内每两年整一次风。但毛主席对中苏团结是深存忧虑的，因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发展让这种团结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他担心地说：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持下去?可能已形成系统，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就这样坚持下去，还要看一下，也可能有改变，自己改或别人来改。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不团结不堪设想。”

　　1960年6月21日，毛主席阅读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所著《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一书，这本书有一个重要论点是：西方要注意外界的发展，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观点，他批示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也读一读，说：

　　“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以变应变，防腐拒变。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审阅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时，作了长篇批语，提出了一系列防腐拒变的根本方法，他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的五条标准：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二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在此后的时期里，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核心，毛主席密集地发动了一系列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文化革命运动以及衍生而出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知青下乡运动、医疗卫生下乡、批林批孔等等，其目的无不是对于“和平演变”的防范和演练，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触及人们的灵魂，触动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铲除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

　　“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毛主席对美国“和平演变”这一毒药的防范是及时的、深刻的，他锻炼和教育了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打了预防针，让中国人增强了对“病毒”的免疫力。中国独特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空前增长，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典范。在1971年11月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联大会议上，马里代表团的欢迎词代表了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他说：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那个国家的人民实现它的伟大使命和胜利地生存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此外，使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臻于完善的文化革命的开展是由于他们有力量，有能力。这次革命尚未结束，但是全世界已经感到惊异。诽谤者们已经看到，中国事实上是强大的，还看到，中国已经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准备着在文化道德遗产已经过重新评价、原子已被驯服、技术已经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进经济的情况下迎接历史的使命。胜利是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被公认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上，除日本外，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这种中华文化的进步和完善、信仰的坚定，也构成了防范“和平演变”的坚固长城，美国人的演变在中国的大门前硬是无隙可乘，无计可施。因为他们的文化在中国这里没有滋生的温床，成长不起来。

　　毛主席逝世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不再，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阵容关系缓和起来，热络起来。然而美国的“和平演变”之心并没有因此歇息，冷战结束给他们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自赫鲁晓夫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启批判斯大林以后，撕裂的口子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长驱直入，在苏联、东欧国家野蛮生长，很快侵占了这些国家的文化阵地，人们已不再坚信曾经的价值观，美国方式为了他们理想的灯塔和向往。苏联对于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没有采取象毛主席那样的预防和演习的，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完全洞门大开，放任自流。而苏联领导阶层理想信念淡薄，热衷于公开化，新思维，毫不设防，惟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沉浸在对西方的迷恋之中不能自拔。苏联世界，没等到美国人尼克松于1988年写的《1999年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1989年写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为它设计的世纪末便轰然倒塌了。它不解体才怪呢，有人说“苏联解体可以算作美国文化渗透的一颗硕果”，苏联解体也是修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难怪苏联最后一个总统戈尔巴乔夫今年90大寿的时候，西方国家首脑纷纷祝他生日快乐，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贺信中说“感谢您对自由的忠诚以及您数十年来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定的勇气，世界已经变得更安全，这至今仍然是灵感的源泉。”

　　相信西方首脑们对戈氏的祝福是真实的，完全是由衷之言，发自肺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和平演变”了，他们弹冠相庆，演变苏联的成功让他们大喜所望，据说美国人立即找出杜勒斯于1951年为中情局工作人员制定的《行事手册》里专门针对中国的10条，一番修改，形成了演变中国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存不存在呢?应该是存在的，这符合美国的策略和战略。流传的《十条诫命》里有这样几条：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灭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看看，条条都是文化侵略的毒计，条条流淌着眼镜蛇般的毒汁，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

　　其实，有没有《十条诫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了美国文化侵略无处不在的魅影了，在许多的领域里，已经有了它不断生长的厚土了，美国处心积虑经营的那份事业，或许正焦灼地等待着收获 呢。

　　形势虽然不容乐观，但是，经历了毛主席领导的反文化侵略斗争煅炼的中国人，眼睛也不是迷失的，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些被麻醉的人会在现实的教育中清醒过来，走上反面，而越来越多的人会汇集成来，向着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侵略发起猛烈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