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蔡霞祸端未沉太久，近日，中央党校又一臭虫——刘玉瑛，被群众揪出并被扒出大量不堪入目的反党言论，其言论之低智、反智、反动、落后，确实让人惊叹。

　　人们惊叹的并不仅是这一个政治个体的低能形象，而是其反骨姿态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其所体现的黑污可怖。

　　这个旧时代正被我们目前所处的「新时代」逐步有序地清除出去、替而代之，但是它依然留有相当残余能量的遗毒。

　　它最显著的意义就是在时刻警示着领导阶层与最广大的干部群众：晚近四十年来，我们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漫长的弯路，我们的党育机关为什么会培养出那样一大批包括蔡霞、刘玉瑛、王长江等在内的「两面人」?

　　他们不同于我们通常熟悉的那些媒体界、人文界、商业界的“河殇派公知”，而是结结实实端坐于政治高台，是可以直接伸手触摸到权力的既得利益阶群。

　　结果这一阶群竟然成了“堡垒从内部攻破”这句史话的生动再现，成了我党最为反面、最为对立的势力，彻彻底底地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岸——且是以高高居上、手握权力的姿态。

　　这太让人搞到恐惧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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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中央在江西瑞金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用以强化队伍政治素质、吸纳广泛政治力量、加深部队政治建设、完善党的历史记筑。

　　1935年，学校随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中央党校，两年后迁入延安，再五年后的1942年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应该来说，党校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起到的作用是非比寻常的，它始终担负着维护党的政治底色、净化干部队伍灵魂的任务。

　　如毛泽东1943年8月8日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说的：

　　“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

　　在毛泽东自1939年2月20日首次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口号的感召带领下，党校仅在延安就办学长达十一年，培养干部逾十万人，升华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助推着一批又一批与人民同生共死的党员前赴后继、投入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毛泽东曾在党校有讲：

　　“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应是一个标准。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群众的领袖!党校学员，要学习刘志丹，忠于人民，为老百姓做事!”

　　1949年3月，党校随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迁驻北京，进入了筹备新中国的时期。

　　然而，正是在建国之后，百万党员从“打江山的人”变成所谓“坐江山的人”，配合着斯大林逝世苏共党内的“新局面”，中共党内、尤其是新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亦是产生了某些“苗头”，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开始思索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道路。

　　这一时期，马钢，即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成为毛主席在60年代作为领导干部盛行官僚主义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坚持工人本位的《鞍钢宪法》相区别。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亲自于十天后对该报告进行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主席掀起《鞍钢宪法》与鞍钢精神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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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党校逐步被关闭，因为毛主席已经为千万党员干部找到了那条他所期望的不偏离“为人民服务”本色的道路：五七干校。

　　很巧，昨天正是在我党历史上创造不朽功绩的五七干校登上舞台的五十五周年纪念日。

　　当然了，主流媒体是不会有兴趣和勇气去纪念、甚至歌颂的。

　　自季羡林首创“牛棚”这一伪概念以来，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五七干校成了一个任人攻击的靶子，全无还手之力。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亲自给林彪手书：

　　一、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甚至是去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二、工人也可以像解放军一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要搞四清，也要接受文化方面的教育;

　　三、农民也一样，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由集体办小工厂;

　　四、学生也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向工农兵学习;

　　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这样搞;

　　六、毛主席认为这些意见不是新鲜的发明创造，我们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早已开始这样做了，现在需要更大的普及与发展。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红红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国大地的开花。

　　五七干校的直观效应是收拢了极多因国家部委精简而被排逐的干部，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歼灭干部群体官僚化、权贵化、特殊化趋向的思路与实践。

　　它让干部撸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扛起了锄头、滚起了汗珠，党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创造的“阶级消失”局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社会各领域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没有出现“少部分人养尊处优，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

　　五七干校，特点在一个“大”字，就是毛主席解释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这种“大学校”的实质就是延续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的分配，在继续发扬“军队搞建设、抓生产”的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提升了军民融合、干群融合、城乡融合的程度。

　　与之几乎配套进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共同谱绘出了一幅新中国最绚烂的图景：知识、认识、意识，这些直接决定一个群体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的资源(或者说“能力”)，被充分下沉到乡间的田野和工厂的车间，没有被某一阶层所垄断。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严肃指出的：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随着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厂和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响，以及工农兵大学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号召得到了贯穿性的实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写下批语：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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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下放”，毛主席向来身先士卒，从家人做起。

　　从抗战结束后留苏归来、被遣去吴家枣园的毛岸英，到1969年被下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李敏，再到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井冈山干校的李讷，毛主席对于子女的严苛与对待其他党员干部别无二致，甚至“更狠”。

　　他亲自教育学成归国的毛岸英：

　　“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

　　李敏更是有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说：

　　“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因为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就干部子女的问题，毛主席曾与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有过讨论。

　　他问梅白：

　　“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

　　“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赞道：

　　“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

　　“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当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紧跟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审视当下中国的太多恶像，我想无需多论：毛主席是对的。

　　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调查报告《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中有写：

　　“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进社会分化，正在造成一个被利已野心驱使的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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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不论是对贵族学校的要求取缔还是对五七干校的极为欣赏，历史往往不为人民领袖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往往不为人民的意志为转移。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周恩来主抓平反工作、“恢复解放”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被召回岗位，重新坐回了办公室。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七干校的规模逐渐缩减，而重新开办中央党校的声音随之抬升。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四天后，经过中央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了崭新的开学典礼，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沦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也沦为了伤痕文学的一柄靶子。

　　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劳动劳作的干部们、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仇恨热忱，挥洒墨水，用人造的伤痕在八十年代上演了数不尽的群魔乱舞景象。

　　对于五七干校，对于捏造制谣的“牛棚”，他们不吝于倾注最浓烈的愤恨，穷极气力泼污咒骂;对于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竟然”与农民群众、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劳动的“前科”，他们毫不惜墨、咒尽毕生的狂怒，控诉那个在他们这帮精英阶级看来无比黑暗的年月。

　　对比这些八十年代后期崛起的、不事劳动又高高在上、只会舞弄酸腐文墨的“河shang派知识精英”其怀揣一幅“启蒙众生”的傲慢姿态——六七十年代的五七干校之温暖融融，堪称一个历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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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精英爬上劳工大众的头顶，八十年代一眼望去的重新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同样是无法忽视的奇观。

　　如果还是以前文提及的《鞍钢宪法》为例，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

　　跋

　　五七干校其奇迹在于，纵观人类文明史，事实上「冰冷」才是一种常态，不论是冰冷的当权生态，还是冰冷的阶层格局。

　　而「温暖」正由于其珍有，方才显得格外宝贵和伟大。

　　1957年2月，毛主席曾指出：

　　“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1963年5月，毛主席再次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

　　“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

　　马克思有语：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今日得见中央党校某些两面人的丑陋嘴脸，实在令人回首向曾经的毛主席时代望去。

　　那里写满了答案，那里也写满了回过头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