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官方微博的#100件党史文物背后的故事#系列，昨天将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勇士按红手印”的故事收录了进来。

　　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议论。

　　值得称赞的是，新华社官微并未对评论进行筛选。不过下面的评论按热度排行显示的结果，却与评论的点赞数没太大关系。“正面评论”往往个位数点赞或零点赞，“负面评论”却有三位数点赞。为了本文不被举报，这里就不截图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党史、军史领域的资深学者双石老师认为“小岗这种典型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团队文化的悖论”，故而不应该作为典型收录进“100件党史文物”：

　　笔者倒认为，将小岗村“十八勇士按红手印”的故事收录进“100件党史文物”是完全应该的，毕竟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件故事。即便按红手印这件事在细节上的确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但把小岗村作为典型引领农村分田单干这件事却是妥妥的真实事件。

　　既然是百年党史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记录进去有何不可呢?不过，既然要忠实记录，那就应该全面记录，类似“十八勇士”和“红手印”的事迹在百年党史多次发生过，都很有典型意义，都有必要记录起来。

　　毕竟，建党百年发生过无数次的路线斗争，有伟大也有波折，有正确也有错误，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只有全面地、忠实地记录，后人在评价和认识百年党史的时候，可以有比较、有鉴别，才能更加客观和全面。

　　前两天，环球总编胡锡进发了一段微博评价某段历史，最后来了一句“有影响力的人应当避免发出有可能导致与官方态度不同解读的声音”进行“盖棺定论”。胡编这样的治史和评价历史的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某段历史，今天的“官方态度”与四十多年前的“官方态度”一样吗?所以，“态度”往往不足为凭，一切还得实事求是，用客观实践来检验。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提供几段关于“十八勇士”和“红手印”的党史素材，供新华社官微参考，希望你们也能收录进去。

　　其一：

　　1935年5月25日凌晨，在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的带领下，中央红军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后来考证只有17人)，勇士们凭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河对岸冲去，并成功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红军部队成功地强渡大渡河，勇士们在作战中的英雄壮举，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勇敢作战的勇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出身，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他们投身革命，要为亿万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动人民打出一个新中国。

　　其二：

　　解放初期，山西等地获得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尝试;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业互助合作化在全国得以推行，全国到处都出现了贫下中农“签字、按红手印”入社的景象。作为农业合作化的模范典型，50年代初期山西农民的组织化，不是源于人们一般认为的因国家工业化而致的统购统销，而是农民对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前途有确信，相信组织起来可以实现增产和全面进步。农民不是按照上级要求“不得不组织”，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到了“我要组织”。

　　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避免了农村的贫富分化。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8.9公斤迅速提高到1956年的306.8公斤，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依托农业合作化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种子改良、土壤改良得以实施，迅速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进程，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的工业化，使新中国用了短短二十多年从一个落后农业国一跃跻身世界六大工业强国。

　　其三：

　　1958年的周家庄人民公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然而，1982年在上级压力下，周家庄人民公社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1982年11月，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6个生产队的万名社员用勇敢和智慧抵制住了解散人民公社的风潮，勇敢摁下红手印明志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保住了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

　　此后多年，周家庄在以农为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已经建有修配厂、印刷厂、五金水暖厂、轧钢厂、建材厂、纸箱厂11家，建有商业、建筑、服务企业7家，成为周家庄重要的经济支柱。2011年周家庄人均纯收入12095元，集体公共积累35566万元。与1978年相比，公共积累增长70倍，社员收入增长93倍，工农业总收入增长116倍，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文明村镇，被中组部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其四：

　　2016年11月，浙江缙云县18位村干部在网上发出了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联名倡议书，要求强化村集体所有权。44岁的缙云县壶镇镇好溪村党支部书记郑理坚是18位联名倡议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坦然把自己名字和手机号码公布在第一个，“赌上”自己的前途呼唤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回归。

　　作为缙云县东川乡长期工作在农村一线的基层干部，他们深切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严重削弱，村集体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法建立公信力，农民一盘散沙，农业细碎化，农村经济无从发展，农村社会趋于解体。”

　　笔者认为，把上述的红手印和十八勇士的故事全部忠实地收录进来，才能组成完整的党史，更能组成一部完整的新中国农业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