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周扬，并告各局”，下达“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对会议召开的准备工作如筹委会名单、代表的产生等问题作出指示，奠定了此次会议的基本格局。7月2日到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贺电由毛泽东主席修改定稿，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

　　文艺为人民是第一次文代会所要确立的文艺方向的核心内容，这一方向在诸多会议的活动和安排里都有体现，会议的每一项工作也无不围绕文艺的新方向展开。比如，第一次文代会邀请了几位比较特殊的代表，他们的身份并不是作家，而是工农兵，他们在发言中共同表达了作家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的希望。在开幕式上，李秀真代表解放区农民团体庆贺大会的开幕和成功，赞扬革命文艺工作者过去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贡献，要求文艺工作者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代表李健向大会献旗，上面写着“士兵寄以无限热望”。他在大会发言时说，“希望这次大会在全面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确定方针任务的时候，能够注意总结文艺为士兵服务方面的经验，多反映部队的生活，提高部队的文化”。大会第二天，北平被服厂缝纫女工徐世荣讲话，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充满期待：“炒菜不加油就不香，我们工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帮助，是可以提高而且会进步得很快的，工人不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就好像打人不用拳头用巴掌，这是没有力量的。过去我们有些工人自卑，知识分子自大，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可以结合了。”会后，在大会的招待饭席上，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文艺工作者和女工徐世荣坐在一起亲切地交谈，这个很有意味的场面，也象征着文艺工作者与工人的结合。

　　6月29日到7月28日，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委员会组织了招待代表的演出。从演出的节目、演出的团体来看，无疑以解放区的为主，内容也多为工农兵题材。当时就有人总结：“参加演出的团队⋯⋯十之七八是曾在老解放区工作过多年的。演出节目，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表现了何等的多样性，十之八九是1942年发表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以后的作品。”演出的组织，并非仅仅为了娱乐，从剧目的选择和演出的过程看，目的是以解放区的经典作品作为示范，显示文艺的新方向。很多文艺工作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曹禺就给文华电影公司负责人写信说：“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现在各解放区的好戏(包括各种民间戏、歌、舞——都是改造的)要在北平示范表演一个月。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说这话没有夸张。今日的情况，不认明今日艺术方向，那么日后的摄制可能生些问题，不如今日大家下功夫学习一下好。”这些演出在代表中引起较大反响。

　　此外，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举办的“艺术作品展览会”也于7月2日在北京艺专开幕。展览的内容也显示了文艺在这一时刻的转折。在征集展品的时候，筹备委员会就制定了具体的评选标准：首先着重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革命斗争”。不合乎这一标准的，即使有较高的技巧，也不能入选。其次在创作风格上，“必须是广大人民所理解的写实的作风”，“凡表现形式不能明确地传达内容，或专从形式出发的作品，即使它采取了现实的题材，也不入选”。当然在表现方法上“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准”。

　　从展览作品的门类看，木刻、年画、漫画的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这是由它们曾在革命宣传、文艺普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所展出工农兵作者的画很受关注，很多人认为“工农兵的画不比专家的差”，而展览也专门把这些画陈列一室，这间陈列室是“观众特别瞩目的地方”，在整个展览里“也算是突出的部门”。这些作品“大都是很单纯的线条画，虽然技巧不很熟练，有的连人体轮廓也不曾勾得完整，可是每一幅都是切切实实地反映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虚构和装腔作势的东西”。相比之下，国画作品只有40部，相比木刻、年画要少很多。如果再看国画作品的内容，更能感受到其风格的转变：李可染的《学文化》《送出征》《穷人翻身》《在街头》，尹瘦石的《打狼保畜》《人畜两旺》等，这些创作的题材和风格都和画家此前的创作大相径庭，这是北平国画改造的结果，“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这虽然仅是开始、第一步，但收获确实很大。有一部分作品，做到了或努力在做以工农兵的生活与斗争为描写的主题，而且有一些作品摆脱了国画的陈套，成为崭新的艺术形式，把‘已死去了的情绪的陈迹’般的国画艺术，推上新生的道路”。此外。据画家野夫的介绍文章，在北平展出的全部作品当中，“老解放区的作品约占四分之三，国统区四分之一”。在展出的许多不同性质的作品中，“显出了两个总的方向，即一个是经过新文艺方向的考验，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大多与工农兵生活发生密切关联的新方向，一个是仍停留在空想、幻想，仅限于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欣赏的旧方向”。在新与旧两个方向的概括与对比中，通过展览的方式明确了文艺发展的新方向，进行普及的、服务工农兵的作品无疑是主流。

　　7月5日，周扬在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所作的报告里，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因此文艺要以《讲话》为指导，继承和发扬解放区在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一是文艺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要求：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文艺要表现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要表现中国正迈入的广泛地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表现新的人物就是要表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现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根据人民文艺的新的美学的标准：凡是“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形式，就是美的。新的语言和形式指的是语言的大众化，对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的利用。周扬特别指出，必须反对与防止一切技术至上主义、形式主义，例如技术与思想分开，盲目崇拜西洋技巧等等。二是文艺创作的新方向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同时，文艺工作者必须继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在会议发言中，丁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柳青的《转弯路上》，谈的都是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和群众结合的问题，既是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会议重点推广的经验。

　　丁玲认为要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在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精神、群众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在和群众结合的问题上，要弄清楚是做客人还是和群众一起做主人、当先生还是当学生、为工作还是为把工作做好这几个问题。只有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和人民的关系，才能做到和群众的关系“从有距离到一体”，“从表面的客气到知心朋友”，做到这些，才能改变生活作风、思想作风。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写作了，如果去写，错误会少了，至少是情绪对头了，不会写出与群众需要相反的作品”。

　　柳青介绍了自己如何与群众结合的经验，他说，“这种结合就是情感上的结合”。有了这样的认识，柳青“和党员干部以及积极分子的关系发展了，他们成了我知疼知热的伙伴”，在情感上也和群众更贴近了，“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的汗臭”,“我背铺盖走过十字街不脸红了，拿着农民式的一杆烟锅走得挺带劲”。

　　总之，第一次文代会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它被视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和起点，会议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文学的基本职能、服务对象、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做了相应的要求，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讲，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发展都是这次文代会的延伸，甚至今天很多文学现象都能从这次会议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