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一篇题为《这次，中国技术封锁美国，竟达15年!》的文章刷屏于网络，主要内容是源自《中国科学报》2018年11月5日的报道《他曾“锁住”美国激光技术15年——缅怀我国非线性光学晶体开拓者、中科院院士陈创天》：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创天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2018年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陈创天院士长期从事中国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的研究工作。

　　1962年，陈创天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投身于中科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现改名为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在时任所长卢嘉锡的指导下，陈创天开始了为期3年的化学学习，其后又专注于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研究。

　　与此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席卷中华大地。“我不愿意参加‘文革’，就在家里专心做理论计算。”陈创天后来对外界如此表示。

　　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均为国外发现，中国尚未研发出自己的晶体。“所有晶体材料都是像贝尔实验室那样的国际顶尖科研单位搞出来的。我们行吗?”在1974年召开的全国晶体生长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质疑。

　　经过几年潜心研究，陈创天在1976年提出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的阴离子基团理论享誉国际。1977年，他被卢嘉锡正式任命为非线性光学材料探索组组长，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陈创天带来了科学研究事业的春天。上世纪80年代，陈创天带领团队在硼酸盐体系中相继发现了BBO和LBO晶体，这两种晶体被誉为“中国牌晶体”。2001年，陈创天团队研制出全球独一无二的氟代硼铍酸钾晶体(KBBF)，打破了国际激光界长期以来的“200纳米壁垒”。KBBF是目前唯一可直接倍频产生深紫外激光的非线性光学晶体，用途广泛。这也是继BBO、LBO后的第三个“中国牌”非线性光学晶体。

　　2009年，《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中国藏起了这种晶体》。文章称，中国禁运KBBF晶体，将对美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严重影响。为了挖走陈创天，美国人不惜重金请求购买晶体或邀请他去美国工作，都被他严词拒绝。

　　直到2016年，美国先进光学晶体公司宣布终于研制出KBBF。而这距离陈创天的发现，已过去了整整15年。

　　笔者对《中国科学报》关于陈创天院士成就的报道做了如上的原文摘录。本来这是一篇缅怀共和国功臣、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催人向上的励志报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篇报道仍然念念不忘诋毁毛泽东时代。

　　如：“改革开放的春风给陈创天带来了科学研究事业的春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席卷中华大地。‘我不愿意参加‘文革’，就在家里专心做理论计算。’”

　　分明是一项起步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主尖端技术，却被描述的成了毛泽东时代处处阻挠科学工作者搞科研，陈院士当年不愿意参加运动，于是关起门来自己搞研究，突然就出了研究成果，然后到“科学的春天”才终于取得了成功……

　　这种报道的口吻，“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转载了《人民文学》在当年首期发表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报道了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事迹，引起了轰动。随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均予以转载。

　　后来，《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说，“《哥德巴赫猜想》是‘科学的春天’这首大歌的领唱。”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写于1977年9月，文章“生动”地描述了陈景润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研究受到干扰、处境如何艰难困苦……全然不顾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73年《中国科学》杂志才轰动世界、毛主席的夫人还曾亲自关心陈景润生活的事实。说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因其当时的影响力，才真正堪称是伤痕文学的鼻祖!

　　过了四十年，《中国科学报》缅怀陈创天院士的报道竟又玩弄起了类似的手法!

　　现代社会科技水平高度发展，出现了大量细分领域的专家，却很难出现一个“全能”的大师人物。

　　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及应用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科研及工业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为技术基础的现代经济体最大的特点是现代科研体系与现代工业体系并存，现代科技发展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现代工业发展以现代科技为主导的新局面。

　　现代科研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科学)、应用研究和推广研究。这个科研接力链沟通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内在联系。不同学科的科研接力链的总合，组成了现代科研体系。科学实验活动再不是科学家个人的活动，也不是少数专业门类的小集体活动，而是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现代大型项目协作面之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有些项目甚至需要举全国之力，有些则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动员了40多万人、约两万家公司和研究机构、120所大学，耗费了250亿美元。

　　科学技术的春天不可能建构于口号式的臆造，否则那与大跃进中某些官僚喊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口号有什么区别呢?现代科学技术的春天只能构建于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的科研工业体系之上。

　　到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真正构建起完备的科研工业体系的只有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日本是依附于美国的科研工业体系之上的)。

　　中国的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靠的都是全国一盘棋、大兵团作战，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也同样靠的是团队协作。激光技术作为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同样离不开国家的系统布局和各部门、各单位的协同作战。陈创天院士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就是属于激光技术的基础领域研究。

　　“激光”一词是“LASER”的意译。LASER原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 on of radiation取字头组合而成的专门名词，在我国曾被翻译成“莱塞”、“光激射器”、“光受激辐射放大器”等，俗称“死光”。1964年，钱学森院士提议取名为“激光”，既反映了“受激辐射”的科学内涵，又表明它是一种很强烈的新光源，贴切、传神而又简洁，得到我国科学界的一致认同并沿用至今。

　　中国对激光器的研究，起步并不比美苏晚。1957年，王大珩等在长春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仪器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

　　1964年，我国第一个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王大珩兼第一任所长

　　在老一辈专家带领下，一批青年科技工作者迅速成长，邓锡铭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早在1958年美国物理学家肖洛、汤斯关于激光原理的著名论文发表不久，他便积极倡导开展这项新技术研究，在短时间内凝聚了富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研究队伍，提出了大量提高光源亮度、单位色性、相干性的设想和实验方案。1960年世界第一台激光器问世。1961年夏，在王之江主持下，经过老中青专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

　　从1961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宣布研制成功至今，在全国激光科研、教学、生产和使用单位共同努力下，我国形成了门类齐全、水平先进、应用广泛的激光科技领域，为我国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上了也争得了一席之地。

　　而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毛主席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强调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

　　从1960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到1961年中国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在昆明光学厂，毛泽东时代的科技工作者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此后短短几年内，中国的激光技术迅速发展，产生了一批先进成果，各种类型的固体、气体、半导体和化学激光器相继研制成功，这离不开各个科研院所、工厂的通力协作。

　　陈创天院士当时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就是由卢嘉锡教授1958年到福州负责筹建的。卢嘉锡教授是一位较早应用结构化学理论于新技术晶体材料探索的科学家，他应用了A.M.布特列罗夫(БутΛеров)结构理论的思想于非线性光学材料中构效关系的研究。在卢嘉锡倡导的“五重双结合”和“结构敏感”观点指导下，该所研制成功了几个系列的新型晶体材料，其中包括研制出国际上公认为生长“极其困难”的大尺寸自激活激光晶体硼酸钕铝(简称NAB)和在绿光输出方面领先于国际的自倍频激光晶体四硼酸铝钇钕(简称NYAB)。

卢嘉锡教授

　　早在1965年，卢嘉锡就支持陈创天初步总结出来的非线性光学材料性能是“结构敏感”性能的观点，并支持他选择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基团理论及其结构判据的理论研究课题。

　　1974年，中国晶体学界在福州召开第三次全国晶体生长学术会议(就是《中国科学报》报道中提到的会议)。在会上，大家认真讨论了我国晶体学界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到1974年为止，尽管我国已能生长激光和非线性光学晶体中的重要品种，但所有这些品种均由国外发现，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晶体的专利权均被国外控制。 因此，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种跟在国外后面走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激光非线性光学晶体领域，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发现自己的新晶体。

　　以非线性光学晶体为例，当时两大类非线性光学晶体：具有(NbO6) 氧八面体配位的LiNbO3，KNbO3等晶体是由Bell实验室发现的，而KTP族晶体是由杜邦公司发现的。在当时，无论从人员的水平还是实验设备，还是从化学合成等方面来说，国内都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与会者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发现新的非线性光学晶体，走自己的路，行吗?在这时，卢嘉锡教授讲了一句非常鼓舞人心的话：假如把探索新型晶体比喻为下地狱的话，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会后，当时的物构所在卢嘉锡教授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决心开展新型晶体的探索研究工作。应该说正是1974年第三次全国晶体生长会议和卢嘉锡教授的这一句话，打下了发现硼酸盐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思想基础。

　　两年后，在卢嘉锡教授领导下，陈创天提出了非线性光学效应的阴离子基团理论，接着也就有了《中国科学报》报道中后来的那些成就。

　　陈创天2014年接受采访时，也认为自己文革时是做冷板凳的。可他的研究课题是国家和他所在的单位通过、支持的，他对激光材料研究的基础是来源于当时中国已经起步发展的激光技术研究，他的饭碗更是人民给的。正如毛主席说的，“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而这却成了陈眼中的不受重视。

　　有人曾整理出“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所涉百余项，均是重大高精尖项目。与这些下马的半成品项目相比，早在60年代就小有成就的中国自主激光技术研究是非常幸运的，否则也不可能有后来那个“封锁”美国15年的成就。

　　另外一方面非常幸运的是，与中国航天技术一样，中国的激光技术一直走的是自主发展的路线，80年代当时有过要不要同美国合作的讨论，但因为涉及激光武器等军工领域，最终没有能够“合作”。80年代的大飞机项目就是在与美国的合作过程中被绞杀的。

　　今天缅怀陈创天院士，歌颂他在激光材料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绝不应该忘了毛泽东时代给新中国激光技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的那些功臣，更不应该去抹黑、诋毁毛泽东时代。

　　没有“怀胎十月”，怎么可能诞生“天之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