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7”，一张“骗”了无数网友的图又在网上流传：

　　比这种图流传更久的，是图中文字所载的这个故事。就连某媒体公众号在2018年“胜利日”前夕的一篇重磅文章里也引用了这个故事，还自鸣得意地说“没经过考证，……但是无论怎样……这样的事情肯定发生过”：

　　某高中历史老师也把这样的故事当作历史编进了教案PPT：

　　据网友考证，这个故事比较早应该是出现于凤凰卫视2013年8月20日《冷暖人生》节目，对张灵甫遗孀王玉龄的专访《我眼中的的张灵甫将军》中主持人的一段解说：

　　凤凰卫视对张灵甫的吹捧本文暂且不予批驳，陈晓楠口中的这段“据说有一次”的故事，其实是凤凰卫视的编造，它不过是对埃德加·斯诺1938年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中的一段内容的改编。

　　斯诺在其中记述了他在1937年9月与一位姓刘的北方青年的谈话，这个青年曾在冯玉祥的国民党部队当兵，后来成了一名红军，谈话前在日占区从事党务工作，准备要到河北去组织一支别动队，斯诺记述了部分谈话内容：

　　“我记得我们当时谈了许多关于爱情和战争以及他们可能的结果的话，并且当时我似乎问起刘在战事结束以后将做些什么的事。他一边露着牙齿望着我，一边用着最镇静的态度说道：‘我那时一定是死了，我们中的大部分都一定会在这次战事中死去的’。”

　　1939年5月，冯友兰在中华日报《动向》副刊上刊文，转述了斯诺的这次谈话：

　　“有一访员碰见一位军人，自动往河北组织游击队。谈话之间，这位军人表示，对于中国底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底。这位访员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这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底。’”

　　这段转述比斯诺更加详细地记述了对话过程红军战士对斯诺表达的必胜的信念。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正式由英国伦敦左派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迅速引起世界轰动;

　　1938年1月，美国版的《红星照耀中国》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发行，同样是一印再印;

　　1938年秋，兰登书屋又出版了修订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记述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关于战争的评论，甚至记述了1938年7月时的状况;

　　1944年兰登书屋发行第二次修订版，删除了1938年版的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增加了“尾声1944年”(Epilogue 1944)。斯诺认为，随着战争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所写的东西在1944年已经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他的采访而让世界知晓的“红星”们在长期的抗战中成长起来，成为不负重望的活跃的一股力量。

　　解放前，因为国民党的封锁，《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出版并不顺利，只有部分发行;1939年4月，地下党人胡愈之翻译的收录有《旭日上的阴影》一章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得以出版。

　　1979年12月，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全译本。

　　董译本是以1937年戈兰茨初版为底本进行翻译的，因此“旭日上的暗影”这章内容在今天的中文世界流传并不广泛。直到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胡愈之译文》(下卷)才收录了胡本的《西行漫记》。

　　就这样，原本是斯诺在1937年9月与一名红军战士的对话，就被改编成了所谓的“美国记者”在“抗日战争末期”对一名“16岁的国民党士兵”的“采访”，甚至还被凤凰卫视塑造成了发生在反动派张灵甫身上的“传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历史虚无主义兴起，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们不惜编造历史，大肆宣扬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正面战场的功绩，搞出一出出所谓寻找抗战老兵的闹剧(最后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老兵绝大多数都是假的);2005年之后，甚至某些主流媒体也参与到了这样的正面战场的宣扬中。

　　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却忙于对苏区的围剿，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迅速沦陷。

　　1933年，热河并入伪满洲国，蒋介石却解散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逼走冯玉祥，杀害吉鸿昌，不准民众抗日。

　　1935年，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还发布训令“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反动统治精英从来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满清入关，坚决抵抗的恰恰是农民起义部队，地主阶级早早地就投降清军、反过来镇压农民;而从清末到民国，从慈禧太后到袁大头，再到蒋介石莫不如此。

　　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真正奋起反抗的是中国广大最底层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是国民党军队底层的士兵和军官。与斯诺对话的战士为什么要离开国民党的军队，去参加共产党的军队?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因为国民党的假抗日，而共产党的军队不仅是穷人的军队，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意志，而1936年的西安事变，为国共二次合作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客观描述历史的话，在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的这一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因为国民党基层官兵的奋起反抗，在正面战场以104万伤亡的代价，毙俘日军250730人(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第10卷，黎明文化公司印行中华民国1967年版，第44-45页)。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成绩就乏善可陈，基本是一路败逃。1938年的武汉会战，国军的作战方案还没下达，就已经被送到日军指挥官的案头，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国民党内部的汉奸比抗日的还多;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四大家族却趁机大发国难财，然后上行下效，国民党内部几乎无官不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欺压中国百姓。蒋介石五虎将之一的蒋鼎文，晚年口述个人历史，说河南有一句民谣：“宁愿日本鬼子来烧杀，不要汤恩伯来驻扎”，百姓如斯，不是没有原因的。

　　到了1941年-1945年8月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更加消极，把战争的胜败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身上，而日军忙于应付共产党的抗日敌后武装以及太平洋战场，以至于1942年下半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正面战场基本上呈现出与日军互不相扰的休战状态。国民党军队在1941-1945年5年的伤亡总数总计计85万人，还不及全面抗战开始的15个月时间里的伤亡。

　　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反过头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5届5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频繁制造摩擦;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1943年6月，日本刚刚轰炸完重庆，蒋介石却密令胡宗南准备执行“闪击延安”的计划。

　　这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正面战场”的真实历史，在这样一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贪污腐朽、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军队里，又怎么可能有图片故事所描述的那样的“16岁战士”的精神状态?

　　这种编造的图片和故事的要害在哪里，笔者非常赞同郭松民同志的分析：

　　这种无名无姓，无头无尾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而并非历史。被这张图片所遮蔽的是：

　　其一，由于国统区内深重的阶级压迫，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军主要是靠抓壮丁来补充兵员的，国军士兵总体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

　　其二，抗日战争末期，国军仍然在丧师失地，从各条战线逃离而不是“奔赴前线”;

　　其三，这段文字本质上是在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辩护，也是对公众的欺骗，其所传递的暗示是，不需要进步的政治，哪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一切利益，只需要一点民族主义的鸡血，就可以像水变油一样赢得抗战胜利。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们连编故事都要跑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找灵感”。

　　这样反过来说明，英勇无畏、抱着必胜信念的战士只存在于共产党的军队，而正是毛主席这颗“红星”照耀了中国，发动起了全民的抗战，赋予中国人民这样积极奋发、顽强反抗、英勇无畏的精神状态，也只有毛主席的战士才具有这样的精神状态。

　　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们实在拿不出蒋介石真抗日的证据，就把毛主席的战士的精神张冠李戴到了蒋介石的兵头上。

　　对于这样的谬种流传，我们不能不予以批驳。

　　以史为鉴，我们在“7·7”、“9·18”这样的日子讲“勿忘国耻”，更不能忘记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无耻。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压迫，民族主义是靠不住的，蒋介石不也算是个民族主义者吗?中华民族真正能够依靠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亿万觉醒起来、当家做主人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