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中人，恐怕对“加班猛如虎”并不陌生。

　　其实何止是加班，无论各行各业，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背负的东西太多，不堪重负。

　　人生于世，是需要奋斗的，但奋斗不意味着负担无限加大，不然奋斗就失去了意义。

　　毛主席是主张奋斗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他说“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

　　但毛主席绝不是只强调奋斗的一面，而是时刻不忘奋斗的另一面，那就是减轻人们的负担，“减负”。

　　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要求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他是怎么说的呢?相信如今的青年们读了都会耳目一新，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他说：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

　　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

　　这就是毛主席对于青年工作的期望，他没有把工作排在第一位，而是把身体好排在第一位，他拿出大量的篇幅说一件事，让青年们睡好，休息好，不能只抓学习工作那一头，要两头兼顾，他还要求青年们对那些只要青年工作的领导们说“不”，顶他们一下，质问他们!你看，毛主席就是青年的主心骨，贴心人，怪不得现在好多青年人读毛主席的著作那么津津有味呢。

　　毛主席在对青年工作讲话中关于“减负”的种种，并不是一时一地的想法，而是他一贯的思想。

　　过去中国人是很苦的，很沉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的美国人来中国做战地记者，他写了一本《中国的惊雷》书出版，他在书中说“在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

　　毛主席也曾说中国人背负着四大束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毛主席立下的志向是改造中国，为中国人民解除沉重和苦难，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五四”运动以后，毛主席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他在刊物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他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

　　关于农民，“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

　　关于工人，“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

　　关于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

　　关于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

　　关于小学教师，“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

　　他号召各行各业受苦的人联合起来，“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策在延安遭到了封锁围困，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边区军队、政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中的目的之一，是减少向老百姓的征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在当时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届全会上，毛主席好多次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当地老百姓骂他的故事，他说当地老百姓虽然觉得共产党好，但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所以对共产党“敬鬼神而远之”，就要躲避一点。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主席听到这句话后也感到很吃惊，于是他就调查了一番，确实是征收多了，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于是就骂人了。对此，毛主席反省了很多，下决心搞大生产，增加供给。他说：

　　“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大跃进时期，国家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便使国家在各个方面实现一个大的跃进，摆脱贫困落后不能自主的局面，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高指标等不良倾向，加大了人民的负担。对这一现象，毛主席屡屡进行纠正和批评，压缩空气，唱个低调，把群众的负担坚决降下来。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他指出了工农业及其他行业的节奏问题，强调缓与急、劳与逸的对立统一，他说：

　　“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总是有缓有急，是苦战和休整的统一。打仗也是有节奏的。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的时间，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打。但在中央苏区，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呢?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

　　1958年11月1日，毛主席听取一些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他特别强调了农民的休息问题，他说：

　　“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至少睡六个钟头，睡个午觉。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可以。不让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要吃好、睡好，把小孩子带好。省、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这个关系人的事情。总之，要把劳动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得好，休息得好。”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建设社会主义四十条问题，他对人民的休息问题提出了要求：

　　“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到要减少任务，他说现在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要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他批评水利工程指标过高时说：

　　“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批评强迫命令风时说：

　　“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 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 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

　　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对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写了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其中写道：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 (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9年6 月 13 日 ，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他说:

　　“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

　　1959年8 月 2 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说：“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他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在这一个时期，毛主席做了一件事，狠刹“共产风”，坚决退赔，把“一平二调”了农民的东西退回去。他说：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 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 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毛主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更清醒地认识到，搞建设急不得，必须人畜得到休息，劳逸能够结合。他说：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 走一阵要休息一下。 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

　　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他指出指标太大了，“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他说：

　　“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奋斗者，他为之奋斗的是人民的解放，也就是解除那些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和索链，搬掉人民头上的大山，为人民减掉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沉重负担，可以称之为“大减负”。而在事关人民身心健康的方面，他也从不懈怠，事事关心，对于侵害人民身心健康的事情，他总是力求革新去弊，从不姑息。如他在学校教育上，认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重要的考虑，也是为了给青年们减一下负担，不要让他们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吧。这一些，可以称之为“小减负”。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论述丧失土地与取得胜利的辨证关系时说：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主席一生都在为人民大众“减负”，一方面因为他看不得人民“受压”，另一方面，他从辨证法的角度考虑，那此随意牺牲人民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来换取工作成效的做法，是不懂道理的蠢人，是一本蚀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