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早已摸透国民党及其代表的旧中国腐朽统治阶级的德性的日本关东军，以不足二万人的兵力，悍然进攻沈阳北大营，关外十几万东北军竟然不抵抗，作“挺着死”状，任凭日寇施虐。短短五个多月，整个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占领，约二千三百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1年9月23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见国民党政府在被踹门入侵之后，竟然还宣称“避免冲突，维持严肃镇静”，日本不禁暗中窃笑，“天下竟有此等好事”。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转移国际对其悍然侵占中国东北的视线，又在上海挑起战端，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民众积极支援。但国民党此时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将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头等大事，真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面对日寇在上海的战争挑衅，国民党当权者不但不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却急于接受日本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区，并承诺中国军队今后不得进入上海市区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据《危言日报》1932年4月24日报道：“上海三百万民众代表宣言：签订合约者即为卖国贼”。国民党不顾国人的坚决反对，指派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和第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与日方签约。戴戟在国民党当局的强迫之下，违心地在《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上签字(见图1)。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围剿红军，后因举事反蒋抗日被蒋介石剿灭。

　　图1：《危言日报》1932年4月24日第一版。(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供稿)

　　倭寇得陇望蜀，欲望无边。1933年2月，日军攻占山海关、热河,随后又进攻长城一线。

　　图2：“热河肃清行动之概要”(日本出版《热河长城血战录》插图，中华老报馆冯艺馆长供稿)

　　图3：蒋介石发给军政部军需署署长朱孔阳的电报。(台湾《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60100-00058-012)

　　1933年2月12日，蒋介石发给军政部军需署长朱孔阳的电报称：“……总之倭寇攻热当在本月之内。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能不失守。反动者必借口以攻击本身。其攻击焉必至体无完肤。吾惟有逆来顺受准备忍受一切侮辱，卓立自主，勿稍为其摇撼，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见图3)而蒋介石逆来顺受的后果，就是热河沦为伪满洲国第四个省(见图4、图5)。

　　图4：《东亚军备现势明细图》(局部，东京《日日新闻社》昭和十二年出版，日本已将热河划归伪满洲国，将冀东标示为“冀东自治区”，中华老报馆冯艺馆长供稿)

　　图5：东北四省一览(《实报》1934年9月18日第一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蒋介石抱定“宁可亡于日，不可亡于共”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宗旨，不惜被国人唾骂，也绝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其为一己及一党私利而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嘴脸跃然纸上。

　　图6：蒋介石“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手令(台湾“国史馆”存)

　　1933年4月6日，抵达南昌指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针对国民党军内部“北上抗日”的呼声，给国军各将领下达“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的手令(见图6)，全文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此令。

　　蒋中正。四月六日。”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承认冀东22个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日本遂进一步要求并得以实现满洲国与北平、天津、古北口等地通邮、通车、通航，以加紧对华北的政治和军事渗透，扶持汉奸势力，进一步掠夺华北资源。

　　上图：北平《实报》(1934年9月18日第一版)

　　1934年9月18日的北平《实报》第一版主要内容，一是纪念九一八三周年，国家山河破碎，逃难的东北同胞颠沛流离，日寇得寸进尺已经染指华北，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二是蒋介石不惜消耗大量财力和军力，调集四路重兵(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西路军总指挥何健)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派出国民政府大员与日本协商“中日提携，共同经营华北”：

　　图7：北平《实报》(1934年9月18日第一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其一，疯话《八一九～九一八》发出悲愤的呼喊：“……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是日本破坏国际公法，侵夺我国领土的日子。我国因毫不抵抗之故，在那一天，失地之多，几乎大于日本全国的面积。我国的陆军之多，既占全球第一把交椅，竟有这样拱手让人的笑话。翻遍全球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也再找不出这种奇耻大辱的前例。凡是我国人民，到了这个日子，实在应当大哭特哭……”(见图7)

　　图8：北平《实报》(1934年9月18日第一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其二，小言《九一八之啼笑》揭露日寇刻意将沈阳至北平的火车发车时间确定为上午九时十八分，以庆祝日本占领东北三周年并借此羞辱中国的强盗嘴脸，呼吁中国民众勿忘国耻：

　　“国耻未雪，国难益深，九一八纪念，转瞬已届三周年。平沈通车实行后，由沈到平客车为午前九点十八分，换言之，即九一八之意也，善邻强以九一八为行车时间，岂唤醒我同胞勿忘九一八耶。

　　我纪念九一八，人亦纪念九一八也。我哀悼，人庆祝，我啼人笑，且要我含悲茹痛，强笑呈欢，国人乎!永如此强笑欢欤?抑收拾啼痕，发奋为雄欤?”(见图8)

　　图9：北平《实报》(1934年9月18日第一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其三，蒋鼎文悬赏十万购拿彭德怀、罗炳辉。东路军限期克长汀，粤湘边境已无匪踪。(见图9)

　　“【本报福州十七日下午十时电】东路军分路进攻长汀，限期攻克，同时肃清闽全省残匪。”

　　“【本报厦门十七日电】长汀赤匪连日于国军战甚烈，朋口方面伪第三师确有损失，全线已退去，顾祝同到龙岩晤蒋鼎文，商两路剿匪。”

　　“【本报广州十七日电】萧克残部，迭经粤桂湘军堵围后已溃散，粤湘边境无匪。”

　　其四，黄机车皆备，静待启节。(见图9)

　　“【本报南京十七日下午十时电】嗣因事未了，在京尚须稍留，赴平乘飞机或乘车尚未定……本报特讯，政整会委员长黄郛处理华北事务方针，已得各方充分赞同，通车后无通邮问题，正在请求其具体案，将由主管部门派遣专门委员组织委员会讨论一切。日本在沪铃木美通中将曾表示，日本愿进一步，以图华北中日经济之提携。”

　　1935年5月，日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进一步控制河北省主权的强硬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其参谋长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谈判之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国民党按照日方要求将国民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党部，驻河北中央军、蓝衣社、励志社、宪兵三团撤出河北，禁止抗日言行，撤销抗日训练机构。(见图10)

　　图10：《何梅协定》内容(存台湾“国史馆”)

　　国民党政府奴颜婢膝的妥协，使得这场出卖中国河北主权的幕后交易，在日本的淫威之下得以迅速兑现。1935年6月12日，山西《晋阳日报》报道(见图11)：

　　图11：“我对日要求完全实行”(晋阳日报》1935年6月12日第二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我对日要求完全实现，冀省驻军南调，党部结束。日驱逐舰两艘开津停泊，土肥原、仪我(笔者注：仪我诚也——日本关东军高级特务，日军步兵第三十联队联队长)昨由关外飞津又转北平。日军官今日在津集会为紧要关键，河北全省亦从此成为非武装区域。”

　　“【北平十一日电】据官方消息，此次河北纠纷事件，日军方面于五月艳(二十九日)口头向我方提出希望，中国方面自动改善数点。已由此间军事当局请示中央后，允以照办，并于真(十一日)口头答复日方。此事在我当局诚意处理之下，业已和平解决云。”

　　“【北平十一日电】据官方消息，陕北赤匪因盘踞区域有数县之广，且因交通不便，围剿兵力分配不周，未能即将匪患肃清。平军分会为谋迅速将匪患扑灭，以免滋蔓起见，灰(十日)下令将第二十五师(笔者注：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调往陕西协剿，闻该师驻南苑部陆一旅真(十一日)起开始移动，向南输送。又驻南苑第二师部队(笔者注：师长黄杰)，亦于灰(十日)奉军分会命移驻豫省边区，协剿残匪。该部日内亦开始南运。”

　　“【北平十一日电】中执委会近为节省党务经费起见，决议将冀省党部、津市党部、平市党部等结束，于真(十一日)分令各党部遵照。闻各党部奉令后，自真(十一日)起，内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日内即可竣事。”

　　“【天津十一日电】驻旅顺要塞港之日本第十五舰队司令伊藤，率葛藤两号驱逐舰，真(十一日)驶抵津，停靠日界中原码头。”

　　“【北平十一日，日稿电】日军部之重要通令，已由高桥武官面交何应钦，内容严守秘密，但据确讯，当系要求(一)……”

　　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和国民党为履行《何梅协定》编造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宣称：“中国方面自动改善数点”，围剿陕北红军“兵力分配不周”，“为节省党务经费起见”，“在我当局诚意处理之下，业已和平解决”……为满足日寇欲望，蒋介石和国民党暗中出卖河北省主权，不惜巧立名目,瞒天过海，可谓费尽心机。

　　尽管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的谈判是在非常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但“何梅协定”的内容还是被披露了，一时间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大哗，群情激奋。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对全国中学校长和学生代表的讲演中，对此捶胸顿足、指天发誓予以否认：“去年六月，日本方面宣传我们又和他成立了所谓的‘何梅协定’，其实哪有这一回事!现在何部长在座，问他有没有这一回事?我可以对各位说，绝对没有这个协定!这件事怎样讲起来的呢?就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消所有平津冀察党部与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但是他就拿了这封信就无中生有张大其词，说是成立了什么‘何梅协定’，其实并没有一点把柄给他……总之，我现在要告诉各位一句话，就是我们革命的国民政府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日本人造作谣言，宣传说我们政府如何如何，完全是挑拨离间……”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中国人民发出了抗日图存的怒吼。(见图12～图16)

　　图12：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申报图画特刊》1935年12月23日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图13：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申报图画特刊》1935年12月23日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图14：上海中学生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跪在地上向当局请愿。(《时代》九卷二期，1936年1月5日出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图15：我们要求武装保卫华北(《时代》九卷七期，1936年3月20日出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天怒人怨，人神共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遭到包括部分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致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行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日。

　　图16：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东方画报》1937年1月1日出版，三晋藏报馆王海勇馆长供稿)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在此形势下不得不宣布国共合作，全国对日应战。

　　图17：卢沟桥畔的枪声《近代百年史(1937-1940)》插图。(日本国际文化情报社出版，烟台现代画院刘泽文院长供稿)

　　1938年3月8日，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将校研究班”的学员训话：“从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都说，我们应立刻同日本开战，不问胜败如何，且拚一仗再说。这不但是糊涂战，而且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我们自九一八之后，大家埋头苦干，养精蓄锐，这几年国家才有统一，全国的军队才有一致的目标，拿全国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大家埋头苦干，不能说是没有价值。我们在一二八、长城之役，打的是糊涂战，我们要知道，同敌人打仗不是一拚就了事的，是个军人没有不能拚命的，不过拚命要对国家有利益，才能去拚，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求国家的生存，求国家的独立而战争的，如果我们不能算定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就要害我们的国家，就是糊涂战，所以在未开战的时候，就算定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在九一八的时候，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

　　蒋介石的立场非常明确,即九一八事变不能抗日，一二八事变和长城事变也不应该抗日，他之所以对日本的侵略步步妥协和退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因为不能算定抗日是否有最后胜利的把握。这次七七事变之后的应战，如果不能有最后胜利的把握，也一样“就要害我们的国家，就是糊涂战。”

　　可见蒋介石在七七事变之后公开宣布对日“应战”，一方面是被形势所迫，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实在太大了，超出了蒋介石能够接受的底线。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应战”也是被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逼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文献见证历史，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六年时间，蒋介石及国民党对内疯狂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镇压抗日运动，迫害抗日进步人士，对日本侵略者竭尽妥协让步，屡屡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所作所为，已经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比较，才有鉴别。1950年9月15日，美国大举兴兵入侵朝鲜，兵锋直指中国东北边陲鸭绿江。此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历经长期战乱的国家百废待兴，人民亟需修生养息，面对气势汹汹的世界头号强国及其纠集的“联合国军”，是否派兵出国同美军作战，能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关系到新中国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大而艰难的历史抉择。“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没有以这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争是否“算定有最后胜利的把握”而决定是否出兵朝鲜，而是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没有制空权和基本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迎头痛击美军精锐之师，打响了立国之战。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各界群众万众一心支援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惜流血牺牲与对手反复较量，给敌以重大杀伤，打出了国威军威，最终将战线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迫使对手罢兵并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中国人民一雪百年耻辱，真正站起来了，“外国列强架起几门大炮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要鉴别，须对比，有对比，才能看出差距。翻阅中国近代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满纸都是血泪和耻辱，唯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之后，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令列强从此不敢踏入中国的国门。这个巨大的历史差距，是蒋介石与毛主席的差距，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差距，是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差距，这个差距内涵的伟大意义，至今仍在影响中国和世界。

　　202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