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的一天，毛主席率领党中央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在火车站下车时，毛主席发现一个现象：因为现场道路临时封锁，有很多不知情况的群众被挡在周边，我们的战士在警戒的时候面向群众站着，端着枪自然把刺刀对着群众。毛主席很生气，就批评干部和警卫人员说：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用刺刀对着群众!

　　从保卫的角度说，工作人员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当时北平刚刚经过和平起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还处于改编之中。同时，社会上还散落着大量敌特分子，时不时地兴风作浪，维持社会的稳定，保卫首长安全是一件很现实的重要任务，荷枪实弹上刺刀也是战斗状态的要求。但就是这么一个细节，毛主席都没有放过。因为在毛主席看来，这样一个细节，反映的是我们对群众的态度，展现的是我们的形象，影响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

　　对群众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政党、一派政治力量的宗旨。封建时代的老百姓被称为草民、黔首、白丁。官员出行往往要高悬肃静回避的牌子，锣鼓开道，威风八面，驱百姓若牛羊，一时回避不及的人员，往往会被鞭打甚至投入监牢。尽管孟子老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映了非常宝贵的民本思想，但在封建时代，能够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的还是少数人。

　　隋朝刚建立的时候，隋文帝率领关中百姓前往洛阳地区度荒，并下敕令要求负责警卫的士兵不得驱赶百姓。于是，百姓们掺杂行进在禁卫和仪仗队伍中间。文帝如果遇到扶老携幼的逃难者，总是牵马让路，好言让民众先过。到了艰险难行的地方，遇到挑担负重的逃难者，他就命令左右随从上前扶住。隋文帝执政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形成了一个盛世。这与隋文帝一贯以民为本、关爱百姓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如此。

　　共产党人把人民当成历史的主人，当成我们的衣食父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崇高宗旨。这种政治理念是封建士大夫的民本思想无论如何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先进的封建士大夫看到了群众的巨大作用，从维护统治、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把群众看作社会之本，归根到底并非是要和群众平起平坐。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封建时代的官名可以叫做荆州牧，官员可以叫父母官，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则叫人民政府，公安叫人民公安，军队叫人民军队，乃至铁路、邮政等，通通冠之以“人民”二字。而我们的宗旨信念，既通过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也通过我们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来体现;既通过大是大非来体现，也通过生活工作的小事来体现，通过对群众的具体的、细微的态度来体现。

　　正因为如此，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个小事。群众在评判我们的党时，既看大事也看小事。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曾经和国民党友方人士一起开展工作。有一次要渡过一条河流，友方人士就要老百姓背着过河，而周恩来同志则带头率领共产党人士自己涉水渡过。百姓从这一件小事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不一般。同样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见缝插针，同负责执勤服务的国军士兵亲切谈话，嘘寒问暖，谦逊友善，就好像邻家大叔大爷关心晚辈一般，令很多国军士兵背后都悄然落泪。

　　正因为是从心里把人民群众抬得很高很高，所以我们党格外重视党和群众的关系，提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但是水可以离开鱼，鱼却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告诫我们绝不能须臾脱离人民群众。他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可笑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的铜墙铁壁!对人民有这样深刻认识和情感的党，怎么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呢?!

　　习近平同志在回忆陕北七年插队岁月时，曾经深情说过，在农村的几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群众，什么是实事求是，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人民的字眼最多。他曾多次谈到，我们党的根基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就是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朴素而真情的话蕴含着颠簸不破的道理，体现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

　　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永远不应该忽视的重大问题。群众观点，在中国共产党人这里，永远不应该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