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父亲是老红军，母亲是建国前参军的退伍军人。这样的家庭环境，从小潜移默化地教育，自然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

　　1973年初我高中毕业后，已被安排到柳林中街小学当缺额代教。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讲，是有很大希望转为正式教师的。但同年10月，当新建的柳林县第一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还是义无反顾地第一个报名到农村去插队，并得到一辈子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的父母亲的大力支持。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想往事，我现在仍感到当年的激情在燃烧;回顾近半个世纪走过的人生历程，我仍然对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此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不少知青已经在全国行动起来，比较有名的典型有邢燕子、侯隽、蔡立坚等。当我从报纸、广播上看到听到他们的事迹后，一贯积极要求进步的我，激情像他们一样喷涌。因此，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成为我内心的一种真实向往。

　　我不仅自己积极带头报名，为了动员像我一样的青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还根据组织的安排，到柳林镇办的广播站宣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宣读大城市知青的先进事迹，也上门动员自己的同学和好朋友积极报名。由于我的带动和全县各方面的动员，仅一个月时间，第一批报名的知青就达到117人。

　　火热的激情必须经得住现实的考验，才能炉火纯青。尽管我们以前对农村还算有所了解，但真正到了农村，才懂得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困苦。

　　我们插队的点是本县金家庄公社下嵋子村，是一个山高坡陡渠窊深的纯农业村。当时我们一同去的知青有3男7女共10人，县里指定我为知青队长。尽管提前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到了具体劳动中困难还是不小。去田间的路大部分是羊肠小道。在县城平出平入，初走这样的羊肠小道，顿感头晕目眩，两腿打颤。但受激情的鼓舞，我们7名女知青互相鼓励，一定要过好这一基本关。实践证明，只要心中有底气，天大的困难也不算难。经过不长时间的锻炼，我们不但能像村里人那样在这些羊肠小道上如履平地，而且，每天还要担着担子，在这些陡峭的山路上健步如飞。

　　那个年代，农村一年四季的活计都安排的满满地。春播夏锄秋收;秋收完了再修梯田;冬天主要是搞人造平原、打坝堰。每天基本上都是一出勤，两送饭。上地时每天还要顺便担着农家肥往地里送，秋天回来还得担庄稼。说不苦不累是假的，但受激情的鼓舞，我们感到虽苦犹荣。我们和村里的老百姓一样，干起活来一步不拉。春播夏锄秋收且不说，光是冬天打坝时推平车倒土，我们把围巾扎在腰间，大冷天还干得浑身冒汗。休息时，流出的汗水结成冰碴，那种难受的感觉，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除劳动关外，还必须过好“卫生关”。在城里吃东西至少要用水洗一下。但到农村劳动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特别是春播时节，需要用手抓着拌着土的人粪尿往种子上撒。饭送到后，老农们用黄土擦擦手，抓起窝头就吃。刚开始我们接受不了，认为不卫生。但为了融入老百姓之中，我们强迫自己照着农民的样子，擦擦手抓起来就吃。这样，我们和老百姓的心就贴得更近了。

　　人是社会导向的追随者。那个年代，大多数有志青年都在追求积极向上。由于我的带头，大家不仅在劳动中表现得争先恐后，而且像当年共产党的军队一样，收工后还要给烈军属、孤寡老人担水、扫院做好事。同时，我们还和学校一起搞了科学种田试验田，办起了气象哨，还指导老百姓试验搞起了沼气，取得了成功，受到老百姓的高度好评。

　　由于表现突出，1974年5月，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1975年3月，县里召开第二届团代会，我被选为团县委不脱产的副书记，除参与团县委有关重大活动外，平时仍在村里参加劳动。

　　组织的鼓励使我信心更足，激情更旺。当时政策规定插队满两年遇招工、招生，经村、社推荐，知青办批准就可以离开农村。到1975年，我们插队已经两年多。县里陆续给我们知青点下达了招工、招生指标，村里、公社、县里都推荐让我去，但我每一次都把指标让给其他战友，自己仍然继续留在村里劳动。

　　到1976年，我们知青点有6人被招工，就剩下我和其他3名知青。当时金家庄公社的苏家庄村知青点也仅剩3人;金家庄公社农场还有10多名知青。想到知青太分散，生产生活有许多不便，我就向县里建议：把三个点的知青都合并到一起，再分配一些知青，由知青单独成立一个农场，这样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有利于干事创业。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1976年4月，3个点的知青就都合并到金家庄公社农场，县里又安排30多名知青到农场，这样，我们农场共有了50多名知青。我给农场起名为“知青登攀农场”，县里指定我任农场场长。公社调剂给我们农场一块坝地和一部分山地。

　　【当年在登攀知青农场时与队员合影留念】

　　我们农场分为农业队、水保队、蔬菜队。根据各类人员的特点和当时的需要，还建起了红炉组、铁皮加工组、缝纫组、机电组、面粉加工组、运输队(30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各一台)、基建队，同时办起了图书室、气象站，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形成了以农业为主体，农、林、牧、工、贸一体化的综合型青年农场。我们的气象站经常为农村预报天气情况，为广大农民服务。宣传队排练的文艺节目经常给当地老百姓演出，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同时，我们农场在前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后几年还有了一定结余，全部上缴国家。另外，还在村里搞了许多公益活动，如救济贫困家庭、五保户等。我们农场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统一起床、统一熄灯。每天早晨起来做早操，早操后上地，晚上组织集体学习或排练文艺节目。当时毛主席有一句话：“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定要去占领”。因此，我们每天晚上都组织学习时事政治、学文化、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了“比学赶帮超”活动，所以虽然劳动、学习很紧张，但大家思想觉悟很高，气氛也很活跃，积极性空前高涨。担水扫地从不用轮流，大家在做早操前就自动抢着去做;因人多工具少，有的人第一天晚上就把扁担、扫帚藏起来，以便第二天能自己做好事。我作为农场场长从不搞特殊，每天都和大家一起到地里干农活，有一段时间我腿疼得很厉害，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士气，照样每天坚持爬山劳动。以致到现在还落下腿疼的毛病。

　　为了更好地激扬士气，我们还自作词自谱曲编出《登攀农场之歌》：“登攀!登攀!奋勇登攀!我们是革命的登攀队，接过前辈手中枪，主席教导记心怀。革命青年铁心务农，前进路上打先锋……”我们知青登攀农场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受到各级组织的信任，曾经荣获青年突击队称号，被评为县、区先进集体，并多次受奖。我个人被评为省的先进知青和吕梁地区及柳林县的知青标兵。

　　【1977年笔者(中)根据组织安排回团县委任职时与知青合影留念】

　　1977年12月，县委决定让我脱产回团县委任专职副书记，当时我从思想上是不愿离开农村的，便和找我谈话的组织部领导说：“我要扎根农村”。但领导说这是工作需要，必须回去。我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团县委任专职副书记。

　　【笔者(二排中)离开农场回县工作时集体合影】

　　时间虽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四年的插队生涯，对我而言确实是终身受益。我感到通过插队，至少为自己奠定了三个基础。一是意志基础。插队期间培养起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精神，奠定了我们后来战胜工作、生活中困难的基础。二是群众感情基础。插队让我们体会到农民的艰辛，老百姓的不易，增加了对农民的感情。大多数插队知青都对老百姓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为走向领导岗位后，防止脱离群众奠定了基础。三是管理基础。农村工作事无巨细，非常繁杂，通过几年的农场管理，锻炼了自己的组织领导能力，成为日后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四年插队经历，虽苦虽累，但对我来说，是一段永难忘怀的历史，对此我终生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