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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9日，行政院下令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长秦德纯代理。
27日上午，秦德纯等与日方代表土肥原签署了《秦土协定》。又一个屈辱的卖国条约问世了！
《秦土协定》迫使二十九军移驻河北。河北省党部移驻保定；天津党部取消；国民党政府已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
日寇又向何应钦提出要求：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全部取消。二、五十一军撤走。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外、排日行动之禁止。”
日本人酒井还蛮横声称：如果不立即执行，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对中国百姓苛政如虎的国民党政府，在强盗面前却恭敬温驯，对日寇的无理要求竞然一让再让，有求必应。请看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敦睦邻邦令》，就恬不知耻地声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坊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935年6月11日天津《大公报》)
同时，还命令于学忠率五十军经保定退避西安；将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调往徐州；将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开往洛阳。(《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18页)
杜聿明曾著文回忆二十五军撤军时的情景：“当师长关麟征召集团以上干部说明《何梅协定》关于撤军的内容并宣布蒋介石的调令时，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为了避免意外，决定部队夜行军开到长辛店登车……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文史资料选辑》第99集第118页)
何应钦也率随从慌忙南逃了。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达成，使日寇从冀、察两省驱逐国民党势力的企图取得成功，从而实现了华北的“真空化”。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讲：“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仍以中日亲善为主旨。”(1935年11月20日天津《大公报》)
1935年12月20日，日本兴中公司在大连正式成立。该公司有资本一千八百万日元，总部设在大连，天津、济南、上海、广州、香港、东京、大阪等地设事物所，北平设分公司。
兴中公司是日本的一个国策公司，负责推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经济的方针。
1936年8月20日，兴中公司投资兴建的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电业公司名为合办，实际上由兴中公司独营。它在海河建设一家三万千瓦的大型电厂，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1936年以后，兴中公司又吞并了山海关、秦始皇、昌黎、滦县、唐山、芦台、通县等七家电灯公司，创设了冀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兴中公司又吞并了北京电车公司、北京华商电灯公司等。至七七事变前夕，兴中公司几乎垄断了平津一带的工业动力。此外，日寇在山东也进行着类似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对电业的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向冀察当局要求取得修筑天津到石家庄铁路的权力。冀察主席宋哲元同意设立津石铁路工程局，委派亲日分子潘毓柱任局长。
华北原有的京包铁路、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同蒲铁路，由于当初修建时借用了日本的贷款，这时全成了日资的债务奴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日寇操纵了华北的铁路运输权。到1937年3月，兴中公司又设立了“塘沽运输公司”，专门负责将日方在华北各地掠夺的资源运往塘沽码头，然后由轮船装运日本。
这时，刚刚成立一年的兴中公司，在日本对华北“投资”业中已占居第三位，仅次于侵华多年的老牌“东洋拓殖”和“东亚兴业”两家公司。
航空与铁路一样，1936年10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通航协定》。事实上，日寇早已在天津设立了航空部，1936年6月，日方在天津李明庄霸占土地两千亩，修建一个特大机场，用作华北航运中心。从此，日本飞机随意飞行于华北上空。
根据《中日通航协定》，中日双方于10月23日，成立一个惠通公司，负责航运。依约，航线有五条：天津～大连线、天津～北平～承德线、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北平～天津～锦州线和北平～沈阳线。五条航线的终点均与伪满及日本国内航线衔接。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军疯狂掠夺战略资源，1936年，经南京政府批准，中兴公司运走芦盐七万多吨，1937年达二十五万吨。(1982年9月5日《天津日报》)另外，日寇还霸占了塘沽等地的盐滩。
日寇还对华北纺织业进行惊人的掠夺。主要方式是吞并华北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天津市七家纺织公司，在1935年一年之间就吞并了四家。青岛的纺织公司，民族资本只剩一家。日寇还强划丰润、玉田等十余县的几万公顷土地为“植棉场”，专为日本种植棉花。
……
更有惊人之举，1936年6月6日上午十一点，冀察政委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与驻北平附近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日本军官在宴会上甚为嚣张跋扈……
蒋介石于1936年11月17日飞往太原，他要求阎锡山、傅作义集中军事力量“剿共”。
1937年7月30日北平失守仅一天之后，华北重镇——天津也沦陷了。
8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举行了堂堂的“入城式”，侵略者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区。
从此，平、津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蹂躏。
2022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