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因其特别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而注定会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该事件明暗之间的巨大反差超出了普通人们的想象力而给林彪这个人物罩上了一层迷雾。在近些年一片众说纷纭之中，毛泽东当年批林的指示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甚至出现质疑的声音。毛泽东当年是非常重视批林的，他亲自组织发动，强调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并且要求在理论高度上搞清楚，为什么说林彪一类人如上台，搞复辟很容易。对于毛泽东的告诫，我们懂得了吗?

　　林彪在文革初期是毛泽东的合作者，这是事实。然而，他投入文革的目的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根本不同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针对中共党内日益滋长的脱离群众的倾向，他认为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就会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走上苏共蜕化变质的路。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无需赘述。毛泽东曾经作过许多努力，但他发觉“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他多次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但一直得不到积极响应。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思考，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毛泽东下了决心：“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 ，让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与毛泽东这个时期殚精竭虑地思考中国未来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同，林彪是在处心积虑地算计着如何铲除异己，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扳倒罗瑞卿”就是他在文革“前哨站”中的一大活动。罗瑞卿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由于与贺龙等老帅工作关系比较密切而遭到林彪忌恨，被他视为威胁其权力地位的危险人物。他给罗瑞卿列出的最大罪状就是“要夺取军权”，“逼迫林彪退位”。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他用来掩盖其反罗真实用心而给罗瑞卿套上的莫须有罪名，在背后他给叶群的纸条上写的：罗瑞卿“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对他“不忠”“不敬”，才是他容不得罗的根本原因。

　　林彪耸人听闻地抛出了“政变经”，把一场路线之争，道路之争描绘成一种纯粹的权力争夺之战。“政变”，在历史上和现今世界上确实很多，其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内部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用这一套东西来描绘即将开始的文革，完全歪曲了毛泽东的初衷。林彪抛出“政变经”，是在为他整倒罗瑞卿，进而打倒一大批他心目中的权力竞争者制造舆论。

　　与林彪的“政变经”根本不同，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 “十六条”中明确指出，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样一个在全党正式开始进行文革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林彪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他托病请假，后来是在毛泽东及周恩来电话的催促下才勉强地中途到会。

　　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分歧中，林彪表现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姿态，这一方面出于他以拥护毛泽东的面目取得信任的一贯手法，另一方面，也与他极力扩张自己在党内权力地位的企图相一致。

　　林彪从来是很讲“山头”的。判断某人是不是“自己人”，就看是不是自己那个山头的，用叶群的话，就是看是不是“双一”的，也就是历史上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当然，即使是“双一”的，如果对林彪“不忠”，也被视为背叛者而必除之。罗瑞卿是这样，后继的杨成武也因为随同毛泽东外巡未向林彪报告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评论，被他认为不忠而被整倒的。把圈子放大一点，林彪对非军队系统的人更不会视作“自己人”。所以，在高岗鼓动倒刘时，他站在高岗一边，受到毛泽东的警告。高饶事件之后，他就一直称病修养，重大事件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连元帅授衔仪式这样荣耀的事情都没有出席。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明确拿掉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林彪才活跃起来，并且因为获得了“接班人”的特殊地位而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高调亮相，发表了许多十分激进的鼓动“大乱”的言论。

　　林彪这个时候对文革的热情并非出于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的拥护，而是把文革看作在“天下大乱”中扩大个人权势的一个重要机遇。他声称：“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以什么为标准呢?他提出了与毛泽东接班人五条件不同的三标准：“第一个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第二个是不是突出政治，第三个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这个标准，除了作为表态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之外，完全抛弃了毛泽东所提五条件中最根本的一条，即“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更不谈“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在不讲“为谁服务”这个根本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他还提出一个大节和小节的论调，说什么“要看大节，不要看小节”，男女关系偷鸡摸狗这类“小节”都没有关系，这不仅为保护其宗派集团里那些道德败坏的家伙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说法，还可以用“小节”来掩盖某些政治品质问题。

　　在文革进入到“夺权”阶段时，林彪的活动也进入高潮，他高调鼓动：“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然而，在夺权问题上，他与毛泽东也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很显然，毛泽东是支持人民群众起来夺那些官僚主义者的权，期望由此实现他一贯主张的体现巴黎公社原则，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思想。而林彪干了些什么呢?在海军，他保护亲信李作鹏，打倒了一大批反对李作鹏的干部，让李作鹏掌握了海军的大权;在总后，他直接出面死保生活作风严重腐化、民愤极大而受到群众冲击的邱会作，迫害了大批反对邱会作的干部和群众，让邱会作掌握了总后的大权;在空军，他通过叶群保护了害怕群众批斗而躲藏起来的吴法宪，诬陷打击了包括33名军以上干部在内的大批反对吴法宪的干部，让吴法宪掌握了空军的大权。原广东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受到群众冲击时，被林彪召到北京保护起来;在林彪一手策划“杨余傅”事件后，接替被林彪整倒的杨成武，当了总参谋长。这几个人都对林彪感恩戴德，誓死效忠，结成了死党。可见，与毛泽东的想法根本不同，林彪的夺取，就是排除异己，培植个人势力，组成绝对听命于他的宗派集团。他对黄、吴、李、邱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到了九大，林彪的人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军队的各要害部门，他的那几位核心骨干也都进入了政治局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

　　不仅如此，林彪还诬陷贺龙，贬低朱德，攻击其他几个老帅，造成元帅中除林彪外再无一个能管事的局面。与此同时，他还处心积虑地对不是他的山头、不听他话的大军区动手。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后，他认为机会到了，“找到了路子”，“要抓住做大文章”，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后因遭到毛泽东“还我长城!”的严厉警告而未能得逞。

　　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在文革初期与毛泽东的合作怀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他是利用文革中所出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后来对文革的反思)的混乱局面，乱中夺权。

　　目的不同，分歧终究要爆发。在九大召开时，在如何写政治报告这种阐述政治路线重要文件的时候，林彪与毛泽东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九大的召开，意味着夺权阶段基本结束，新的领导机构建立起来，接下来该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始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文革进行到底。他说：“究竟什么叫到底呀?……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正是这样，在九大召开前后，毛泽东怀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心，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工厂里“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现在相差太远，要减下来。”

　　─大学要“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对中小学，在农村要“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在城里考虑“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

　　─对医疗领域，“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在农村实行“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对于政府机关，“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对于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对于党组织，“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成立了新的政治局后，向全党发出号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这些改革，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的落脚点，他在1967年5月刘少奇已经不在权力中心的情况下说：“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才是文革“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显然，把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看作扳倒刘少奇的斗争，是一种片面的、肤浅的、不符合事实的观点。

　　然而，林彪一伙的确是把文革看作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既然已经权力到手，就可以打天下者坐天下了。基于这种想法，他们要写的政治报告就不愿再提“继续革命”，而要结束运动，好好经营这新的天下。于是，一个根据林彪的观点、由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与一个根据毛泽东的观点、由其他几个人起草并经过毛泽东反复审阅修改的政治报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了陈伯达，对他最后完稿的东西看也不看，原封退回;而林彪则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深怀不满，虽然不得不代表中央在九大上照本宣读，但有气无力，情绪低落，一副消极应付的态度。

　　在后来查获的林彪一伙搞的“五七一工程”中，他们对上述毛泽东所要进行的改革，一条一条都进行了针对性的攻击，完全证明他们实际上对毛泽东所要进行的文革是根本反对的，他们在运动初期所作的拥护姿态是虚假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的。

　　林彪在文革前期与后期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反差，从一个最最高喊紧跟的副统帅到一个图谋政变、叛党叛国的阴谋家，不仅使人们大为震惊，而且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再加上革命战争年代林彪的赫赫战功使他带有很多耀人的光环，给很多人留下英雄的形象，因而对事情的最后结局心理上很难接受。

　　然而，只要翻开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看一场又一场风云激荡的农民起义战争，就会发现许多现实的现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因素。

　　中国革命，由于中国的特定国情，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能够成功的屈指可数，而取得胜利的起义领袖，也只是推翻原来的皇帝，自己来做皇帝。所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成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究其原因，在于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可能形成先进的生产关系，他们缺乏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思想的指导，一切行动建立在改变个人地位、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目的上。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摆脱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命运，就在于有了共产党领导所体现的先进思想的指导，使得以翻身得解放为朴素动力的农民起义队伍有了远大的社会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早在红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一系列整顿，使一支农民暴动的队伍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党指挥枪”的人民武装。直到全国解放，毛泽东仍然用“不当李自成”来告诫全党，并且一直要求全党对搞地下活动，拉帮结派，伸手要权的个人野心家保持高度的警惕。

　　然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些革命队伍中的人，也包括高级干部，“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林彪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把内心包藏得很好，直到他叛国坠机之后，在他的住所查到许多他与叶群交流想法的材料，包括读书笔记、札记、格言、裁语、散记和感想之类的东西，才把他长久以来一直掩藏得极深、极精巧的真实思想面目暴露在阳光之下。人们发现，林彪所关注的，不是他口口声声说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更不是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而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作霖、蒋介石等人以及历代开国皇帝如何起家，如何利用矛盾、勾心斗角之类的机谋权术。他还把其中他认为“精彩”的章句亲笔抄给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在这些材料中，还有林彪自己琢磨得出来的心得体会，如“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等等。这些内心的流露为他在大众面前所作的拥戴毛泽东的虚假表演做了真实的注解，暴露出他以私利为中心，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和两面派手法。

　　在林彪的身上可以看到历代农民起义将领的影子。他聪明，会动脑子，脑筋转得快，在战役战术上表现出很高的军事才能，然而却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容易动摇。早在南昌起义受挫后,时任连长的林彪就曾经动摇而企图逃跑过;上了井冈山后，他对“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长征途中，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策略心怀疑虑，甚至提出要撤换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到了陕北，又对陕北荒凉贫穷悲观失望，多次提出拉队伍去陕南打游击。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他一再怀疑并拖延毛泽东攻打锦州的战略部署。一直到解放后，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他的想法也与毛泽东的战略眼光相距甚远。只是因为有毛泽东在战略上掌舵，林彪才得以充分发挥他在战役战术上的军事才能。在处理内部关系上，林彪则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派给他的党代表大都无法跟他合作，受到排挤;就连公认为人厚道的罗荣桓当他的政委，他也要求撤换。从他所在的部队调人、调枪支，就更调不出来，在井冈山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陕北，他又抗拒毛泽东要他拨点兵力给正在艰苦作战的红15军团的命令，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胜利之后，在打下天下后谁来坐天下、怎么坐天下这个问题上，在林彪身上又现出以往农民起义将领的影子。从他留下的那些材料中，看不到在许多革命者的遗物中常能见到的关于改造社会、追求革命理想的思考和豪情壮志，他所关注的，除了权力，还是权力。在他认为时机未到时，他采取的是避免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态度，来保全自己。他从高饶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尽量低调。他在笔记中摘录了“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意思是：刘邦建立西汉，功臣们留恋权力，结果很惨;而刘秀建立东汉，那些功臣很识时务，结果得以保全)的史评，反映了他的真实内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林彪不留恋权力，他1970年5月1日在接见总政治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时说：“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林彪的“政治”当然是指政治权力。这话是他在文革中已经大权在握时，在自己人的圈子里才会说出来的;而在平时，他用挂在自己卧室里的那个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时时提醒自己要像三国演义中刘备困处曹营时那样韬光养晦，以待时机。

　　为了扩大个人权势，他依照自己琢磨出来的权术，学蒋介石对待孙中山的办法，“大拥大顺”，极力把自己树立成最最拥护毛泽东的形象，以期实现“得一人而得天下”的目的。在毛泽东路线斗争中遇到阻力的情况下，林彪的支持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为他赢得了全国全党中的威望，从而以“副统帅”和“接班人”的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可到这个时候，随着权力地位的改变，他的心态也变了，他认为这是他在“搞政治”的“兴趣”上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战争年代就长于捕捉有利战机的林彪，一反他精心总结出来并一贯奉行的所谓“应兑(对)法”((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公然违反解放军历来的严格纪律，不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也不告知负责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就擅自发出全军进入战备紧急状态、整个国家进入临战状态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做出如此严重的出格行为，并不符合林彪以往的一贯做法，表明他已迫不及待地想检验自己在军队中的权威地位。这个企图也反映在当时报刊上鼓吹的解放军“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这类舆论宣传。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无视毛泽东数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包括直接批评林彪“此议不妥”，公然在会议开幕式上，打破原定的议事日程，鼓动全会坚持设国家主席，并且对不赞成的人套上反对毛泽东的罪名。林彪之所以敢于这么做，就是觉得倚仗自己“一贯高举、一贯正确”的形象，利用全党对毛泽东的崇敬心理和气氛，可以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默许他的行为，这样，既能进一步提升他在全党的威望，并把权势从军队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国家机构，又可以借机扫除对其形成威胁的权力竞争者。林彪一伙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果然在全会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可是，他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低估了毛泽东看透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更低估了毛泽东“反潮流”的勇气与魄力，所以逃不脱失败的结局。

　　从来在干部队伍中以人划线，区分“自己人”与异己势力的林彪，曾经因赢得毛泽东信任而把自己看作毛泽东的“嫡系”，认为可以像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那样登上权力顶峰。可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发生冲突之后，他不再认为毛泽东是“自己人”了，他对毛泽东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至于在1971年五一焰火晚会这类公开场合，当着西哈努克这样的外国来宾的面，以沉默，漠视，不辞而别等方式，公开地表示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抵触。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他为了捍卫本已到手却面临丢失的权力，展开了孤注一掷的搏斗，不惜采用分裂、逼宫，暗杀等极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投靠外敌。在最后时刻，他们以“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为盘算，背弃民族大义，踏上了叛国投敌的不归之途。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因而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只是热衷于谋略权术。林彪自创的格言“万般皆下品,利益唯独高”，就是一种只讲个人私利而无视一切政治与道德准则的实用主义态度，在这种心态下，假话连篇，两面三刀，毫无底线地搞阴谋诡计就毫不奇怪了。而且，如同那些农民起义领袖在胜利之后总是重新捡起孔孟之道，来作为巩固自己权力以至建立新王朝的理论舆论工具，林彪也是从这类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吸取精神力量。在他留下的心得笔记中，不仅没有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很少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充斥着“克己复礼”之类的封建教义。相比于毛泽东批评的一些老干部停留于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倾向，林彪的思想和行为更多地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更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而且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高度重视批林，又为什么要把批林同批孔结合起来的原因。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常常用“君权神授”之说来论证自己地位的合理性。林彪鼓吹“天才论”也有类似的性质。他竭力把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崇敬推向神化的极端，实际上是在为神化自己作舆论工作。他想营造一种万众绝对服从于某个救世主的宗教化的政治气氛，为其接班后的绝对权威做舆论准备。正因为有此目的，林彪不顾毛泽东的一再批评，坚持“天才论”不改。不仅如此，林彪还把“天才论”这一套用到他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身上。他的亲信们把二十几岁的林立果说成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毛泽东不赞成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林彪一伙却把林立果的讲话捧为“第四个里程碑”，并制造林立果是“第三代接班人”的舆论，由此可以看出林彪一伙企图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的内心欲望。

　　回到本文的开头，让我们再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告诫人们警惕，林彪一类人上台搞复辟很容易?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英勇斗争持续不断，可是他们的斗争除了造成朝代的更迭之外，从来没有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提出了有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就是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周期律的历史伟人。他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这样一件大事已经载入史册，但他作为自己生命使命而更为看重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这个历史周期律的突破，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真正地、永远地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最后，我们用毛泽东在1972年批林时所引用的白居易的一首诗(他用红笔对全诗划了着重线)作为本文的结尾：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俱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说明：本文关于林彪的材料主要取自：周敬青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林彪集团问题的再研究》(2001年)(指导教师:金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