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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一声霹雳，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工农起义军(工农革命军)上了峰峦叠嶂莽莽苍苍的井冈山。这支红色队伍，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数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数万人的红色铁流，连续开辟新天地，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达到鼎盛时期。这支工农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毛红军)，或者红一方面军。通俗地说，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用全部心血创建而成的。

　　以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的毛泽东等人作为榜样，贺龙等人在湘鄂西根据地建立了红二军团(后来又会同红六军团成为红二方面军)，徐向前等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红四方面军……

　　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名闻遐迩，可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1933年春寒料峭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把持的中共中央在大上海站不住脚，迁往毛泽东领导红军开辟的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以后，喧宾夺主号令四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内全面贯彻。他们下车伊始，就以右倾为名罢免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坐火箭串升上去的这些领导人习惯于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与从群众中自然产生出来的领导人毛泽东亲民形象迥然不同。

　　博古等极力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刚愎自用，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与分析。同时，他们顶礼膜拜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因此，他们在军事上最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草率地强攻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黎川县的硝石和资溪桥。结果两次战斗都失利了，就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吓倒，转而采用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采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抗，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用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与敌人硬拼消耗，使红军陷于处处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毛泽东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走进最高指挥部，提醒：中央红军主力应该迅速进入浙江、江苏、福建、安徽等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把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跳出碉堡围子打仗，引出敌人，在运动中消灭之。这样，既巩固了老苏区又开辟了新苏区，同时也援助了李济深的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苦口良言，未被巨头博古李德等接受。不久，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镇压了李济深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以后，立即抽回兵力，从容布置，加紧进攻中央苏区。大好机会，被博古李德等轻易地丢弃了。

　　1934年4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9月，中央苏区情况紧急。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前途，再次挺身而出进言：中央红军主力赶往湖南，以便调动江西敌军至湖南，寻找机会，全力以赴歼灭之。

　　毛泽东的再次献策，又被博古李德粗声粗气断然拒绝。毛泽东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中国革命的前途，危矣!

　　毛泽东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模范，他没有走极端。博古李德如果不见棺材，是不会落泪的。独龙难以下雨，毛泽东在等待群龙呼应。那时，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然，等待需要付出代价。俗云，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为了尽量减小代价，毛泽东苦心孤诣想方设法。他在积极做工作，努力说服两位重量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年10月上旬，五十万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石城，逼近了红色首都——瑞金。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压境，博古李德等人惊恐万状，除了进行战略大转移之外，别无良策。所谓战略大转移，实际上就是撤退。用刘伯承的话说，这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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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留下项英陈毅等三万余人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雩都、瑞金分成两路西进。

　　长征开始，博古李德等人又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出发之前既不做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也不做好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工作，而且带上庞大的后方机关及大批东西，致使红军行动迟缓难以摆脱敌人。

　　为了防止红军顺利向前开进，蒋介石调兵遣将，数十万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左攻右击。虽然经过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部队人员锐减。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八万锐减至三万。望着烈士们血流成河的惨景，广大指战员们在痛苦中思索着……这时红军指战员深切痛恨“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达到极点。大家认为，红军从未没有这样窝囊惨败，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全军覆灭。广大指战员们心里都在感叹：以前毛主席指挥我们打仗，根本不会是这样!

　　机会主义领导者无可奈何，执意按照原计划欲使三万红军进入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在那危急关头，毛泽东忍无可忍，他不能眼看中国革命就此断送，再次挺身而出坚决主张放弃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胜仗，建立根据地，休整部队。他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赞同，如果不是这样，三万中央红军必定荡然无存。

　　假如中央红军被消灭，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会跟着完蛋，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了。是的，历史没有假如。

　　毛泽东的同盟者张闻天王稼祥首先提出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算账，战友周恩来很赞成，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积极响应。于是，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和红军走上了马列主义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走向前台，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后来诗云，群龙得首自腾翔。

　　遵义会议开完后，红军整编，精简机构充实基层，轻装前进。因此，红军立即改变被动局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使几十万敌军晕头转向，被远远丢在了后面……

　　正是由于毛泽东为首的英明正确领导，在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饥寒伤病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磨炼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包括一些隐藏很深的投机分子)，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逃跑行径和分裂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从而掀起抗日高潮，直至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如果没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就没有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没有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就没有长征一说。

　　长征途中，大家熟悉了毛泽东!胜利之路来之不易，是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铺垫而成。长征是播种机，在两万五千多里路途中连续地播下了红色种子，告诉人民走红色的道路，才是光明的道路。

　　当年二十多万人的战略转移，胜利到达陕北者约四万人，其余的大多数英勇牺牲在路上，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那四万人里，能够迎接新中国来临者多半成为历史中坚。这些中坚分子里，有人蜕化变质甚至祸国殃民。革命，其实也是大浪淘沙。

　　从遵义会议起，毛主席一直担任我们党的领袖。新中国成立前，老人家曾经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想而知，老人家希望我们党保持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