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旧址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就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的一年前，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这一天，注定是新中国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历史上不平凡的一个日子。

　　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钱学森离开美国前，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离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聂帅

　　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召开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会上，聂帅首先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钱学森为院长。之后又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热忱地勉励大家，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进行学习、研究，毕生致力于新中国的导弹事业。

　　聂帅讲完话后，钱学森进行了简短的任职讲话，他说：

　　“这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投身这个事业是很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身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还要甘当无名英雄

　　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我们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不会向困难低头。我说，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认真’两个字。只要大家认真对待，就没有攀登不上的高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钱学森讲完话后，就在主席台上摆起一块黑板，给大家讲起了导弹技术的基本知识。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其实还属于筹建阶段。全部科技人员就是从有关部门抽调的30多名科技专家和当年刚分配来的100多名大学生。行政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队干部。

　　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久经沙场的军队干部，对导弹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就是为数不多的专家，连导弹是什么模样也都没有见过。“两弹一星”元勋、航天和火箭专家任新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钱学森同志是当时我国唯一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专家。”

　　钱学森的第一堂课讲得通俗易懂。科技干部听了，不感觉浅;军队老干部听了，不感觉深。钱学森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向大家打开了导弹的神秘之门。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没有摩拳擦掌的表态，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任职演说，这样一个简单生动的成立大会，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创了先例。

　　1986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立30周年。6月6日下午，在北京玉泉山9号楼聂帅处，航天工业系统的领导和部分老专家来看望聂帅。那天，钱学森激动地说：“我就说一句。我们航天工业部、七机部、老五院有光荣的历史。这个历史正式开始是1956年10月8日。那天下午，在车道沟借来的一个医院开会，聂总亲临大会，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啊，大家记住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啊!大家要记住，老人要记住，也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效率，1957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新的领导班子：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王诤、刘秉彦任副院长。除了钱学森，其他几位都是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从这个配备可以看出，为了研制中国的导弹，在加强五院强领导班子的建设上，中央军委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根据聂帅和总政治部商定，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机构按兵团级、下属分院按军级行使职权。兵团级，介于军级和大军区级之间。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央对发展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在一个兵团级的重要单位里，钱学森这个不穿军装的文职科学家，领导着一群穿军装的将校级军官，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五院成立后，钱学森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选调来的专家虽然许多人都曾留学海外，也是当时国内的顶级专家，但对导弹也基本上是门外汉，更不用说那些刚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了。

　　钱学森亲笔撰写了授课教材——《导弹概论》。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航天专业方面的教材。《导弹概论》的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逻辑严密。对为什么要搞导弹，导弹是什么，导弹的推进系统、制导系统及结构，导弹涉及的空气动力学问题等等，既有宏观的描述，又有微观的介绍;既有他推导的公式，又有他绘制的图表;许多与导弹相关的名词，都是他亲自翻译的。

　　钱学森还亲自授课，为技术人员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在当时，这实际上就是导弹技术的“扫盲班”。钱学森不仅给五院的技术人员和干部进行“扫盲”，也对军委总部机关干部进行了导弹技术的“扫盲”。贺龙、陈毅、叶剑英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前往听课。一时形成了“导弹热”，钱学森成了军中名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军队的“火箭军”，就是当年钱学森提出来的。他在“扫盲”中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五院成立后，技术干部陆陆续续调来了，各种技术培训班也陆陆续续开办起来了，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导弹研制道路，摆在了大家面前：是一切靠自己的力量，从头开始摸索前进?还是一切依赖外援的力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钱学森曾撰文回忆说;“当时我们新中国建国不久，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我们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还能搞导弹所以当时并不具备搞‘两弹’的条件，说‘白手起家’一点都不假。”

　　就在五院成立的这一年，我国才刚刚制造出来第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这在当时，是展示新中国新气象的重大成果，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差距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如果不依靠苏联的力量，要想自力更生研制出导弹来，是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钱学森回国后，对一切都要依赖苏联“老大哥”是不太赞同的。他在参观“哈军工”时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而面对新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基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导弹，他能想象得到，困难将是很大的。

　　聂帅多次召集有关方面开会研究“道路”问题，他特别重视钱学森的意见。集思广益后，聂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导弹的研究，要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

　　1956年10月15日，周总理批阅了这份报告，并转呈给毛主席。10月17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方针。这也就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建院方针。

　　针对有些人过分依赖外援的思想，聂荣臻元帅始终坚持这个方针。聂帅多次强调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他还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花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

　　钱学森是这个方针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在五院的开创和建设过程中，他一直坚持和贯彻了这个方针。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吸收了美国、苏联的经验，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十个研究室，并确定从地地弹道式导弹、地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三个方面人手进行研究。

　　钱学森是一位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在组织液体弹道导弹研制队伍的同时，还安排了少数科技人员进行固体燃料推进剂的探索研究。这为后来我国固体火箭和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打下了基础。由于预见到运筹学不单能运用于武器装备研制，还要为研究未来武器装备的规划服务，钱学森在五院机构设置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作战研究处，这可以说是我国国防系统分析研究工作的起源。在五院的直接领导下，还组建了国防科技情报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广泛收集火箭、导弹、无线电电子技术、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等方面的科技情报资料。钱学森为此指示说“情报研究工作应以建立专题技术资料档案为主，缩短翻译战线，提高出版物质量。”

　　钱老

　　中国的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的科研工作，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从1956年的10月8日开始，踏上了艰辛探索的道路。

　　经过60多年的努力，今天我国的“火箭军”，我国的航天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走过来的路，不能忘记以钱学森为杰出代表的那一代人作出的开创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