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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颂

作者:铁沐臻  更新时间:2023-04-27 01:04:19  来源:毛思想研究公众号  责任编辑:石头

  延安——重塑中国的革命圣地。

  延安时代,是毛式革命路线成熟的时代,是中国革命领导集体成熟的时代,是新种花家雏形基本形成的时代,是正式实现了“两个确立”——确立毛主席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对党的指导地位的时代,是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两千多年未有的空前的而又成熟的组织化、政治化的时代,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全面成熟的时代,延安革命实践是中华民族从衰弱、分散到成熟的组织起来的转折点,从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反帝反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从早期探索走向胜利的转折时代。

  在延安,毛主席带领革命根据地人民实践着千古巨变——重塑了种花家的社会生活面貌、重塑了种花家的无产阶级干部作风、重塑了种花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重塑了种花家的无产阶级军队、 创造了种花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雏形、重塑了种花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形式——重新塑造了一个五千年未有的新种花家的雏形。

  经济建设方面。

  面对蒋贼和日寇的封锁,毛主席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经济建设的全面蓬勃发展,干部和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和军队参加劳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社发展、国营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发展、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争取发展对外贸易打破封锁包围。

  毛主席领导我们此时积累空前丰富经济建设经验,形成密切联系群众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经济建设成熟开展产生巨大影响。

  将中国最主要人口前所未有的组织了起来(五千年未有的奇迹),形成了打破封锁的独立自主建设国民经济的毛主义经济模式成熟化。

  毛在延安遇到了蒋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后遇到的是美国的封锁。延安大生产,和建国后的1959年——1972年开展全国大生产,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累农业资本反哺工业,以农村最为城市工业品市场保证工业产业需求,充分积累资源,全国勒紧裤腰带攒钱搞“两弹一星”,打破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封锁相联系。

  在延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其他经济集团控制的根据地货币发行权和独立自主的经济内循环。

  建国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拥有国家资本绝对控制权和货币发行权完全独立自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

  在延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广泛的乡村合作社和互助组,实现中国主要人口——农民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组织化、革命化、政治化,真正解决了乡村内部贫富分化问题,组织起来兴修水利。

  建国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乡村合作化与乡村自主工业化,维持国内工业的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并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组织起来全国大修水利,创造了典型奇迹红旗渠。

  在延安:干部、军队、群众一体大生产,整顿干部和军队作风,干部和军队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群众化、务实化,并打破了蒋介石和日寇的封锁。

  建国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农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在生产运动中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愚公移山,改天换地,打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帝国主义的封锁。

  在延安:毛主席主张公私兼顾,在不触犯法律底线和国家经济统一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允许发展一些私人经济丰富产品供给。

  建国后: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首次提出要“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首次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首次提出价值规律“伟大的学校”。

  在延安:毛主席提出,工农商业统筹兼顾,经济要政治统一领导。

  建国后:经济要由政治挂帅,《论十大关系》的农重轻、国防经济、沿海内地、国家集体和个人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规划。

  在延安:大力发展农村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建国后:毛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万年都要学习”,在五十年代甚至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解放最主要劳动力——农民阶级,把两千年封建社会一直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最主要人口、最主要劳动力——农民阶级空前的政治化、革命化的组织起来,有组织的领导他们开展大生产,为工业化提取农业资本,集中最主要资源有规划的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国防体系,这是毛主席从农村根据地建设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以贯之的重要目标之一。

  党的建设方面。

  延安整风,中共全面成熟。

  为什么产生--面临的新课题:

  ①需要在农民阶级为主要人口、军队主要成员出身人口,中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政治活跃分子主要出身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

  ②需要纠正早期毫无革命经验导致的照搬苏联模式产生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尤其是要重点纠正教条主义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在全党的高度统一,在全党确立新革命理论统一指导地位,从根本上结束王明错误路线,正确总结经验教训。

  ③苏联政党组织模式严重的单纯自上而下官僚化的局限逐渐暴露,产生系一列问题,于是毛主席极其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

  ④紧张的革命环境、迫切的革命任务,使中国共产党急需成为一个思想集中统一、组织纪律严格、全国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组织。

  ⑤种花家无产阶级组织力量成立以来,加入这个党的人物的目标动机、根本认知观念形形色色,对于什么是中国的现实、未来,对于什么是现代化,有根本不同的认识,需要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才能走向毛思想的正确道路。

  ⑥政治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实际、群众散漫非政治化无组织化,让中国社会一盘散沙、无战斗力。

  延安整风通过开展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自我批评的大学习运动,从而才可以从最基层组织中国社会,使干部群众化、务实化,群众组织化、革命化,让整个社会组织起来。

  方式:

  根本上批判“左”倾机会主义严重错误路线,全面深刻从社会历史角度客观批判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大规模开展理论学习,阅读历史和理论资料,反省历史中的教训,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党员互相批评以及自我批评,根本上纠正王明错误路线。

  纠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全党洗心革面。集中重点于纠正主观主义中的教条主义,辅之以纠正宗派主义、党八股,明确目标。

  思想建党为中心,思想教育纠正思想为主要任务,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

  干部开展对中国基层、各领域实际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参加生产劳动,立足实际情况,大规模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

  立足事实,以事实历史为依据,进行赏罚,分析历史根源,总结经验教训,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实现统一思想总结得失并团结全党的目标。

  发动下级检举审查上级、发动普通党员检举审查干部。

  以农民武装集团和雄厚战功为权力基础,以事实战功为依据说服中立派和保守亲苏派,从而据理力争强迫苏联承认,孤立激进亲苏派,先延安整风整顿思想、做好历史决议后开七大,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

  确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整风,形成上下互动模式,打破苏联官僚化组织等级制度模式。

  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彻底清算五千年来中国官僚阶层的弊端。

  在延安,毛首次提出来具体详细的上下干群互动的党建理论,超越了列宁的党建理论。

  ①传统的苏联组织最大的问题就是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官僚化从而带来的特权化,列宁同志精准发现了这个问题,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的危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化现象。正是由于单纯自上而下党建模式带来的官僚阶层复辟本质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毛主席用一生致力干解决这个问题。

  ②毛主席对列宁同志最重要的超越,在于构建起了党和人民互动的机制,这是一种平等和觉悟双运的党和人民的辩证关系。

  ③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力量的先进性体现在能够把人民本具的觉悟充分地激发出来,政党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人民的主体性需要党的主体性来激发,党的主体性需要通过激发人民的主体性来实现,这是一个双向的、辩证的、不断的循环。

  ④苏联式政党是以类似于神对无产阶级的“圣爱”态度对待人民,那么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种花家共产党那里,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如同从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愚公”,而这一任务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要感动人民大众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来实现目标。

  感动“上帝”,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打动乃至引动神圣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众就是这个“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间一切神圣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坚持下去感动人民,意味着要以共产党的觉悟引发人民的感同身受,激发人民本具的无上觉悟,以此觉悟所转化成就的神圣全能之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进行到底。

  ⑤毛泽东建党理论对于列宁建党理论最重要的超越,就是打破了干群二元对立,更侧重于群众化。在毛主席看来,人民的先锋队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觉悟去激发人民本具的觉悟,人民的觉悟一旦被激发起来,成熟起来,一定会赋予先锋队永久的持续的动力,从而构成一个辩证循环。

  实现了毛式组织建设思想成熟化,五千年未有的干部高度群众化、群众高度组织化革命化。

  和建国后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革命领导集体变质建道路相联系,通过群众监督检查干部、下级批评、检查上级打破“历史周期律”。清算种花家五千年的官民二元对立,官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端。

  政治军事路线方面。

  大量工农武装根据地成熟开辟,“井冈山模式”成功推广;“持久战”、“游击战”理论胜利,正式确立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在敌后大规模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发展军队、建设经济、开展思想解放、进行减租减息,继续推行农村包围城市模式。

  成功贯彻《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精神。在包围与反包围的犬牙交错的战争中,通过打入敌后,发动最广大群众,组织最主要人口,陷敌人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八路军通过战略内线持久防御消耗战和战役外线速决进攻歼灭战,以游击战争的方式不断扩大农村根据地,消耗日军势力。

  军队建设方面,坚决实行两长制,党指挥枪,宗旨为人民服务,贯彻三大民主、三大原则、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支部建在连上,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

  毛军事思想的全面成熟化,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极大成就。其中这三点理论是创新极其瞩目的。

  首次将游击战争理论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

  ②敌人占地甚广,战争的长期性,他们的国家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作战;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

  ③战争的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要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人民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通过持久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大量牵制和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的。

  大规模大范围的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牵制、突袭、消耗的游击战争,并组织开展保障游击战争顺利进行的政治组织建设发展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是毛主席的原创游击战略理论。

  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①毛主席从敌强我弱这一中国革命战争基本特点出发,提出了充分准备、后发制人、诱险深入、攻防结合、持久取胜等系统的积极防御战略理论,他把积极防御发展为指导战争全局的范畴。

  ②在战略防御中,把战略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中的进攻相结合,以攻为守,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为转人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创查条件;在战略进攻中,不失时机地与敌进行战略决战,彻底歼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③战略上的内线防御消耗持久战,战役战术的外线进攻歼灭速决战;全局战略上以少胜多以一敌十,局部战役战术上以多胜少以十敌一;用局部的质变积累全局的量变,通过局部合理布局尤其是关键部分布局以及大量积累争取全局优势——这就使极防御越出了防御作战的范畴,发展为指战争全局的理论。

  首次提出系统的的歼灭战理论

  ①毛主席根据种花家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系统地总结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仅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成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则地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

  在人类以往的战争史上,虽也曾有过歼灭战的实例,但没有关于歼灭战的系统论述,没有形成完整的歼灭战理论。

  ②毛主席把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具体化为战场作战的方针,并形成了系统的歼灭战理论。

  延安时期军事实践,和建国后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军队政治优先、兵民一体大训练、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队民主化的国防思想密切联系。

  ​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红色文艺工作模式。

  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为人民群众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帝反封的文艺工作。

  毛主席的文艺工作思想更重视和突出文学的实用功能,尤其是革命和政治功能的发挥。毛主席把文艺纳入革命政治工作中,视为与军事战线并列的文化战线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军队。他明确指出文艺的作用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表明“人民的文艺”观念特别看重文学的革命政治功能,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成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人民的文艺”观念把文学的政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是中国文学史上把文学与政治关系表述得最直接、最突出的文学观念,它直接点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毛主席的“人民文艺”观念还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文化领导权作用。党的文化领导工作就是把革命文艺“组织起来”,为人民革命服务。

  毛主席首次在文艺中把人民群众提高到本位和主体性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文艺活动中把人民大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使以往丧失文化权的普通劳动者首次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以人民大众为本位,这是“人民的文艺”观念的核心观点,“人民的文艺”观念则克服了这些弊端,首先它对人民大众的范围做了科学的划分,“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首先尤其是为工农兵主体服务,这就克服了“人的文学”观对人的普遍、抽象规定的弊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从现实的人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人的问题;其次在促进文艺知识分子接近人民群众,改变文艺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思想感情隔膜的问题上,“人民的文艺”观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策略,即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真正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一方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转变自己的思想情感,使自己成为工农大众的一员,才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清算中国五千年以来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遗毒。

  和建国后群众的革命的文艺工作思想密切联系。

  政权建设方面。

  人民民主专政的“三三制”政权——无产阶级性质、代表工农联盟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开明绅士、民族资产阶级“三结合”政权初步建立,这是建设新中国政权组织的伟大实践。

  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首次建立了可以将两千年分散于小农经济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政权,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仅仅是占极少数人口比例的阶级。作为担负起中国进入拥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文明社会,并逐步建设成功中国共产主义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想让中国推翻进行现代化最大障碍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金融殖民经济命脉控制、地主阶级两千年阶级统治、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勾结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傀儡集团),必须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中国人口、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利益诉求,于是必须代表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必须尽可能发展反抗“三座大山”的革命力量尤其是武装力量。

  纯粹的强调“无产阶级成分”远远不适合当时代表多数人口根本利益诉求,于是毛主席鲜明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中国大多数人口服务,这比传统马列刻意强调“无产阶级”成分要适合中国得多。

  于是,毛主席的“人民”概念进一步发展,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超越。“人民性”和“阶级性”是辩证统一的,“人民”指每个阶段中国拥护革命力量的大多数人口,在抗日战争阶段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解放战争时期包括一切反对三座大山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拥护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阶级和集团,其中贯穿“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底线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这样,毛主席实现了他根据中国国情开创的“人民观”和传统马列主义“阶级观”的辩证统一。这样的“人民”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各个阶段应付自如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分化敌人、集中优势、各个击破,得以游刃有余的分阶段解决各种问题。于是,也衍生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尊重人民,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当然主张中国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于是,毛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维护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统一又维护多民族充分发挥特色发展优势的辩证统一,超越了列宁的民族问题处理方式,克服了列宁模式难以根本维护各民族统一团结、集中凝聚的内在局限。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不断改造农民小生产者向无产阶级转化,对一切有害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力量进行的彻底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前途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

  “人民”是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在一定的时期和地区无产阶级在当时有共同利益的同盟阶级,由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不变,但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任务,所以人民的范畴在不同时期也一直在改变。

  在理论上,毛主席“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在于极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在无产阶级及其不同时期的同盟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一切敌对阶级实行专政。

  毛在陕北建立“三三制政权”,为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三三制政权”的有效治理下,延安社会风气极大净化,出现了“十个没有”。

  新中国成立后,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土匪、没有妓院、没有黄赌毒,接近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社会。

  在早年,毛就设想过先建立一个或多个先进的民主的“小中国”再统一建立一个“大中国”。那么在延安的实践,就是建立了一个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全方位产生五千年未有的根本性巨变的小中国,为以后他建立“大中国”提供了模板。

  延安在政权、党建、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政权的缩小版,毛在延安重塑了中国,重生了中华文明,重新让中明焕发了精神活力,为中国有组织的带来最主要人口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