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50 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 的是， 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 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 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 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 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 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 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 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 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 人， 这引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借此迫使这位高 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了 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 对共产主义的攻 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 期天都邀请人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 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 宾人的面攻击了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 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 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象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 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 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 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 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 等，象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 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 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 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放弃了这种称呼!)。我自然没有因为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 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弄得措手不及。我当时给他们下 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 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 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 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 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 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 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 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 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 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 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 样做过。 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 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 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 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 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清扫干净，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使这些小伙子做 些工作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 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 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 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 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要是我不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服服贴贴地让自己陷进 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自己那伙人的思考能力， 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会为止。每次 会议以后—— 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 事—— 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讲述我说 过的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当他 们在此之后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刚说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猜 出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由于这种教唆，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凡是 有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 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坏蛋不久前还 是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了我给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 命67 问题所讲的话，另方面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 东西。他现在正在搞政治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①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编者注)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 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 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 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这部分地是正义 者同盟46 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 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关 于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在整个巴黎都无法了解，没有人知 道他们。

　　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 提出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 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不要写信 告诉任何人。这封信同他对我们的抨击①(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编者注)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 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 叙述了他们所遭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 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 显然以克利盖为首，并且他以无比 宽广的胸怀经管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 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 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 繁荣时期，克利盖这时成了一个普通“记录员”，财务的管理看来是 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已不是靠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靠舞迷的双 腿，一般地还靠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的来源;而且使他们感到惊 奇的是，现在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 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现在他们在金钱方面完 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 敢的特克伦堡人②(克利盖。 —— 编者注)还历数了他们忍受过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 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 又对移民区发泄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 移民区(也就是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一般说来他主要 谈论的是尘世中的事，尽管也有点甜蜜蜜的东西，尽管只是不时地 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能收到《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请回信告诉我，只要上面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四天以来， 《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 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 于对梯也尔的效忠。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谣传，说巴斯蒂德 和托马退出了《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 了联盟。《国民报》加以否认。它的编辑部发生变动是确实无疑的， 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 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同情是怎样 使自己大丢其脸。—— 此外，最近《国民报》完全是出于反对《改革 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初出现在《改革 报》上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68 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 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十分吃力地要象《国民报》那样进行 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这一点它是办不到的。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到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 的情况：格律恩由于本事不大，伤害不了我什么，于是就让人在城 门口告我的密。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 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 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 云格。于是艾泽曼就把云格称作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 筒，说这个第三者突然象一颗炸弹似的出现在这些人里面，说这个 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 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也就是他向警察所作的不折不扣的告密。而 发生这种事情的那家店主，在一个月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都 有密探，同时警官有一次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 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极力教唆艾泽曼该怎样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所知，格律恩应该对艾泽 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 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攻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又等 于把每星期的集会告了密，格律恩非常胆怯，不敢亲自以自己的名 义干点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 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使警察把整个集会看得很危险。

　　务请回信。

　　你们的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