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 同由湖南来北京的文涧泉和赵迎(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赵迎，毛泽覃原配赵先桂的继子。)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在赵迎谈了农村教育工作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7月3日 约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程潜、李烛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5年1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傅作义，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到中南海谈话，并一起进餐，徐冰(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4年12月任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参加。

　　7月4日 下午，同周恩来(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谈话。

　　7月5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6日 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3月任第二书记)、河北省省长。1961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谈话。刘子厚提出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去试。

　　7月7日 下午，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提出河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山东省委负责人说他们都这么办了。

　　7月8日 到达蚌埠。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曾希圣(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汇报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搞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一)可能私心重;(二)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毛泽东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又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7月9日 复信张维(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7月10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7月12日 收到陈云(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来信。信中说，他昨天晚上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来杭州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地多人少的县，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在杭州耽搁几天，再想到苏州专区找几个县谈一下。希望到毛泽东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不久，毛泽东约陈云谈话。毛泽东认为他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渭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五政治委员。)谈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些地方的情况有一些共同点。当毛泽东听陈云说青浦的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五时指出：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7月13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会见金日成(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周恩来、陈毅(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江华等在座。金日成问：国际上能不能打起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很害怕。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来的时候，我们讲了六七条，究竟是谁怕谁?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还是我们怕帝国主义多?我说两方面都怕，我们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这是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我们讲了几条：紧张局势，实力政策，边缘政策，大规模报复政策等等。美国越是紧张，越压迫，革命就越多，反美运动就越发展。只有在一种形势下，帝国主义会进攻，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天下大乱。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进攻;不是这种时候，他们就防御。我这个观点，赫鲁晓夫没有反驳。赫鲁晓夫同志大有好转，我们很高兴。核武器停止试验也停不了，这是看到真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怎么会把武器抛到海里去呢?我说常规军不能裁，禁止核武器还有可能，因为它太厉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禁止过化学武器——毒气(指1925年6月17日，几十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大家搞个协议，共同遵守。化学武器比核武器差远了，当时大家能同意不用。我想到，用核武器打起来，人类不是一半也得三分之一被搞掉，社会主义阵营受损伤，但资本主义要灭亡，他们敢打吗?我想将来还是要打常规战争。中国还没有原子武器，我们也在搞，哪一年搞得成，没有把握。要造就得几十、几百个，少了不顶事。会见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金日成。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阅一份日本关于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材料，批示：“林彪、贺龙、荣臻、瑞卿(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四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材料说：现在已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御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军火生产应努力促进枪炮等常规武器现代化，加强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充实其通讯机能;航空方面应仅限于巡逻、侦察、联络、运输等中小型飞机的生产;海军方面可以考虑生产潜艇、猎潜艇、直升机、P2V飞机等。关于导弹生产，将生产若干小型导弹。

　　7月14日 下午，回访金日成，周恩来、陈毅陪同。十五日，金日成由杭州回国。

　　7月15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7月17日 晚上，离开杭州。

　　7月20日左右 到达庐山。

　　7月25日 应古巴《革命报》请求，通过该报向古巴人民祝贺“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祝词说：“在‘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7月30日 写信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