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八月一日《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在文件讲到党内的思想问题要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处，毛泽东加写：“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看来这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一句后，加写：“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并将“看来”二字删去，“难以”改为“不可”。在文件中的“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加写“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并将“相当长”改为“很长”。此外，对文件中的“在一部分地区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分户单干了”这一句，将“在一部分地区”改为“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删去“相当严重的”五个字，“陷于瓦解”改为“改变方向”。还将文件中的“我们必须同‘单干风’进行斗争”，改为“我们必须对‘单干风’采取正确态度”。

　　8月2日 晚上，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首先询问这三个省区目前的生产情况，接着又问农村单干的情况。他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在谈到干部政策时，他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有错误的干部的处理，还是延安的办法好，问题谈清楚，还是使用他。当李雪峰谈到他回家乡时曾受到一个基层干部封锁消息时，毛泽东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在发扬民主中，要相信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封锁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征购过重，群众吃不饱，因此要封锁，隐瞒产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办了坏事又封锁，这是不能原谅的，也是封锁不了的。在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时，他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他还说：现在有这么个空气，土地报得少，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大，吃粮人数报得多。

　　同日 阅中共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批示说：“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钱让能的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太湖县是一个三类县。一九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以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为例，一九六一年同一九六○年比较，粮食增长百分之八十一，油料增长五倍多，棉花增长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责任田的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据我们了解，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同日 阅新华社七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五一八四期报道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摘要，批示：“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这篇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全国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都缓慢了。最近三年来农业生产停滞，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缺乏，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在加强;市场上严重混乱;已经到期而应偿还的债务正在增长，没有外汇储备，等等。

　　同日 阅《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报道指出：南斯拉夫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资差额不可比拟，产品涨价，市场割据，国际支付赤字巨大，社会消极现象比比皆是。南斯拉夫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不满。

　　同日 阅李先念七月三十日报送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高价商品情况的简报，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说：从一九六一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国营商业部门在市场上挂牌高价出售的商品共有十种。一九六一年，这十种商品共回笼货币三十八亿元，其中高价利润二十六亿元;今年上半年共回笼货币二十二亿元，其中高价利润十四亿元。目前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了，集市贸易价格也有所下降，高价商品价格显得过高。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个降价方案，从八月五日开始执行。这次调整是否适合情况，还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观察，如果发现问题，准备再作调整。

　　8月3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还是基本光明，有些问题，要抓紧解决，而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中央、省、市、专、县、社、队。实际情况是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在伊犁、塔城策动群众外逃，和在伊宁策动反革命暴乱，是为了颠覆伊犁州党委和州人委，还是为了别的什么?新疆有多少军队，一旦打起来，靠新疆现有的兵力是否守得住?是不是还需要调些军队进去?农业师是否都有武器，有没有训练的时间?农业师每年要有三个月时间的训练，边防要做些工事。还是少奇同志说对了，一九六○年他就估计赫鲁晓夫会在新疆搞颠覆活动，果然应了他的话。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修正主义，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修正主义。搞个文件发下去，把这件事让各省、市、地、县都知道，不只是发给你们西北。西北都知道了，有准备，免得有事措手不及。在谈到粮食问题时，他说：关中产粮食，从秦以来的七八个王朝都靠关中坝子的粮食，今年陕西征购减少四亿斤，是对的。北方要争取在几年之内农民口粮达到三百六十斤，南方稻子要四百五十斤，最好五百斤。农民最反对我们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现在要从三部分砍：征购任务，地县市附加部分，社队机动粮，机动粮都要搞掉。要群众负担那么多，是国民党的办法，是土豪劣绅的办法。共产党嘛，要区别于国民党。农民的互相调剂要搞，去年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八个专区到邻近收成好的地方换粮，一共换了二十七亿斤粮食，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公家的火车还帮助运输。商业上问题也很多。谈到民族问题时，毛泽东说：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这几个省区的工作要好好地搞。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开法，决定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彭真、陈伯达、杨尚昆列席会议。

　　8月4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8月5日 中午，同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2年11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李葆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万人。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级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种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了。第四种是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瞎指挥，这一类的事情是主观同客观不相适应。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大部分已经纠正，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同日 审阅邓小平嘱杨尚昆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名单。名单共二十二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至1965年3月)。1964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文化部部长。)、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毛泽东批示：“照办。”

　　8月6日8月2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会议又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等。

　　8月6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由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接着，邓小平介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日程安排。他说：会议今天算正式开始，实际上已经开了十几天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村工作;(二)财贸工作;(三)城市工作;(四)其他，毛主席、少奇同志考虑搞一个全国上下左右干部交流的问题。会议分了六个组，以六个大区为主，加上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中心小组的作用就是把问题集中起来，更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又返回到各小组里面去。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一片黑暗的看法。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消费的太少了。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七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

　　8月7日 会见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巴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各位朋友，不但我们几个人欢迎，全中国人民都欢迎，因为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主张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我们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但相同之点是主要的，我们互相尊重。亚洲和拉丁美洲有这么广大的人民，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党派和组织都应该团结起来。我们从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十三年了，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进步，但是在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还很落后。比如国防，我们的敌人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没有，我们还是常规武器。讲科学，同美帝国主义比较，我们还差得很远。讲经济，我们也还差得远。不过，帝国主义说我们非常困难，困难得不得了，说我们要垮台，也不那么符合事实。现在不会垮台，将来也不会垮台。

　　8月8日 会见厄瓜多尔前众议长、前内政部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阿劳霍，彭真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厄瓜多尔的政治、军事、土地、种族等情况。在谈到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时，他说：我们中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阿劳霍说：我们那里有毛主席的著作，像《矛盾论》、《实践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把它们当作我们斗争的指南。

　　8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和谢富治、罗瑞卿、陈伯达、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这两天的分组讨论，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点沉闷。现在需要务虚，要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忽视。在讲到形势、单干问题时，他说：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两重性，“草上之风，必偃”。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资产阶级是要争夺的。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付酬，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在讲到矛盾问题时，他说：我讲的人民内部的几种矛盾，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搞社会主义，中间出现了“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我们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错误。这几年整得我们好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如“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减少征购等。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要谨慎了，改正错误。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等价交换是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三四年了始终没有解决，这次能解决才好。

　　8月10日 阅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党委关于阿尔及利亚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外国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8月10日或11日 阅聂荣臻八月九日报送的植物保护学会关于防治病虫害问题的报告。聂荣臻附信说，建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专题文件中，加上防治病虫害这一个项目。十日，邓小平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主席，此件似可印发会议。”毛泽东批示：“尚昆即办。”

　　8月11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先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得知各小组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大家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对原则问题大家有兴趣，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在刘少奇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泽东说：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估计对。现在有人讲农业恢复要什么五年至八年，不要说那么多年嘛，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了，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时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在邓小平谈到知识分子时，毛泽东说：人可以变嘛，坏的可以变好，好的还可以变坏。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原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不是也变了，考茨基(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苏维埃政权。)也是变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派别，在党内没有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有一条和苏联不同，就是不开刀。斯大林就是不该杀人。在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刘少奇谈到农业机械化时，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来了，没有抓紧。从一九五八年算起，浪费了五年，还有二十年。今年还有几个月，下半年就要开始抓。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上次加了一个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再加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8月12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七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七月份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中组部的报告检讨说，长期以来，没有向主席和常委报告工作，反映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后一定引以为戒，努力改正。报告主要汇报了干部队伍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

　　同日 批示将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上印发过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印发这次会议。毛泽东在写的批语中说，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批语中错误地批评邓子恢，说他过了一年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批语表示欢迎邓子恢在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但认为他还有认识不够的。

　　8月13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八月六日的讲话，彭真、罗瑞卿、邓子恢发言。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在罗瑞卿谈到安徽的钱让能说不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时，毛泽东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光有才干不行，还必须有马列主义，这是个重要问题。在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总不能是我们队伍中的人吧!自由市场，对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开放自由市场，有一定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明显。

　　同日 阅中央工作会议简报刊登的陶铸八月十日在中南组的发言。陶铸说：中南地区各省委和绝大多数地委、县委同志，对于农村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清醒的，坚决反对单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明确的。但在中南地区党内，认为集体不如单干优越，主张分田到户的暗流是存在的。国内形势，我们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是明摆着的事实，不是什么浮夸。当然，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如果光讲困难，甚至讲成漆黑一团，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就很不好。何况我们对困难已经讲了两年了，应该说是讲得够了的。我们中南的许多同志已感到老是这样讲下去，不是办法，事实上已产生了某些新的混乱。主席这次严重地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十分重要，这对我国进一步争取好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阅后批写：“已阅，很好。”

　　8月15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李富春、谭震林、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他说：从三月、五月到八月，又恢复到一月会议的估计了。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一月会议的估计到三月就变了。关于恢复生产问题，他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低标准、瓜菜代不要讲了，农民不欢迎。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不会像原来想的那样，要搞恢复阶段、发展阶段，但估计要谨慎些。关于贯彻中央的方针问题，他说：一定要贯彻好。八月开工作会议，九月开中央全会，十一月再开工作会议，安排明年计划。明年计划要搞出来，等到明年一月就晚了。他同意李富春说的解决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真正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二是要每年对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商业、物价、粮食问题，今天开始，讨论五天，二十日结束，如用不了这么多时间可以提前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结束。中央全会二十五日报到，在北京开会，全会发公报。

　　同日 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对策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谢富治、徐子荣(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7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彭真三位同志起草，并经修改，又经少奇、小平二同志看过，认为可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布置当前工作的一个报告。我也看过，认为可用。各同志看后如有补充、修改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随后，又将这个批示删去，另写一批示：“印发各同志。如有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公安部党组的报告说：今年以来，主要是四月以后，一部分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案件有些上升，少数城市治安秩序一度比较混乱，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暴露。我们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侦查破案的办法，一般地不搞群众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东南沿海、铁路交通沿线和一部分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毛泽东的批示和公安部党组的报告，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祝贺苏联连续成功地发射“东方三号”、“东方四号”载人卫星式宇宙飞船。

　　8月16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稿说：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同日 批示将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八月八日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指由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自愿结合组成一个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包土地、包工、包产到组。)给毛泽东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问李雪峰：胡开明的主张怎么样?李雪峰说：包产到组，由于和包产联系，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发展到包产到户。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

　　8月17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李先念、周恩来发言。在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在李先念谈到今年进口粮食比去年减少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时，毛泽东说：省、地、县这几级人太多，还可多减些，潜力恐怕还是在地方。县、社两级还有许多吃商品粮的人，还可再减些，进口粮食还可以再减少。李先念说：自留地没有不行，但多了也不行，多了影响自由市场，不利。毛泽东表示同意。在李先念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注意粮食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作物时，毛泽东说：专讲粮食不行，必须和经济作物同时考虑。李先念提出粮、棉、油是否可以加入自由市场?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毛泽东还说：到了共产主义，那时阶级消灭了，但是还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唯心与唯物的矛盾。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一样，总是有高有低，有差别的。又说：我们有些刊物要整顿一下。比如《内部参考》，两方面的材料都要登。片面的东西要登一些，不然我们看不到，但是也不能登得太多，登多了就会影响县委、地委的同志。两方面的材料都登，让唱对台戏。

　　同日 审阅李先念报送的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说：目前市场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计划市场的价格低，自由市场的价格高，两者悬殊很大。在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换，客观上存在着四种形式：低价对低价，低价对高价，高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在这四种形式中，存在着两种不等价的交换：一种是农民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国家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次要的。提纲对国家同农民交换中存在的不等价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8月18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日关于一九六二年五月至七月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三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军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全力支援;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团结对敌。(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征兵工作。毛泽东批示：“发各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注明的情况，此件未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杨尚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8月20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财贸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刘少奇提出这次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他说：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可以联系到很广，这样联系了，对教育干部有好处，但也可能发生反右。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范围广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传达的范围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毛泽东说：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我们要和风细雨，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在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关于自留地，他说：自留地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可以照有些同志提的意见，百分之七到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样不至于影响集体经济。地少的不到百分之七也可以。关于“六十条”，他说：“六十条”已经实行一年多了，我们采取了很多正确措施，但“六十条”的有些规定没有很好地执行，比如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当刘少奇提出要派工作组到农村去加强领导时，毛泽东说：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组织二十到二十五万人下去，专门搞三类队和二类队。一类队也可以去，去取经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县委一级。

　　同日 批示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八月二日关于团的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说：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目前形势，健全团的经常工作，学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问题。在思想教育方面，目前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一些青年干部和青年对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怀疑和动摇，一是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因此，建议在今冬展开一个深入的全民性教育运动。

　　8月21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参加的会议。

　　8月22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二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战备值班部队的作用，在这次东南沿海的紧急备战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现有战备值班部队数量不多，一有风吹草动就深感不足，毛主席早就有意增强值班部队。现在编制已定，已有可能在不过多增加总定额的原则下，大幅度增编战备值班部队。报告建议中央通知各省、市以上的各级党委，免除以上这些部队的支援地方建设任务，使其集中力量搞好战斗训练。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邓阅。退军委照办。请罗瑞卿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

　　8月24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等情况的报告。本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

　　8月26日 阅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的报告的反映》材料。材料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勤部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听报告后，不少同志认为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说“这和我们的方向不一致”。但也有同志“很欣赏这个报告”，认为“很解决问题”、“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此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等，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一直到预备会议结束。

　　8月27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和他的附信。陈伯达附信说：此件在北戴河重发给会议各同志。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草案对商业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可以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见，作些新的补充和修改。毛泽东批示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这个决定后改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经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后发到县一级。决定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

　　8月29日 阅向明(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963年5月，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80年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的处分。)七月一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说：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被指控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后又称系“重大反革命嫌疑案件”)，被责令进行隔离反省，不久又宣布“已下有逮捕令”。一九六一年底被宣布解除隔离反省，但至今尚不肯告知任何结论或审查结果，恳请速做结案。现在组织上分配我到某经济研究所工作，因为患有眼疾，难以胜任，恳请给予治疗疾病和分配少用眼力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应令其治疗疾病，病好后分配适宜的工作。至其所犯案件，应根据实际情形，加以处理，不枉不纵。”

　　8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英属圭亚那(圭亚那于1966年5月宣布独立，1970年2月成立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贾根的夫人。毛泽东表示衷心支持圭亚那争取独立的斗争。贾根的夫人称赞中国在改变国家面貌方面做了令人敬佩的工作。毛泽东说：做了一些，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东西我们不会搞，没有学会，尤其是先进技术，需要向别的国家学习。目前我们存在着经济困难，但人民是团结的，党是团结的。经济困难有个两三年即可以克服。我们是依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