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等再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三怕，怕帝国主义，怕群众，怕“教条主义”。我们是少数，但是一攻他就得让步。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衣服，太大了，二十五岁以前都不能穿。又说：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的?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毛泽东还谈到中国的历史，他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

　　6月4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当得知越南同法国、日本做生意时，毛泽东说：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

　　6月12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武汉。

　　同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说：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性质也不同于其他所有文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苏共来信是3月30号，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接近70天。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几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然后一部分人到主席那个地方又搞，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又组成小组讨论，然后两边又汇合起来，最后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变成25条。发给今天到会同志的，是6月10日的稿子。这个稿子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在复信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在复信的五月十九日稿上讲到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加写了一段话：“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在复信的六月五日稿上，为复信拟了标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负责人。十七日，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14日 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河北的降雨、夏收、秋苗长势等情况。问河北有什么新材料?林铁交给毛泽东几个材料，说其中有保定地委、高阳县委蹲点的材料。当林铁谈到唐县整风试点情况时，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整不好的。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多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当林铁谈到河北和平土改加上土改还不彻底的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还多点时，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是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牌子。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反了投机倒把，对自由市场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搞了?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

　　6月15日 回到北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朝鲜崔庸健(崔庸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上次来对文件(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提了很好的意见，崔庸健同志又来，同志们都来，我们两国关系更进一步密切了。今天在我们两党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隔阂了，关系是很好的，是互相支持的。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朝鲜支援了我们，因为你们牺牲最大，你们在第一线，中国是后方;第二才是中国支援了你们。对越南、老挝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前线。特别是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他们牺牲的是生命。用这个观点看问题，才能解释真相。亚洲各国、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凡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都在支援我们。

　　6月19日 晚上，同杨尚昆谈话，决定立即发表苏共中央六月十八日的声明。声明认为，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是不适宜的。声明说：“这封信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这个声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协副主席奥埃斯特将军和夫人等，楚图南、李启新等在座。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可以办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时间，也需要国际朋友的帮助。我们很高兴巴西有很多朋友对我们是友好的。

　　6月24日 下午，会见古巴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古巴革命，你们在中国可以找到很多朋友。古巴处在反帝斗争最前线，你们的斗争支持了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了各国革命人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你们，全世界革命人民支持你们。

　　6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杨尚昆等开会，提出要邓小平等从成都即回北京，商谈中苏会谈问题。

　　6月26日 审阅《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毛泽东将文件中介绍五月杭州会议情况的一些话，和引用的他在杭州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加写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大段话、对浙江七个材料的批语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的一段话，全部删掉，并批示：送恩来同志修改。此件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暂时不要采用。这个报告是准备由李富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宣读的。

　　6月28日30日 连续三天下午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的谈判方针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会上，大家分析，这次谈判的结果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拖，就是拖下去，继续争论，各讲各的;破，就是破裂。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破，二拖，达到边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裂，我们不主动破裂，但要准备他破裂，假如他要破裂，我们也不怕。三十日的会上，还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声明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声明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七月五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遵循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一贯立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阐明我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6月 为中国美术馆题写馆名：中国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