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那是一个军阀混乱的年代，是外国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可以随意欺压老百姓的年代。这一年的1月17日，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他临终前还想着自己器重的学生，给好友章士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致信推荐毛主席和蔡和森，信中写：“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

　　事实证明，杨昌济的眼光非常独到，毛主席后来带领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成为开国领袖。杨昌济也真的做到了一生的志向——“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是书生门第家庭。

　　他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在古代，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被称作“太学生”，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其祖父虽然没有做过官，但也在家乡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

　　这样的书香门第，在长沙可是小有名气。

　　杨昌济继承家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位学业有成的读书人。他曾求学于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考上秀才，是一位温文儒雅的进步人士。

　　当时在长沙求学，他积极参加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还参加不缠足会等组织，拥护康梁变法主张，从实践中开阔了眼界，他后来去外国留学和这些经历有着重大的关系。毕竟这些人都不安分，胸怀大志，很多后来牺牲或留洋，所以思想和人脉都有了。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喜欢跑去日本见世面，因为距离近，学费还相对便宜，杨昌济的亲戚杨毓麟在1902年就去了日本，杨昌济深受这位亲戚的影响，于是在1903年，32岁的杨昌济也忍不住狠心抛下老婆和孩子，跑去日本读书。

　　杨昌济是当时那批35名赴日留学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同行的有陈天华(这位可是很有文人骨气)等有些名气的人，最后到达东京宏文学院。

　　宏文学院其实是一所私立学校，创始人叫嘉纳治五郎，他很有生意头脑，跑去中国游说张之洞，叫他出公款让中国学生来他学校公费留学。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经过嘉纳治五郎的游说后，像胡汉民、张澜、黄兴、陈寅恪、李四光、鲁迅、林伯渠都在这读过书，弘文学院是当时中国留学的天堂。

　　杨昌济选读师范班，同班有一位很有个性的同学，性格非常开朗，时常光着膀子，杨昌济去打听发现是老乡，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兴。

黄兴

　　这位在日后堪称民国初期的二号人物，与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在武昌起义时，黄兴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

　　遇到老乡当然更谈得来，杨昌济便拉上有些口吃的陈天华，和黄兴平时一起交流。

　　一群有激情的进步知识分子，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看清政府越来越腐败和软弱无能，从此那里慢慢就成了反清大本营，像黄兴和陈天华时不时回国开几枪又溜回日本。不过杨昌济纯粹是个读书人，动武的活动他没有参与。

　　杨昌济和鲁迅这类学生他们留学好好的，因为有这帮同学动刀动枪，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管一管这帮人，日本当时也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帮留学生因此产生分歧。

　　秋瑾跟宋教仁等学生是激进派，劝大家罢课回去闹革命;而汪精卫和胡汉民要继续在日本学习知识。日本媒体见这帮中国留学生产生分裂，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嘲笑嘲笑：“出于清国人自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

　　陈天华就是因此以死想唤醒大家，也让日本人看看，中国还是有骨气的人。

　　他写了封绝命信，第二天一早搭车去到东京大森海湾，跳海自杀了。

       秋瑾知道后非常愤怒，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当众想要砍死软弱的胡汉民，还骂绍兴老乡鲁迅连刺杀任务都不敢接，说他们“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杨昌济就是在这样的同学环境中求学，虽然不喜欢动刀动枪，但对他影响还是非常大。这帮同学回国后，在民国初期都是顶尖的人物，都是新闻热议的大佬，杨昌济的人脉资源可是很厉害的。

　　1908年杨昌济结业，考进了东京高等师范，准备去读时，在英国念书的杨毓麟和章士钊向蒯光典推荐了杨昌济，杨昌济便去了英国。

　　1909年，杨昌济到达英国，就读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主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与章士钊是同学，后来杨昌济去北大教书就是他邀请的，而且对毛主席也有过帮助。

　　后袁世凯还想请章士钊做北大校长，他没答应。

　　1912年，杨昌济终于拿到正式的文学学士文凭，然后又去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到1913年春天才回到国内。

       在外国求学十年，在当时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杨昌济的家庭背景，人脉资源，自身眼界和修养，都很牛，一回长沙，就得到重视。

       湖南督军谭延闿得知杨昌济留学回来，赶紧邀请他做湖南省教育司长，但杨昌济拒绝了当官，只去做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他的志向正如《恰同学少年》讲的——“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当老师，主讲伦理、教育和哲学课程，还会去一师兼讲修身课，也正因为去了那，他这位伯乐遇到了一匹千里马，遇到到了他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人物——毛主席。

　　杨昌济一开始就非常欣赏毛主席的才华，很用心教导。要知道，杨昌济的能力可以去北大教学的，所以毛主席早早能接受到这样的教授教学，受益匪浅。

　　毛主席在一师曾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差点被开除学籍，是杨昌济与徐特立等教员出面帮忙。

　　1918年，在同窗好友章士钊介绍下，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

　　比胡适迟一年进入北大，其实胡适在1917年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没有通过答辩，但他告诉蔡元培自己是博士了，于是被聘请到北大当教授，胡适也没有继续申请答辩，直到1927年胡适才拿到真正的博士学位。

　　杨昌济到了北京也没有忘了毛主席这位大才子，建议毛主席来北京学习。

　　后来推荐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而毛主席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和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谈恋爱。

　　毛主席遇到这位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开放思想睁眼看世界的老师是一种幸运，深受其影响。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与美国记者斯诺交流，谈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时，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唯心主义者，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

　　杨昌济对毛主席确实很器重的，所以在临终之前还不忘给好友写信让对方关照毛主席。

　　而杨昌济也正因为有了毛主席这样的学生，他的志向得以完成，在人生中灿烂过，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