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井冈山》中有一个毛主席被“开除党籍”的情节，相关史实是：西元1928年3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见成效，此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他批评毛主席“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只让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当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毛主席率部来到湘南，在湘南特委看到了西元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文件，才知道中央严厉批评毛主席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做出《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对毛泽东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所谓“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是特派员周鲁的误传，但在当时无疑给毛主席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困扰。
 

　　如果说这次被误传“开除党籍”为时还比较短的话，那么一年后毛主席在近半年的时间里被迫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影响就比较大了。西元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鉴于当时红四军内部在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不少问题上意见分岐比较严重，尤其是毛主席和朱德在这些方面的争论日趋激烈，陈毅在报告中宣布：“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造了红四军领率机关前敌委员会，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会后，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上杭蛟洋搞调查研究做地方工作去了。后来中共中央了解到红四军的问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当年11月，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恢复了毛主席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不久后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最终确立了毛主席总结的红军政治建军原则。毛主席此次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五个多月期间，不仅红四军连遭失利损失很大，他本人也因多年积劳和精神压力而染重病，以致共产国际都误信“毛泽东病故”的传言而为他发了讣告。
 

　　毛主席的革命人生遭受的最大政治挫折当在江西苏区步入鼎盛之后。自西元1931年开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层向苏区派出各路“钦差大臣”参与领导工作，毛主席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到西元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后，他更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严厉思想批判和组织处分，被排除出党、政、军领导核心，成了一个完全被边缘化的“闲人”，用毛主席自己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所说的就是：“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后来红军长征时，他竟差一点儿被当包袱甩在江西。这种状况，直到西元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才改观。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正全力以赴发展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的革命领袖，居然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宣布“开除党籍”；作为红四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竟然一朝被“选”下了领导岗位；作为创立江西苏区的最主要党、政、军领袖，在短短两年内就被投闲置散成为毫无话语权的人——这几次重大政治挫折对毛主席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情创伤之深后人无法完全体会，但约略也能理解。
 

　　在革命路途中，面对个人的政治挫折，某些品格不正、意志不坚、信念不贞的人往往就消极懈怠下去了，更有甚者因此抛弃信念变节叛卖：比如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的文强，因遭到“错误处分”就脱党并加入国民党军统组织；比如曾任江西苏区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因为受到过党内、军内处分，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便寻机叛变投敌并帮助敌军追杀昔日的战友和同志；又比如赫赫有名的张国焘，因为长征中分裂党的行为，到陕北后遭到党内批判并被剥夺党内、军内实际领导职权，为此就乘祭黄帝陵之机叛投国民党乃至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这三人以后都著有“回忆录”，其中都把自己的变节行为完全归因于党内政治斗争对自己的“不公正”，但历史已然证明了他们人品的卑劣。
 

　　面对重大政治逆境和党内政治斗争对自己的“不公正”，毛主席是怎么对待的呢？在井冈山上被宣布“开除党籍”，成为了“党外人士”，他仍然不改初衷，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军队的发展竭心尽虑；在闽西被“选”掉前委书记的职务，他心里很为红军前途不安，以大局为重，没有采取任何出格的举动；在中央苏区被排除出领导核心后，他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尽力工作：当有时军事形势紧张中央负责人向他咨询时，他毫无保留地提出建议，而平时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苏区经济、政权、土改、立法等建章建制方面贡献颇多。与此相较，张国焘等辈以“遭打击”为借口投敌叛变，为人品格之天差地别显矣。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数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中国革命历尽艰难取得胜利，也不仅在于他将中华民族从内部破败混乱和外部西方侵略的境地带向了复兴的道路，还在于他具有为中华的解放和人类的正义全心全意努力奋斗百折不挠的坚贞信念——这是伟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