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小的生命在敌人的阴谋下得以脱身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三个儿子。

　　毛泽东于1927年8月7日秘密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后，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动身，前往安源部署并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然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坚持井冈山斗争，杨开慧则根据党的安排，带着三个孩子由武昌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恨死了毛泽东，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悬赏大洋一千块“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群众的掩护下，杨开慧躲过了几次追捕，1930年10月中旬，终因行踪被敌密探发现而不幸被捕。同时被捕入狱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孙嫂(陈玉英)。

　　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敌人对她一次又一次的过堂、用刑，但都遭到失败。后来，何键说，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释放她。结果，也同样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怒斥。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母子合影。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开慧后，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之间采取了后者，允许亲友保释毛岸英、陈玉英。毛岸英出狱后，被人送到板仓舅舅杨开智家，跟舅父母、外祖母还有弟弟毛岸青、毛岸龙一道生活。

　　自毛岸英来到舅舅家后，舅舅家门前屋后就不时地有一些不速之客出现。他们像鹰犬一样，贼头贼脑地注视着家里的动静。

　　1931年1月初，正是许多人家忙于准备过旧历年的时候，那些不速之客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盯得紧了。一天傍晚，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杨家。陌生人见屋里没有别的人，便低声问毛岸英舅妈：“你是李崇德吧，这里有杨开智先生一封信。”说着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包得很严实的纸包递给李崇德。李崇德问他是谁，从哪里来的?陌生人只说了一句，“你不用打听了，这信已经转了好几道手了。”说完，便匆匆走了。

　　李崇德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房中，叫来丈夫杨开智，在油灯下急忙拆开纸包，取出信来一看，是毛泽民的亲笔信，杨开智认得毛泽民的笔迹。

　　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大弟毛泽民得知嫂子杨开慧遇难后，三个孩子留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时皆有可能陷入魔掌，不是被杀害，就是用以要挟毛泽东。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他亲自写信，要板仓的亲属将毛岸英三兄弟按信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方法尽快送到上海，并嘱咐，如果过了约定的时间，就千万不要去了。

　　读罢毛泽民这封几经周折才转来的信，杨开智夫妇与杨老夫人向振熙，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为孩子终于跟他们的叔叔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万分高兴。但转念一想，心情又十分沉重，按当时杨家的处境和能力，又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完成这个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呢?当晚，一家人商议了通宵，为了不让孩子落入国民党反动派魔掌，不管冒多大风险，也要按毛泽民信上的要求，把三个孩子送到上海，让他们投入党的怀抱。一家人反复商议，最后决定，由舅妈李崇德担当护送的任务。

　　历经艰难终于脱离虎口

　　李崇德为筹措路费，打听去上海的路线及沿途有关情况，事先去了趟长沙。在长沙，李崇德拜访了几位杨怀中(杨开慧之父)先生的生前好友及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得到了他们的积极赞助。回到板仓，李崇德便同杨母一起为三个孩子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和物品。为了安全，他们改换了孩子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让孩子不叫李崇德舅妈，而叫妈妈，教孩子以后不能轻易暴露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动身的头一天傍晚，李崇德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带到了他们母亲的墓前，叫孩子们向他们的母亲行礼告别。告诉他们，他们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要他们记住这血海深仇，长大了为妈妈报仇。

　　1931年春节前的一个清晨，李崇德领着毛岸英三兄弟，在晨光曦微中离开了板仓的家。在约定的路口，由板仓农民协会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毛岸英三兄弟，李崇德跟在车后，一个上午走了40华里，来到粤汉线上的白水车站。在那里，李崇德一行告别了缪佩秋，搭上了去汉口的火车。到了汉口，李崇德通过杨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作过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坐的是最底层的统舱。李崇德租来了卧具，在一个角落里打开了铺盖，就算是床位了。开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风卷着雪花在江面上飞舞，孩子们冻得挤成一团，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冷。为了不引起反动军警和特务的注意，岸英、岸青几乎整天睡在被窝里，连说话也不敢大声。最小的岸龙则一直钻在“妈妈”的怀里，不哭不闹。

　　这一年的春节，毛岸英三兄弟和他们的舅妈是在漂泊的轮船上度过的。

　　春节过后，轮船才抵达陌生的大上海码头。

　　上岸后，李崇德领着三个孩子，按照在长沙时探听的路线，照着毛泽民信上所讲的接头地点，找到拉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天生祥酒行。李崇德悬着一颗忐忑的心，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口上轻轻地敲了三下。一会儿，窗口打开了，李崇德迅速地把毛泽民给她家的那封信的信封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打量一下李崇德和毛岸英三兄弟，就把他们一行四人领进里面去，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毛泽民和他的爱人钱希钧来了。当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向他们扑过去的时候，毛泽民、钱希钧、李崇德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声中，毛泽民无限深情地说：“不要难过了，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当晚，毛泽民亲自安排李崇德和三个孩子住进了附近的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

　　毛泽民回去后，即向当时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已到上海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将三个孩子送到我地下党在戈登路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几天后，三个孩子被毛泽民、钱希钧送进大同幼稚园，李崇德也就回湖南了。时间约在1931年2月底3月初。当时毛岸英9岁，毛岸青8岁，毛岸龙不足5岁。

　　短暂平稳的生活之后一度沦落街头

　　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当时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人员董健吾。董健吾，毕业于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同学，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

　　1929年底，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国互济会负责人之一的王弼(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赴苏联学习航空工程)一同去圣彼德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

　　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幼稚园于1930年3月正式开始收养工作。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的孩子，有彭湃之子、恽代英之女、蔡和森和杨殷之子及李立三的两个女儿。直接负责管理大同幼稚园的是董健吾，先后担任幼稚园保育人员的是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家属，有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亲属，如李立三妻子李崇善(李崇德之妹)、李求实妻子秦怡君、董健吾妻子郑兰芳。

　　1931年夏，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上海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负责经管大同幼稚园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躲避抓捕，孩子们因无人管理而流落到街头。毛岸英背着小弟，搀着大弟，三兄弟从此过着流浪儿的生活。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对人讲，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一天，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去乞讨，回来一看，岸龙不见了，以后也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

　　有人撰文说，毛岸龙是在大同幼稚园因病夭折。对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毛岸英当时已是一个虚年10岁的少年了，他应该是记得清清楚楚的。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重返长沙，跟他舅妈李崇德谈起往事，说大同幼稚园遭敌破坏后，他们三兄弟在流离颠沛中，小弟岸龙失去下落(见李崇德文：《从板仓到上海》)。同年冬，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跟毛岸英闲聊时，毛岸英告诉彭，有一天，他跟岸青出去讨饭，回来一看，小弟岸龙没有了。

　　董健吾在杨度家躲了几个月，他听说，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头无人过问，便让妻子郑兰芳四处搜寻，将毛岸英、毛岸青收养在家里。当时与董健吾、郑兰芳夫妇一起生活的还有郑兰芳的母亲。董健吾的这位岳母不太愿意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常有怨言和微词。半年后，董健吾将岸英、岸青两兄弟转移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其前妻黄慧光处，让毛岸英、毛岸青同黄慧光及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生活在一起。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的年龄与毛岸英、毛岸青差不多大，所以他们三个孩子经常相处在一起。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住一阵子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光，说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黄慧光知道两个孩子身份后，尽管守口如瓶，但总免不了胆战心惊，常为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人的安全提心吊胆。而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慧光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因此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而且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变换了几个住处。当时地下党干部蒲化人(董健吾入党介绍人，也曾一度当过牧师)经常到黄慧光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有时也教他们读书识字。毛岸英求知欲很强，常请董健吾上学的子女用他们读书的课本教他学习文化知识。

　　毛岸英、毛岸青初到黄慧光家，生活费由地下党组织按月提供，另外，董健吾每月给黄慧光20元生活费，有时还给些补贴。这一时期，黄慧光家的生活基本稳定。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毁灭性破坏，因此，便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生活费的供给。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转入地下，对黄慧光家的生活起初还管，后来也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黄慧光仅是一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7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那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黄慧光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领着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贴补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光也分派毛岸英、毛岸青挣钱任务。她通过邻居担保，给发行报刊的老板缴纳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种报纸，让岸英、岸青充当报童在街上叫卖。

　　一天晚上对账时，毛岸青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非但未赚钱，还贴了老本，挨了黄慧光劈头盖脸一顿打。已两顿饭没有吃的岸青，认定那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董寿琪的一支粉笔冲到马路上，在电线杆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打倒洋人”四个字，以发泄心中的恨意。这一举动正好被印度巡捕撞见，巡捕使劲地掴了他一耳光。毛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在地上滚着惨叫，被赶来的毛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场。因未能及时医治，便落下了神志不清的脑神经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黄慧光家生活四年，虽十分辛酸、艰难，但总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过来。

　　历尽周折终于到达苏联

　　1936年初，董健吾以宋庆龄信使的身份到陕北送一封密信给中共中央。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抵达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张云逸等人热情接待。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说明来意，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已率红军过黄河东征，现驻扎在山西石楼，周恩来同志现在也不在瓦窑堡。宋庆龄先生和张学良将军的两封信可由我负责电报转达。”

　　在瓦窑堡逗留期间，董健吾告诉林伯渠，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由他收养，住在他上海家里的情况。林伯渠一听，惊喜万分，当即代表毛泽东深表感谢。董健吾请林伯渠转告毛泽东，是否将孩子送到陕北?林伯渠说，现在戎马倥偬，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上海，搁一搁再说。

　　董健吾这次陕北之行，不仅为后来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使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得以跟党中央接上了关系。中共中央当即派冯雪峰由陕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

　　冯雪峰到上海住在鲁迅先生家里。几天后，在宋庆龄的寓所，冯雪峰见到了董健吾。冯雪峰告诉董健吾：我来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不久，董健吾再赴西安，并通过张学良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送到陕北苏区。两次同张学良的接触，董健吾同张学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这次西安之行中，董健吾向张提出将毛岸英等三个孩子送往苏联的请求，不过，他只说是自己的儿子和朋友的两个孩子。

　　1936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期间，秘密到沪，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现今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店里，打电话约董健吾会面。少帅此次专程找董健吾，是实践在西安曾经许下的诺言：送董健吾的儿子和另两个孩子赴苏读书。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我秘密来沪，所以不便在公寓见面。现在他的部下李杜将军要赴西欧，趁此机会让他将三个孩子带到国外，并说三个孩子出国费用他已交给李杜将军10万法郎的支票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地送过去。张学良说完就匆匆离沪返宁。

　　董健吾跟李杜取得联系后，马上就为孩子们做出国准备：添置了三只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但还是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的小棉袄，另外给每个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衬衫。随即，董健吾便和他的女儿董惠芳一起，用汽车将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送到宝鸡路(现为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在沪公馆。

　　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冯雪峰知道毛岸英、毛岸青出国事已谈妥，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负责办理。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随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负责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苏联。

　　经过一番准备，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带着毛岸英等三个孩子于1936年6月底，乘法国邮船康脱罗梭号从上海启程。他们在海上航行了约一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达巴黎。

　　到巴黎后，杨承芳去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苏联官员说，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签证。在等待签证期间，三个孩子都在抓紧时间学习俄文。

　　不久，苏联驻法国领事馆果然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苏联，进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并发予签证，但不准董寿琪入境。这是因为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专为各国共产党负责人或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子女设立的一所保育学校，董寿琪的父亲董健吾因为不是中共领导成员，在苏联人看来，他没有资格进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专程前来巴黎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康生对杨承芳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由他负责带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杨承芳带回上海。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到苏联国际儿童院看望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

　　1936年底或1937年初，康生亲自将毛岸英、毛岸青送进莫斯科西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是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近年来，常见一些报刊载文，标题有《张学良资助毛泽东儿子出国》《张学良送毛泽东儿子出国》《张学良救护毛泽东儿子》等等。笔者以为，这有些牵强附会了，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向张学良将军脸上贴这样的“金”，尤其是“救护”二字更为不妥。董健吾仅对张学良讲，他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他的儿子，另两个是收养的朋友的孩子，并没有直言不讳告诉张学良，那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尽管当时张学良已秘密与中共接触，但他毕竟是跟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均在蒋的控制、监视之下，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他常常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流露出“联共”的情绪。他为答谢董健吾的私人慷慨馈赠而实践自己的诺言，让李杜将军将三个孩子带到巴黎，可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三个孩子中竟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如果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很可能由犹豫、踌躇，而最终作罢。张少帅非等闲之辈，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不可能不去想那两个孩子的“分量”，他没有刨根究底去询问那两个孩子的来历，因为弄明白了反而不好行事，这正是少帅的聪明之处。应该说，张学良将军是“无心插柳”或“歪打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