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四日报送的陈伯达对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和发展新技术的意见，批示：“退彭真办。”陈伯达建议成立钢铁托拉斯和机械制造托拉斯。可先以大区为单位成立子公司，取得经验后再成立全国性的母公司。陈伯达还建议我们工业的技术革新，除了应当实现机械化以外，还应当实现自动控制的电子化，在电子工业方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8月3日 批示林克：“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8月4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讨论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这是对中共中央1964年7月28日复信的来信。来信说：苏共中央定于1964年12月15日召开26国党筹备会议，26个党中的任何一个党，在12月15日以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筹备会议也要如期召开。还说，国际会议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毛泽东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二十八日发出的信，他三十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就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当天，刘少奇携田家英等南下，赴广州修改文件。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了刘少奇。

　　8月6日 晨，审阅谴责美国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美国于八月五日派海军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连续轰炸了越南的义安、鸿基和清化地区。还调集在台湾、香港地区的大批舰艇，云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面，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审阅后，于晨六时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毛泽东原来计划的骑马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声明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罗瑞卿八月三日报送的昆明军区司令部向中共中央军委转报的第十四军对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批示：“瑞卿同志：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他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旋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于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根据这个批示，军委总参谋部随后发出了《全军迅速开展游泳训练》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游泳训练开展得更好》两个文件。

　　同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你们秀才现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酝酿写十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8月10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改进办法，报告提出：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积极锻炼身体，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泽东阅后批示：“朱、邓、彭、康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毛泽东还对报告作了两处批注。在报告中的“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处，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报告中的“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处，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同日 晚上，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邓小平、李富春、柯庆施、乌兰夫、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

　　8月12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听取谢富治、徐子荣、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汇报到劳动改造问题时，毛泽东说：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分子也是人嘛。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改造好，改造应当作为第一位。做好人的工作，使他们觉得有个奔头，能够愿意改造，生产当然也会好的。有些干部就是思想不通，只会蛮干。过去红军时期有人对逃兵主张枪毙，说非枪毙不行。我说不行，只靠蛮干、打骂，是没本事。现在农村公社有些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也是用这一套办法对付人民。汇报到武汉市有两条街通过试划阶级，新发现的五类分子，单地主一项就有一百多名，比原来掌握的三十多名增加了三倍时，毛泽东说：有那样多呀?坏人总是少数，多数是好人。汇报到公安队伍有的干部隐瞒成分时，毛泽东说：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和平土改或者革命不彻底，阶级没有划清或者就没有划。有的人参加了工作，一直隐瞒成分，应当查清楚，但是，还要看表现，不能唯成分论。老根据地也有问题，就是那几个老党员把着，老不发展扩大党的组织，怕别人上来把他们压着了。

　　同日 阅罗瑞卿五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靠的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阅后批示：“退罗瑞卿、杨成武同志。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八月十九日，他们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会议商定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赵尔陆、程子华(程子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65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又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谷牧、韩光、周荣鑫(韩光，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代理秘书长(1965年1月任秘书长)。)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仍由总理任主席。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观看山东淄博、青岛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嫂》，一同观看演出的有朱德、康生、薄一波、乌兰夫、杨尚昆等。

　　8月13日 下午，在北戴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八月五日美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毛泽东说：从我们得到的内部情报，美国人很紧张，惊惶失措。直到现在，美国没有派出陆军，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在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沿海要修一些阵地，要有一、二、三线。河内是第二线。南越的人民武装没有飞机，还不是打了胜仗，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你们最好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还要设想各种情况，作好准备。美国要出兵，进攻越南北方，这不是一个师、两个师的问题。在朝鲜战争时，美军最多时达到七个师，都是满员的，一个师一万五千人，共十万余人，加上空军、海军等，总共有几十万人。美国要在越南北方登陆，没有几十万兵是不行的。它来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方针?主力军是否放在第一线或河内，值得考虑，如果放在那里，同敌人拼，损伤大，划不来。有军队在，就有饭吃，留得青山在，不愁无柴烧。比武器，我们比不上美国，海军、空军也是如此。但有一条，我们强，能持久，有人民。他们没有人民，因为他们得罪人民。中国也要作准备，敌人认为只打你们不动我们不利。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什么时候出兵呢?是在敌人到鸭绿江边了，我们五个军才分别从新义州等路秘密开赴朝鲜。美国人没有料到，因为过去我们说的他们以为是空话，结果打了一个它没有料到的仗。现在它不想打，所以说我们没有增兵。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国的问题太多了，有日本、朝鲜、拉丁美洲、菲律宾等等问题，所以不要以为美国了不起，它的手伸得长，管得太多。最后，毛泽东就苏共中央提出要在十二月召开二十六国党的筹备会议问题询问越南党的意见，黎笋表示：开会我们不去。朝鲜准备发出声明即写信给各兄弟党说，不要去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答复他们，我们的信要在朝鲜声明之后发出。

　　8月15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决定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

　　8月17日 下午，在北戴河会见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亚拉，乔冠华等在座。亚拉递交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说：你打电报给总统、总书记，说我问候他。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但已经看到一些征兆。

　　8月18日 复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从广东发来的关于建议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复信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并批示：“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刘少奇的来信说：我经过湖北、湖南到广州，同湖北、湖南、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的同志研究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问题。中南各省正以县为单位训练工作队，准备各地委成立总团，县成立分团。根据过去经验，有些县委往往偏袒基层干部，还有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某些区委和县委的某些人。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故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和地委领导下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照此办理。这个建议，如中央同意，请中央转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参考。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吴江，当时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哲史组组长(1966年5月任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龚育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邵铁真，当时任《红旗》杂志编辑。龚育之1976年12月26日将他关于这次谈话的原始记录和整理稿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时的附信中说：“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搞了一组材料，拟了一个提纲，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找这些人谈了这次话。”)毛泽东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理科的现在不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怎么综合，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因为杨献珍(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间来讲对立统一。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当康生提出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不可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见《庄子·天下》。)，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做。毛泽东说：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指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1期发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总要提出点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当谈到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时，毛泽东说：《红旗》可以转载一些好一点的东西，写一篇报道。毛泽东还谈到佛学及其他问题。他说：很欣赏任继愈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讲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以后的佛学。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首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后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八月十四日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二月》(公开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编者注)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北国江南》和《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八月十七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主席、周、彭、康核阅，退宣传部。”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邓、彭、康、陆阅后退宣传部。”康生在报告上批写：“《北国江南》不仅是有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有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现在的一些坏电影，用‘三十年代传统’还概括不了。某些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确是‘今不如昔’。”八月二十日，陆定一批写：“周扬、默涵同志：请照主席批语，布置放映，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同时组织批判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两部影片的错误批判得到纠正。

　　8月19日 在北戴河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再次讨论不参加苏共召集的筹备会议问题。会议决定：我党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二十六国党的筹备会议，即使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党也坚持不参加的方针，同时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日共(此前，日本共产党曾来信征询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苏联共产党召集的筹备会议。)，至于他们是否参加，请他们自行决定。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苏共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中共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20日 上午，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在中央的战略方针下工业的重新布局问题。他说：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中央工作会议开过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没有落实，不着急的样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条路，搞了几年了，没有影子。成昆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以两头开工，还可以更多的点开工。我看了津浦路修复线，也是一段一段修嘛!如果钢轨不够，别的路轨可以拆掉。你们对投资、材料要想点办法。还要给沿海每个省一个师，并且要搞兵工厂，你们好好规划一下。就是要正规军、守备部队相结合。不是走，而是跟敌人斗。现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传得很广，要作些解释。薄一波汇报说他最近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毛泽东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诉我的，是群众发明的。现在形势比较好了，农业、工业、商业、文学、艺术都动起来了，即阶级斗争都动起来了，很好。这次谈话，薄一波事先提出四个问题。对今天未来得及谈的计划方法、工业改组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回到北京后再谈。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谈话。毛泽东说：纲不举，目不张。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没有搞过嘛!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至于第二个十条，是根据第一个十条，去年九月工作会议大家参加搞出来的，你们都参加了。我没有看，到南方找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陶铸四个人念了一遍，出了一个主意，要宣读，念给所有人听，也念给地富分子听。大宣讲是在今年二、三月。现在又出问题了。少奇同志走了天津、济南、合肥、南京，在四个地方都讲了话，他在北京不是作了报告(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报告中还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吗?这次又下去了。少奇同志十六日来信，十七日我看了，十八日批了，回了一封信。你们看到了没有，有什么意见?李雪峰说：我们刚接到，只粗粗地作了研究，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华北准备先消灭落后队，这次要打歼灭战。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又讲了那样多道理，总要以理服人。毛泽东当即让秘书通知，说华北有不同意见，文件缓发，通知中央局书记到北京开会。关于运动搞得好、搞不好的标准，毛泽东说：总要有几个条件：一是“四清”清了;二是贫下中农真正发动起来了;三是生产有所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四是反革命在村子里管起来了，要管得比较好;五是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正确的，坚强的，干部参加劳动。现在鉴于一些经验，首先是认清矛盾，不要那么暴躁，要侦察清楚。例如王光美去的大队，叫不叫暴躁呢?

　　同日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肯尼亚友好代表团，陈毅、王炳南(王炳南，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在座。毛泽东说：肯尼亚前途光明，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前途都是光明的。有些人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别人看不起是别人的事，自己看不起自己就不好。

　　8月22日 将刘少奇八月十九日报送的王光美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指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通称“桃园经验”)，及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和他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要田家英送邓小平，并批示：请小平同志处理，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指196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即大区书记会议)。)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刘少奇在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刘少奇代拟的批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各不相同，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来中国访问的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各位朋友。我们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新的和老的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有原子弹，但是你们(指法国外宾——编者注)反对发动原子战争。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是作为防御的武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8月23日 下午，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陆定一、康生、叶剑英、罗瑞卿、郭沫若、林枫、杨尚昆、李四光会见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科学家。毛泽东等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科学家亲切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在同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握手时说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

　　同日 听取陈伯达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8月24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培源、于光远(周培源，物理学家、力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光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谈坂田昌一的文章。毛泽东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

　　8月2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的代表团和代表，王照华、胡启立(胡启立，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等在座。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些人。其他的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少数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这些人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反对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就比较少一些，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这样就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共同的问题。在欧洲、北美大体上也是这样。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有希望的，是要用革命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他说：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我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8月27日 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他八月二十日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的谈话记录，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印发此次到会同志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陈伯达在同杨波谈话中对计划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一、从全局考虑。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适当地集中一批优秀的技术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设备制造和掌握生产技术的问题。二、财政制度。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十多年来，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建设新的企业就给钱，在老企业中搞技术改造就不大给钱。其实，在老企业中进行技术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这是毛主席老早就提出的，可是，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毛泽东阅看时将“注意不够”改为“没有注意”——编者注)。三、关于一、二、三线的关系。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同时，还必须注意一线、二线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毛主席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执行它。就发展科学技术这个问题来说，我们还存在着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作风。

　　同日 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稿)》。刘少奇在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同日 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湖南的文件，指中共湖南益阳地委1964年8月14日《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和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江苏的文件，指《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1964年7月21日)，内容是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党委与工作队发生的争论及其教训。)，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刘少奇代拟的批语中说：湖南益阳的迎丰公社和江苏涟水的高沟公社都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搞得不深不透。在工作队离乡后，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他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湖南省委认为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江苏张景良同志的发言，总结了必要的教训，但没有把高沟公社某些领导人勾结其他坏分子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反攻倒算，看成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刘少奇同志看了这个发言，要秘书打电话给江渭清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意见，要江苏省委对高沟公社事件采取紧急措施。但是，至今还没有看见江苏省委对高沟事件采取什么必要措施。是何原因?请江苏省委立即答复。毛泽东阅后批示：“小平同志：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编印的两个材料：《杨献珍等同志关于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和《冯友兰(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批示：“伯达同志：此两件可一阅。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

　　8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正在斗争中，你们直接同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斗争。革命目标是很清楚，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方法是慢慢才能清楚的，不可能一天就清楚了，或一年就清楚了。拿我们的经验来说，经过了多少年，到一九四一年，我们才比较了解如何做才能取得胜利。现时代，外国侵略的结果，都是外国人失败，本国人民起来当权。现在帝国主义不大行了，特别是英、法、比、葡这些帝国主义。我说帝国主义不行，是从总的方面说的;从具体工作说来，可是不能轻视它，也不能轻视它的走狗。革命过程总是会受些挫折，不犯错误、不受挫折的党、阶级和个人都是没有的。

　　8月29日9月1日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8月29日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会议开4天。对社教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10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11月就要开始了，湖南、广东正在训练工作队。另外，修改了“后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和“后十条”(修正草案)。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修正草案于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修正草案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8月29日 下午，同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谈计划工作问题。当李富春建议计委、经委合并时，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由毛泽东挂帅，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参加，六个经济口(指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负责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罗瑞卿参加，再加上陈伯达共十二人组成。毛泽东说：我看搞经济，学会它要花些时间，现在搞了十五年了，应该可以做些总结了。我跟一波讲，要他再翻翻《新民主主义论》，最近我也翻了一次。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杨秀峰等在座。在回答外宾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8月30日 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关于“四清”问题，毛泽东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指印发刘少奇1964年8月16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8月18日给刘少奇的复信。)，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当刘澜涛谈到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时，毛泽东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群众不觉悟，自己不起来，怎么能当权。这次一是民主革命，二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民主革命，要把阶级斗争搞彻底，是地富划为地富，是农民划为农民，还有封建迷信等等。刘澜涛还提出，过去主席著作中都是说地富占户数的百分之八、占人口的百分之十。毛泽东说：那时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现在百分之五不包括他们了。他还说：我跟少奇同志说，自一九二七年算起，二十二年革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五年，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时间会很长，又认识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也不要紧，过去我们只有延安。谈到计划工作时，毛泽东说：计划工作抄苏联那一套。基本建设搞一千七百多项，后来收缩，砍掉了，只剩下七百项。我问是不是七百项都在搞?他们说有一些也下了马了。这样大的事情，就是不让我们知道。北京的消息很不灵通。只有外交部每一个文件都请示，各个使馆的报告都可以看到;其次是宣传部，有一本《宣教动态》;还有解放军也是好的。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指1962年11月任命陈伯达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今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关于经济工作，我主张搞一个总司令部，现在还没有定下来。社会主义教育，搞了一个总司令部，少奇挂帅。现在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我看你们各省也不见得那样统一。大事必须抓紧，必须要统一，其他分散经营，不要事无大小都抓。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的方法是用地方孤立中央。像京剧，地方比北京好。文化部，还有十几个协会，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也没有系统地抓，只搞了一下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那是个别事情。戏剧、小说、音乐……，都没有抓。音乐也要点外国的，好比较。民族音乐、演现代戏，都是地方搞起来的。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不是中央，因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他说：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少奇同志看出了这个问题，告诉了乔木，他们当时也没有跟我讲，他们认为那种空气一下扭不过来。毛泽东最后说：这样的会很好，比如找你们谈一谈。大会和小会结合着开，小会人少好议事，容易交换意见，比如去年的杭州会议。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这次你们拿一天时间谈一次。(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1964年9月1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说：“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会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复信重申中共中央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苏共中央信中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 批示江青阅看《光明日报》编印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介绍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意见。(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蔡尚思认为，过去对李秀成不应该全盘肯定，现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李秀成的投降，还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吴泽认为，现在的讨论不要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这样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他认为，李秀成的投降，要同李秀成的一生和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太平天国的后期是在逐渐走向封建化的道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的阶级界限也就日益模糊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着幻想，写下了《自述》。这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毛泽东认为“此文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