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主张“免费医疗”的北大教授李玲被诸多大V痛批：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背景，有人扒出她民企高管的身份，更多人则质疑她主张的“免费医疗”，他们认为李玲教师是在为医药资本化开路。他们并不知道“免费医疗”只是一个俗称，全称叫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其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由国家来负担医院运营成本及医务人员工资，老百姓看病并不是一分钱不花，而是少花钱、花小钱。他们更不知道我国曾经也建成过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并显著提高了人口健康水平。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英国旅华医生洪若诗与美国华裔社会学家牛康民关于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赤脚医生的论述，通过“赤脚医生”们的诞生、成长，一起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医疗的经验和成绩。

　　赤脚医生，一个即将消逝在时代长河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农村各项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被培养出来，他们为农村带来的不仅是改天换地的医疗奇迹，更与农民群众共享了难以衡量的精神财富：赤脚医生与农民间建立起来的和谐友爱的医患关系，通过教育和医疗实践带来的思想变革惠及彼此，让温暖包裹着的精神觉悟流淌在农村土地上，默默生根发芽。

         作者｜洪若诗（英国外科医生）、牛康民（美籍华裔医学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翻译｜丁卯 侯乐 侯泠 缇戈
 

　　一、敢教日月换新天

　　只有对照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解放前，传统中医大夫在农村是受尊敬的权威人物，同地主和官僚关系密切。多数名中医住在县城，由于在农村的稀缺价值，他们收费极高，广大贫苦农民根本难以负担。他们的草药方剂往往非常昂贵，因为他们要令人们相信，高价药的药效远好于便宜的。虽然很多传统中医大夫在诊断和治疗上医术高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毫无保留地为患者治病，然而，鉴于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农民只得从其他地方寻求缓解病痛的办法(比如村里的巫婆神汉)，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约为28岁。解放前中国基本没有可靠的卫生统计数据，但据保守估计，和平时期的死亡率在每千人30-40人之间，婴儿死亡率在每千人160-170人之间。

　　妇女和儿童的境况糟糕得简直无法形容。男人们起码还吃些粮食，才有力气下地干活。而妇女们，尤其是那些在家里照看孩子的妇女，只能吃些稀粥、草和树叶。她们极度营养不良，到了中年便牙齿掉光，老态龙钟。由于缺乏钙和维生素D，许多少女的盆骨变软变窄，因此正常分娩要么不可能，要么非常危险，以至于女性死亡中有6%-8%是由于分娩造成的。

　　这就是1949年人民政府接手时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

　　解放后的第一步工作，即团结现有的医务工作者。此时，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数量每十万人中还不到一个，而且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与此同时，还有几十万名受群众信任的传统中医大夫。因此，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医药卫生工作人员。

　　刚解放不到两年，中国志愿军又去支援朝鲜人民抵御美国的侵略。由于美军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战，有必要动员人民群众保卫自己的健康。为此，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数千万男女老少在提供专业知识和必要材料的卫生工作者指导下，向“四害”——苍蝇、老鼠、臭虫和蚊子——发起了一场歼灭战。

　　这场战役的空前成功得到了许多西方观察家的认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苍蝇几乎已销声匿迹;在苍蝇横行的东方，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壮举，只有通过非同寻常的团结和积极响应的人民群众才可能完成。不过，控制苍蝇和其他害虫需要长期而非暂时性的运动，因此，朝鲜战争之后，爱国卫生运动成为中国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永久组成部分。

　　1949年到1964年间毕业的现代医生人数是此前20年的15倍还多。1963年有25,000名医生毕业。我相信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培养医务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到1964年，城市医院的病床数量增加了十倍。不过这些也说明了有限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城镇而不是农村。

　　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58年全国范围农村人民公社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历史上头一遭，大规模的集体化创造了能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与福利服务体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尽管面临经验不足、资源匮乏、医务人员短缺等问题，大多数人民公社还是建起了卫生所，在疾病预防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1965年初，根据毛主席的一再指示，开始实行一项“医疗卫生事业以农村为重心”的革命性新政策。在文革的头两年里，仅黑龙江省就有8,400多名医务工作者响应号召，离开城镇，到农村定居。

　　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亚非拉地区遭受贫穷、疾病困扰的人们，乃至对世界各地人民都具有重大意义。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推动赤脚医生运动。这一运动在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的指示(简称“六二六”指示)之后得到更大规模推动，因为指示强调，必须在农村地区提供更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牛康民的文章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一般从农民中甄选，为公社社员提供简单的医疗卫生服务。“赤脚”一词，象征着医护人员与过去赤脚走路的农民之间的亲密联系。除了农村，工厂和城市的居民区也有赤脚医生，他们在工厂被称为“工人医生”，在居民区被称作“红卫兵医生”。

　　有近一百万名赤脚医生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民服务。有的负责急救工作，有的会做一些小手术。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环境。例如，北京西长安街社区的一名赤脚医生，每天要完成社区的一些常规性医疗服务，北京第二医院的一位医生有时也会到场指导。这个社区的赤脚医生每周还会接受一天的培训，以提升技能。二院的这位医生说，她的培训方法就是先让赤脚医生独立诊断病人，然后医生再去诊断，以确认是否准确。这种在职学习几乎是学徒制的形式。

　　培 训

　　针对赤脚医生的训练各有不同。有些人会接受3至6个月的正式培训，然后回到所在的社区(公社、工厂或社区卫生所，有些会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服务。平时，赤脚医生仍然是农民或者工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到医院或医学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赤脚医生为病人看病时，如果对某些治疗程序不太确定，可以把患者送到自己的医生老师那里，一边观察老师如何诊治，一边继续学习。

　　人们认为，学校里的正规教育应该缩短，以便毕业生能尽快回到社区和人民中间工作。他们想在“扎实的训练”和“不耽误为人民服务”中寻求一种平衡。在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中，始终强调“互帮互助”。如果一个人做不好，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去帮助他/她，包括教师在内，这是集体的责任，要朝向社会向上向前的目标共同努力。师生在学校中常被提醒，广阔天地里的人民不应被忘记，应该获得医疗服务。因此，不能轻视实际问题，他们得知道人民需要什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让师生与人民同劳动。

　　中西医结合

　　就医学训练和实践而言，赤脚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中西医都要学习。解放后，毛主席推动将尊重中医药遗产的思想和科学审视中草药的价值结合起来，敦促卫生从业人员更加重视中医药。同时，政府对中医药的务实态度也得到落实，例如，草药的生产成本低廉，符合“自给自足”的思想，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在当地种植供医生使用。1954年起，中国原本以西医为主的医学院也把中医药纳入课程。

　　六二六”指示对推动中医药进入卫生保健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医药更多地进入医学课程、医院诊所、赤脚医生的医药包里。乡镇和城市医院中、西药并用，针灸等传统中医疗法被广泛应用。人们也开始系统地探究这些疗法对于某些疾病的有效性。

　　同时，医务工作者在其他医疗技术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这些都被西方广泛认可，如用于骨折的柔性夹板、针灸麻醉止痛、治疗烧伤、断肢缝合、无痛拔牙等等。

　　中国的实践已经在医疗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是，这些变革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通过整体的方式完成的。以赤脚医生为例，如果不是推动中西医结合(作为整体改变的一部分)，他们的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

　　文凭认证

　　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大学常有工人做些教学工作。北京大学有校办工厂，学生可以在那里劳动，同时向工人学习。就医生而言，西方的那套文凭认证标准不复存在。在我看来，标准化的许可证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不允许职能的灵活性，也不允许建立因地制宜的培训方案。比如，我们注意到每个地区的《赤脚医生手册》内容都不大一样，因为每个地方的常见病不同。

　　对执照和高等教育程度不做严格要求，使得一些赤脚医生能够攻读医学课程并成为医生，比如在辽宁中医学院，近一半的学生是赤脚医生学员。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各类卫生机构大量吸收赤脚医生的原因之一。

　　健康联动

　　赤脚医生之所以能提供有效的初步医疗保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身后有更强大的医疗设施以及由医护人员组成的流动医疗队的支持。1974年，沈阳郊区的“八一”公社有26位赤脚医生，包括8位女医生和18位男医生，负责15个生产队近21000名社员的医疗健康。公社医院有30个床位，38位医疗人员，包括12名医生，10名护士，4位赤脚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公社的医护人员常会得到更大的医院比如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支援。这家附属医院有400个床位，超过1500位医护人员，其中一部分人也在中医学院任教。拥有3千4百万人口的辽宁省总共有38000位赤脚医生，服务于1330个公社和城镇，背后还有6100位中医医生，15000位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医生，14000位没有本科学历的医生，及26000名护士。医院总病床数是94000(解放前是8900)。

　　赤脚医生依托各省行政区划的最小、可管理的规模组织起来，以便能够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合理做出决策。理想状态下，公社中三分之一的赤脚医生在诊所接诊，三分之一在田间地头或走家串户问诊，其余的在地里与社员一起劳动。虽然这种情况不总是能实现，但是，中国政府希望他们的“专家”没有忽视人民。

　　举个例子，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家周文中(1923-2019)观察到中国的音乐家参加体力劳动，他感慨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听众，作曲家和其他行业的艺术家们经常到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向群众学习。这种音乐家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很启人深思。我访问中国期间和其后，经常想美国作曲家与美国公众能有多少接触?答案当然是很少。我和我的朋友们也一样。”

　　周文中关于音乐家的感言，也适用于我们理解赤脚医生和他们置身其中的患者之间的关系。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问题体现出地方自主性。许多公社和社区有合作医疗保险计划。个人向当地医疗保险支付的额度取决于公社的财政能力。八一公社的医疗保险费为每人每年1-1.5元，大大低于其他公社2-2.5元的平均费用。这些经费用于支付赤脚医生的工资(每月25元到40或50元不等)，工资多少也取决于公社的收入。

　　此外，一些公社还利用保险费为医院购买新设备。辽宁省自1969年实施合作医疗计划以来，1330个公社的16000个生产队中95%的群众都加入了合作医疗计划。这些生产队中60%都有了设备良好的卫生所。

　　经 验

　　如果你问我：“你在中国都看到了什么?”我很想跟你分享我从中国学到的经验，比如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在美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面临很大阻力，部分由于这些年来形成的统治性精英结构。在医疗保健的各个部门，精英主义都在排斥大众参与。

　　中国似乎在群众参与和中央决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大多数到中国参访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对人们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巨大自豪感印象深刻。比如，八一公社1958年成立时，土地并不适合耕种。但是90000名社员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奋战了十八天，修建了可以灌溉48000亩农田的水库大坝、改善土地，实现了粮食丰收!除了给国家缴税、留出存款、刨除生产成本，社员分享了总收入的60%，也就是300多万元。此外，公社还建立了拖拉机站、农业机械厂、中小学、供销社、无线电广播站、文化中心、托儿所、医院、医疗站等各类公共机构。

　　可见，中国人民能够用西方世界所缺乏的统一目标去完成任务。他们从自我批评开始，思考如何最好地为人民和国家服务。通过这一机制，他们能够吐故纳新，不断适应变化。

　　我们是否有类似的条件引进赤脚医生?我敢说，以现在的条件很难。我们又回到了“有资格的少数人”只会教有限的少数人的情况。

　　三、流动医疗队与白求恩精神

　　农村疾病预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预防水传播疾病。村里的饮用水来自水井、河流或泉水，这些水源很容易被致病细菌污染。第一步是争取人民的积极参与，没有这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给老乡们做了有画片和幻灯片说明的讲座，并在被污染的水源附近放了个显微镜，农民可以亲眼看到细菌在水中游动。中国古语说：百闻不如一见。一旦他们确信自己吞下了数百万微生物，就会自觉自愿地跟医疗队合作。

　　山里的乡亲们非常慷慨热情，虽然身无长物，一定尽其所能款待客人。我的口袋里常装满了葵花籽和干枣，这些通常是为年节准备的美味佳肴。跟他们城里的同胞不同，他们似乎从来没注意到我是外国人。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位老人坐在炕上聊了几个小时，他问我老家在哪，因为我说话和相貌都有些不一样。他问我是从南方来的，还是华侨?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他非常惊讶：“英国人!英国是另一个国家，所以你是外国人!我还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呢，他们没来过我们这。”于是他把旱烟管递给我请我抽烟，再劝一轮让我吃好喝好。当有人来访时，他会自豪地宣布：“你猜不到这位同志打哪来的，他是个外国人——像白求恩一样。”

　　这种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人的极度热情，是我在全中国都经历过的，与无知或居心叵测者对中国“排外”的指责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常拿我跟白求恩做比，我感到惭愧。白求恩大夫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在前线工作并牺牲生命，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他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道德和职业素养结合的化身。

　　也许有人会说，在医生人数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让他们花几个小时从一个村子跋涉到另一个村子只给几个病人看病，并不是有效利用医生的方式。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这些走访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士气会是多大的鼓舞。它也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这样，医生无法了解他们的大多数同胞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它也不会意识到：除非一个农民真的失去劳动能力，否则他宁愿忍受疼痛继续劳动，也不愿请一天假去看病。这一说法也没有考虑到流动医疗队开创了未来农村医疗服务的先河。

　　我们流动医疗队在农村培养了不少农民医生。其中一位小王工作认真、医术高明。我请他讲讲行医经验，他讲了过去几星期以来他处理的几个外科急诊病例。这是第四个病例【前三个案例在书中，略，译者注】。

　　我们走到附近的一户农家，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男孩，他鼻尖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小王解释说：“他第一次用镰刀，差点把鼻子割下来。上面只有一条窄窄的皮连着，不知道鼻子还能不能要了。但是他没有鼻子看起来会很奇怪，所以我试着把鼻子缝了回去。算我们运气好，一切顺利。”

　　孩子的妈妈插话了：“那可不是运气，是技术好。他像绣花一样把我儿子的鼻子缝回去了。我们的医生太好了，真感谢你。”小王不好意思地嘟囔：“别感激我啊，我还感激你们呢，是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干两份工作，我都要尽力干好。”我跟小王回到家，发现他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小孩。他家的墙上钉着一张白求恩大夫的照片，下面是毛主席语录，号召中国人民学习白求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他的无私、热心和工作责任感。

　　我知道西方一些教育家对这种实践不以为然，指责有“降低标准”的危险。他们应该认识到，解放前，洛克菲勒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小部分医学生，比英美医学生水平更高、学业时间更长，但这对中国农民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任何形式的医疗服务。毛主席引用中国古话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流动医疗队也在农村培养了一些助产士。通常是二十多岁的农村女孩，有些年龄更大点，自己已做了母亲。她们接受了几星期的助产实践和理论指导培训，并陪医生进行产前检查和分娩，同时学习。她们的职责是通过定期产前检查来预测分娩困难程度，并帮助以前正常分娩过的妇女接生。遇到困难她们可以向流动医疗队求助。虽然她们不可能经过几周的培训就成为专业的助产士，但可以通过更多经验和进修课程来弥补。

　　不可否认，她们取代了无知、不卫生的旧式接生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和几位由这些新培训的助产士接生的母亲交谈过，她们都很满意。其中一位说：“分娩以前是危险的苦活儿，现在我们心情轻松多了，因为知道我们和孩子能活下来。”解放以来，她村里的人口翻了一番，因为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而且一些由贫困和饥饿造成的悲剧完全消失，比如女婴一出生就被扔掉或溺死。

　　四、农民和医生：互相治病

　　流动医疗队有好几项任务，其中一项是让其成员利用在农村一年的机会，与农民密切接触，加深对劳动人民的了解，转变思想观念，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社会，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这项任务不像其他几项那么具体，但理解它是理解新中国的关键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人们的思想及道德价值观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类型和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人假定，一个人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尽管其表现或有差别，但其本质恒定不变。然而，只要稍微回顾历史，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在古希腊，许多奴隶主都自恃开明和人道。按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或许是吧。但时过境迁，社会状况、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在欧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认为农民不仅应该为他们种地产粮，而且还应成为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的农奴。在许多地方，领主甚至还享受女性农奴的初夜权。而今天没什么人会再为此类“权利”辩护。

　　我在其中出生和成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培养了这样的观念：有人应该靠剥削他人劳动成果过活，社会中就该有贫有富，有人开厂，有人打工;黑人就该当牛做马，以维持白人的奢侈生活，这些都是自然法则。自私自利就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显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的主导世界观都是自私自利的。

　　当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转变社会经济结构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这场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变，仅仅是迈上新社会漫长征途的第一步。还有一项更为艰巨而长远的任务，那就是改变千百万人的立场、思想、道德和习惯，使得旧社会中“自然而然”的东西显得不自然甚至可鄙，使得那些在旧社会里不可能的事情在新社会变得令人向往并且完全可能实现。

　　这一变革过程，在中国被称为思想改造。这对所有人而言都非易事，对那些在旧社会中一贯养尊处优、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在知识分子头脑中植入了对不识字的农民根深蒂固的蔑视。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时写道：“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我开始觉得……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流动医疗队的医护工作者通过与劳动人民紧密结合，在生活中同甘共苦，带动他们的思想转变，从而迈出思想改造的第一步。中国的大多数医生和护士很少或根本没接触过农民。我加入流动医疗队时，我猜想对他们而言，离开舒适的城市去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这一过程将相当艰难。但是我常惊讶地发现，我的同事们都很快适应下来。在短短几星期内，他们大多数人都开始享用他们在北京绝不会正眼瞧一下的粗粮“大餐”，积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与农民相处十分融洽。

　　我向一位颇为娇生惯养的年轻女医生表达了我的惊讶，她的气质和风度曾为她赢得“上海小姐”的可疑外号。她说：“是的，我也没想到。我来之前还以为自己永远吃不惯小米。小米太硬了，我的胃一直不太好。有趣的是，我的胃和小米相处愉快。头几个星期是最难熬的。砖炕太硬，睡不好;办公室很糟糕，厕所太脏，而且一想到我要和农民们用同一套碗筷吃饭，我就受不了。现在，我都习惯这些了。睡得比在北京时好得多，虱子也没什么好怕的，而且乡亲们是那么善良和慷慨，我为自己的娇气感到羞愧。毕竟，我有什么理由挑剔呢?这些农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地忙碌，为我们所有人种粮食。他们也不载歌载舞自我夸耀，只是无私地奉献，乐于为国家作贡献。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农村生活，我变得更热心肠了，道路似乎更宽广了，连胃口也变得更好了。”

　　王医生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告诉我，在他驻扎的村子里爆发了儿童头皮脓疱病，不少孩子被传染。他说：“我给母亲们发了青霉素软膏，让她们每天给孩子涂三次。然而病情还是继续蔓延，我才发现大多数母亲都在地里干活，没法按时给孩子涂药。她们让孩子自己上药，但小孩子都搞不好。于是我挨个去给孩子们上药，很快他们都痊愈了。

　　在我来农村之前，我会觉得作为医生花时间给孩子们擦药膏简直有损我的尊严。但在这里，这只是劳动分工不同。母亲们在田里工作，为我们所有人生产粮食，而我，就该真正负起责来——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全心全意地确保她们孩子的健康。”

　　另一位医生告诉我，有次他治疗一个患脑膜炎的小男孩时，得到很沉痛的教训。他说：“当我到患者家里，他的父母欣喜若狂。他们把我当成救命恩人，我自己也很有把握。我跟他们保证，很快就让孩子脱离危险，然而，尽管我通宵努力救治，男孩还是在第二天清晨去世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的父母交待。一方面我想安慰他们，另一方面我又想自我保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对他们说，他们电话打得太晚了。这时他们走进房间，看见孩子已经走了。他们悲痛万分，但毫不犹豫地抓住我的胳膊安慰我，告诉我我已经尽力了，不要太难过。我羞愧难当，泪流满面。你看，我们当医生的总是担心自己的名声，虽然尽力地救治病人，但毕竟不像是对待家人。可这些农民却把我视同家人，眼看自己的孩子去世，还安慰我，我却想着告诉他们电话打得太晚。在农村，我们无非治疗他们的身体疾病，他们却不知不觉中治疗我们的思想疾病。”

　　我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思想改造是个简单的过程，是可以仅凭读几本书、独自反省、在内心营造一些善意，或者是在农村磨炼一两年就能完成的。相反，这是一个终生的过程，首先需要认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

　　有些流动医疗队成员在农村时看似有所进步，回到城镇后又“旧病复发”;另一些人，则从未真正学会与农民“说同样的语言，呼吸同样的空气”，他们把在乡村工作生活当作实现他们长期利益而须忍受的一种苦差事。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都受益匪浅。他们了解并喜欢农民;更加渴望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并且可以做得更好;他们逐渐摆脱自私、竞争心和优越感。他们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多才多艺、足智多谋的医务工作者，新中国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人。

     作者简介：

　　洪若诗，原名Joshua S. Horn，英国外科医生，生于1914年，于1954年举家前来中国，热情地支援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新中国发展大众医疗卫生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著有《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个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1954-1969》。他在中国生活、工作十五年后于1969年返回英国，1975年逝世于北京。

　　牛康民，英文名Peter Kong-ming New，美籍华裔医学社会学家、人类学家;1928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时期赴美留学，后在密苏里大学、哈佛大学分别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在匹兹堡大学开启学术生涯;其研究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史等学科，侧重于健康和医疗保健问题，因赤脚医生相关论述被熟知。1985年因心脏疾病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