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报刊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写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1]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毛泽东一生报刊活动的主要经历，指出毛泽东的报刊活动为成就其革命一生的宏伟事业、奠定其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培育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毛泽东；报刊活动；主要经历、历史贡献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同时也是卓越的革命报刊活动家和新闻宣传家。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伴随着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报刊活动。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与报刊活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报刊工作，他把报刊作为创立革命组织、开展政治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他通过创办革命报刊、撰写政论文章，发表理论著述来宣传阐释党的纲领主张，动员团结人民群众，组织发动革命斗争，指导推动党的工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辉煌历史成就！
毛泽东的报刊活动是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百年发展历程有着重要意义。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梳理他一生报刊活动的主要经历，了解他在新闻宣传领域的重大成就与历史贡献，进而认识他的报刊活动对其一生革命活动和整个党的新闻事业的影响，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报刊活动的主要经历
毛泽东的报刊活动可以分为建党前后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全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五个时期。毛泽东一生中曾先后创办和主编过《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政治周报》等报刊，为之撰稿、写作发刊词和题写报名的有数十家，关心并指导的报刊则不计其数。总之，他与报刊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报刊是成就其革命一生宏伟事业的重要物质手段和最好舆论平台。
（一）起步期：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报刊活动（1919—1927）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怀有远大志向，立志要实现救国救民政治抱负的毛泽东，十几岁就开始阅读报刊，了解时事政治，思考国内外政治问题。正是通过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谈变法等书报，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促使他走上了探索和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
1911年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的毛泽东开始阅读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接触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并尝试撰写文章发表政治见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起义新军。这期间，他在杨昌济老师引领下成为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该刊宣传的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学革命，鼓吹科学民主教育，倡导劳工神圣和妇女解放等观点，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老师引荐，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阅报室助理员，负责管理十几种报刊。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和书籍，了解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了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导师的新闻理论和业务课，接受了新闻学专业科班教育，这为他后来回长沙办报打下了学理基础。
毛泽东早期最重要的报刊活动，是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倡办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湘江评论》。被推为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毛泽东，撰写了创刊宣言和40多篇文章，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在创刊宣言中，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和“什么力量最强”的“时代之问”，并作出了明确回答：“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他把解决“吃饭问题”和“联合民众力量”，作为实现其革命目标和任务两大前提条件。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湘江评论》成为宣传新思潮新文化，启迪群众思想，鼓动人民革命的重要阵地，他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战斗檄文，像开闸的洪流，荡涤着旧世界的污泥浊水，为唤起民众发挥了启蒙和先导作用，充分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的远大政治抱负和顽强斗争精神。
《湘江评论》仅出版了4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这之后，毛泽东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周刊，使其成为又一个反对封建军阀，宣传革命思想的战斗刊物。该刊在出了10期也被张敬尧查封，此后毛泽东开始通过为其他进步报刊撰稿，继续同反动派战斗。
1919年11月，毛泽东受聘长沙《大公报》编外撰述员，他把该报变成了反映民生、揭露黑暗的舆论阵地。从11月16日起他在该报发表系列文章，评述当时轰动长沙的新娘子赵五贞花轿内自杀事件，揭露封建礼教腐朽，批判旧制度黑暗，主张婚姻自由，倡导妇女解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此后，他又在该报发表了一些探讨社会改造、主张民主自治、呼吁“湘人治湘”的政论文章。
1919年12月，毛泽东开始领导湖南学生开展“驱张（敬尧）运动”。12月18日湖南学生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毛泽东立即筹建了“平民通讯社”，并自任社长，开展驱张宣传。当时通讯社每日发出新闻稿150余份，为驱张运动大造声势。这是他首次运用通讯社形式开展政治宣传。
1920年9月，毛泽东应邀参加何叔衡担接办的《湖南通俗报》的编辑部会议并作发言，对通俗报纸作出定位并提出要求：“通俗报是向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许专讲空洞的大道理。”[3]
1921年，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参与了党的创建，见证了党的正式成立。回到长沙后，他担任了湖南党组织负责人，开始了他投身党的事业的革命生涯。而这之后，他的报刊活动则成为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抱负，完成救国救民使命任务的思想武器和舆论阵地。
1923年4月，毛泽东以湖南自修大学名义创办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这期间，毛泽东还担任了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并为之撰写文章，揭露军阀恶行，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行径。
1924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后来又担任了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2月，他在广州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作为该刊第一任主编，毛泽东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明确指出，出版《政治周报》是“为了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4]，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论述革命报刊的性质任务。作为主编，他负责编辑了前四期，总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拉开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右派的斗争帷幕。
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报刊活动的起步期。这一时期，他通过阅读进步报刊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认识俄国十月革命伟大意义，从而实现了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外，他通过创办革命报刊，为报刊撰写稿件等方式，启迪民智、唤起民众，宣传革命、传播真理，组织群众、指导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报刊活动经验，并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闻观点，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创业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报刊活动（1927—193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期，也是毛泽东报刊活动的创业期。在这一时期艰难斗争岁月里，为打破敌人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毛泽东主要通过拟定相关文件和撰写相关文章来指导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宣传工作，进而为创办正式报刊创造条件。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1929年）、《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1931年）等文章，这成为他一段独特的新闻宣传实践经历。
面对严酷的斗争环境，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把红军宣传工作看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提出只有完成了红军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和“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任务，“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5]。同时，他还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办法。该决议对红军的宣传工作作了全面总结，同时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对指导红军宣传工作制度的确立和宣传政策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月后，毛泽东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旨在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对于如何做好标语和口头宣传作出明确规范，该纲要成为工农红军自初创以来第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宣传工作大纲。
这一时期，为了充分了解根据地情况，进而更好地指导斗争，毛泽东深入寻乌、兴国、东塘、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等乡镇村庄进行了十几次调查，并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其中，寻乌调查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为详实的一次调查活动。通过调查，他了解到寻乌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及特点，最终形成了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报告。与此同时，他还对多年调查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观点，集中体现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6]，为当时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详实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农村和城镇经济、政治及各种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历史资料。
为使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斗争事业能够为世界所了解，同时揭露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在延安接受了斯诺等一些外国记者采访，就内政外交、国内国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发表意见，表达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政策主张，阐述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政治工作基本原则，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国共合作实现共同抗日的诚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报刊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导根据地政权和红军以壁报形式举办《时事简报》，为在艰苦环境下做好宣传工作，服务党、军队和根据地政权建设，找到了一种符合当时斗争实际的宣传手段和舆论阵地。1931年3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撰写并下达了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同时下发了《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军队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文化部迅速将《时事简报》举办起来。他还从新闻业务角度对如何办好《时事简报》提出了许多具体业务要求，为党和红军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指导方针和操作指南，这个小册子成为毛泽东新闻宣传工作论述的重要文献。
综上所述，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的报刊活动，主要是以指导党和红军宣传工作为主要内容，而这一时期他关于举办《时事简报》和开展调查研究方面的一些文稿以及在《红色中华》《红星》《斗争》等党和军队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创建党和军队的新闻宣传工作都起到了重要思想引领和政策指导作用。另外，他这一时期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写给林彪的信（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发表）等文稿，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相关思想通过毛泽东的斗争实践得以宣传贯彻，对指导党和红军的新闻宣传工作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三）兴盛期：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报刊活动（1937—1945）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报刊活动的兴盛期，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意义重大。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创办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指导其进行改版，以使其真正成为“完全的党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确立文艺工作（包括新闻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领导全党开展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整风运动，对反对党八股，建立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风提出了明确要求；撰写大量评述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文章和著作，通过党报、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广泛传播，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斗争，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毛泽东这一时期投入很大精力关心、支持和鼓励党、根据地与军队报刊工作。他为许多报刊题词、撰写或改写发刊词、评论和社论；给一些报刊负责人写信，具体指导如何写好新闻和编好报刊；接受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和作家采访，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抗战情况，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及抗战主张；会见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纽约时报》，以及《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媒体人员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回答他们的提问，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和主张；在报刊上刊发文章、著作指导战争，领导全党和全民族坚持正确抗战路线、方针与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的宣传和舆论作用。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这是党在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毛泽东为其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7]”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党的路线和使命所表达的坚定态度和明确立场。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提出文艺要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要正确处理暴露与歌颂的关系，要坚持文艺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为文艺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更好地肩负使命任务指引了正确方向。
1945年7、8月间，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撰写多篇评论，纵论形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为反对国民党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营造舆论环境。
这一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报刊活动，是悉心指导《解放日报》实行改版。1942年3月1日，他亲自主持改版座谈会，帮助报纸总结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党八股等“党性不强”的问题和教训。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由博古起草的社论《致读者》，正式开启了改版日程。社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报纸“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8]的任务。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不但自身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也带动了整个解放区的党报改革。
这次《解放日报》改版，内容既涉及党报性质定位、编辑业务，也涉及报纸文风、队伍建设，还涉及党报管理体制、发行机制等，是中共党报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全面新闻改革，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毛泽东通过指导《解放日报》改版，既丰富了自身的办报经验，也充实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四）高潮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报刊活动（1945—1949）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报刊活动有声有色，精彩纷呈。这一时期他在运筹帷幄，指挥战争的过程中，以笔作刀枪，给新华社撰写了一大批新闻稿以及评论、社论，纵论形势、指导战争，为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营造了强大舆论声势，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报刊活动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期。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根据国共双方政治形势变化，对党的宣传方针政策作出及时调整。1946年5月22日，为配合重庆谈判，毛泽东致信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余光生，要求“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停广播”。到6月底，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共产党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又及时写信给余光生说：“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露。”
1947年3月，为了诱敌深入，歼敌于运动之中，毛泽东带领党中央领导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由新华社骨干人员组成的“四大队”，也随毛泽东一起行动。此时，中央机关报已无法正常出版，这使得集通讯社、报纸和电台（新华广播电台归新华社管理）“三位一体”的新华社，成为党中央指导战争、开展宣传动员的最重要的战斗堡垒。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
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他撰写的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激励了全国人民的反内战斗争。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提出当前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从军事上彻底瓦解国民党军队，争取广大群众的物质和舆论支持。为此，他要求报刊大力宣传各根据地开展的土地改革，以争取广大农民支持。然而，一些媒体在土改宣传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偏向，挫伤了一些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意识到这种宣传对于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最大多数农民支持不利，1948年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对“左”的宣传方式提出了严肃批评。他希望各类媒体“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要“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9]。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4月2日，他与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采编人员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记者见面并发表谈话。谈话从党的工作全局高度,系统阐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办报方针、工作原则、策略方法、报纸风格以及记者作风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重要问题，并且帮助报纸总结了土改宣传中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的谈话在当年5月晋绥边区出版的《新闻战线》创刊号上刊发，成为当时指导解放区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
1948年10月2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当天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了“郑州22日24时急电”《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11月5日又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及时报道了解放军的重大军事行动。此后毛泽东为新华社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消息和评论，如《评战犯求和》《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改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这些消息和评论有力地配合了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也因此被之为“新华社首席记者”。
从1949年开始，在美国援蒋内战彻底失败后，新华社接连播发了毛泽东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多篇评论，批驳美国发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以及蒋介石的联美反共反人民实质，成为击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谎言与诡辩的重磅炮弹。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结合战争形势需要，先后发表了《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等文章，以及时调整党的宣传政策及策略，使得报刊宣传工作能够密切配合并促进党和军队的工作，成为引领战争走向胜利的重要工具。
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他对自己长期指导报刊宣传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这个谈话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五）探索总结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报刊活动（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报刊活动的探索总结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进行了全新探索和全面总结。毛泽东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依然拿出许多精力关注并指导新闻宣传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同时组织开展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宣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借鉴苏联经验迅速建立起以党的机关报刊为中心，包括通讯社、广播电台，以及行业和专业媒体在内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组织架构，为党和国家新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取得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作出明确阐述，提出一系列要求，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做好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开国大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第一部宪法颁布、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事件宣传报道，指引了方向和路径。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间，是毛泽东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时间段。这期间，我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双百”方针提出；《人民日报》改版；党的八大召开；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整风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派斗争；纠正新闻浮夸风等，毛泽东坚持运用报刊来指导和推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适时思考和进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政策调整和策略变化。
1956年4 月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激发了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为后来的文艺、学术工作和开展舆论监督营造了良好氛围；4月毛泽东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1957年2月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八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迅速实施和党的新闻宣传政策的随即调整，加快了我国新闻改革的步伐；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开始的全国新闻改革，突破了以往长期来机械学习苏联媒体经验所造成的思想禁锢，在指导思想、业务规范和事业管理上大胆创新，取得了积极进展，带来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明显变化。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宣传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做好新闻宣传工作。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提出报刊的阶级性，以及“新闻、旧闻、不闻”等观点。3月20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来抓，并谈及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等问题，同时提出要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新闻媒体积极配合，鼓励大鸣大放，使整风运动迅速展开。但5月中旬以后，极少数人借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有人公然提出了要搞“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这种突然变化和异常情况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和《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等文章，明确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并提出要加强反对右派的斗争。
1958年1月12日，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给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和省长韦国清写信，指出“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要求省委领导、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党报问题，并强调省委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10]，这是毛泽东首次对省报工作作出具体指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指示信，面向地方党报体制建设的“全党办报”得以逐步落实。
1958年，在“大跃进”热潮中我国新闻宣传出现了浮夸风，并不断蔓延，连《人民日报》也开始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专门发布《中央关于目前生产大跃进新闻宣传中注意事项的通知》，对新闻界提出警示。毛泽东在与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强调“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11]。但遗憾的是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和“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使得毛泽东的批评建议没能得到有效贯彻，浮夸风继续蔓延，党的实事求是作风遭受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
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国家经济遭受严重困难。为应对困难局势，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闻界积极响应，纷纷组建专门调研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为全党及时摸清情况，准确把握问题，纠正工作失误，改进各项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报刊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出“报纸阶级性”观点和“政治家办报”思想。“报纸阶级性”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3月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提出的。他说：“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12]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和认识，毛泽东强调党报宣传要牢记党的宗旨和任务，增强党性观念和大局意识，坚持“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一生从事报刊实践和思考党的新闻理论问题的经验之谈。1957年6月间，毛泽东针对《人民日报》在一些重要会议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同吴冷西谈话，指出报纸办得好坏，“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并强调“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13]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是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传承至今的核心观点与思想精髓。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发展了他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希望借助文化革命的方式来推行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出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在此背景下被发动起来并很快波及全国。
在这十年中，我国许多新闻媒体在特定领域（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做了正面宣传报道，客观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为经济、巩固国防，发展科技，推动外交所做的努力，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许多真实记录。特别是在对外宣传方面，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一些媒体背离原先确立的“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政策的极左做法，强调外宣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谦虚一点，“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4]，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负面影响。
二、毛泽东报刊活动的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娴熟地运用报刊服务革命事业、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国家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的报刊活动为成就其革命一生的宏伟事业、奠定其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培育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一）成就了毛泽东革命一生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的报刊活动是其一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他一生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就失去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舆论阵地。换言之，正是靠着他娴熟的办报经验、高超的写作水平、绝妙的宣传技巧和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才为他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锐利武器，打造了舆论平台，创造了历史奇迹。
毛泽东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湘江评论》，是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利用报刊开展革命宣传的一次“小试牛刀，初露锋芒”的重要实践。他在创刊宣言中激情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15]报纸的定位，报人的使命，办报者的豪情跃然纸上。《湘江评论》的出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影响超出了湖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给予高度评价。该报的成功为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新闻宣传之路。
而1948年毛泽东“靠几篇文章击破蒋帮偷袭阴谋”的历史佳话，则更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利用报刊宣传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典型事例。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遭受重创，蒋介石拟派10万傅作义军队偷袭解放军占领的石家庄。为了揭破其阴谋，保卫我守军力量薄弱的石家庄，毛泽东从25日到31日7天内连续写了5篇文章，把傅作义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公诸于众，同时告知我军备战以及在东北的战斗进展情况，暗示我军对蒋军情况了如指掌并已做好战斗准备，最终迫使傅作义军队终止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
毛泽东运用报刊总是那样得心应手，在战争年代是那样，在和平岁月也一样，报刊成为他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和舆论手段。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办报、写作和发文章，是成就毛泽东革命一生宏伟事业的重要条件。
（二）奠定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一向善于对各种事物作科学思维、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就是他对自己一生丰富报刊活动实践进行科学思维和理论总结的成果结晶。换言之，毛泽东一生丰富的报刊活动实践奠定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
例如，毛泽东把《湘江评论》的办报宗旨定位为“传播新思潮”；把创办《政治周报》的任务定位为“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把《解放日报》的使命定位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他在致广西省委领导指示信中提出的党报具有“组织、鼓励、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等，这些关于报刊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和功能作用的论述，都是其办报实践的经验之谈。
而毛泽东积长期运用报刊服务于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经验，以及他长期对资产阶级报刊的观察，特别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报刊反人民性质的揭露，使他对“报刊阶级性”有了深刻思考。在他看来，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社会里，报刊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而这就是报刊阶级性和党派性的体现。正因为此，他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指出：“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16]毛泽东提出新闻（报刊）具有阶级性，是他对新闻事业阶级性质及其政治属性的一种判断和认识，也是他通过长期报刊活动实践所作的经验性结论。
他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更是他一生报刊活动经验的深刻思考与总结。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在指导地方政权和红军举办《时事简报》时就开始了“群众办报”的最初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他提出要实行“层级办报”的办法，即地方政权按照“县→区→乡”层级办报，红军部队按照军→师→团→连”层级办报。通过这种方式，把地方组织和人民军队的各个层级都联系在一起，依靠大家的力量来办好《时事简报》，充分体现出了“群众办报”的基本特征。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党的重要办报方针，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7]他领导《解放日报》改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动员全党同志和根据地群众都来支持党报工作，使报纸真正成为“完全的党报”。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18]这就把“全党办报”提高到了党报工作的中心地位。
在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关于“党性原则”“新闻真实”“调查研究”“队伍建设”“新闻文风”，以及“政治家办报”等一系列重要内容，都是毛泽东总结自身办报经验和全党新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总之，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其报刊活动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实践催生了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的实质性内容。
（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
毛泽东一生报刊活动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历史传统的形成与传承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是毛泽东培育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并使之成为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迄今依然是引领党的新闻事业在新时代继续前行的重要坐标。
毛泽东在长期指导党的新闻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培育了党的新闻工作“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敢于斗争、勇担责任、求真务实、重视文风”的历史传统。
1.对党忠诚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参与了党的一大各项决议文件的制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对党报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到党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一年后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提出，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20]。这些文件为新闻工作者忠诚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领导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使之成为党报工作的根本原则和重要纪律。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报刊活动实践中始终强调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要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和监督，牢牢坚持党性原则，无条件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主张。1942年在领导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他针对该报党性不强的问题，要求报纸要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全面“贯彻党的路线”，各项宣传必须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要“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应加强对报刊的领导，“增强报刊宣传党性”和“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21]等。改版后的报纸得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为完全的党报”，其经验迄今依然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2.服务人民
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同时也作为对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要求。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总结的党报工作“四性”中就有“群众性”，并且强调党报的基本工作经验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1944年12月底，毛泽东在给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说，你们“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他建议该报：“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22]这些指示和要求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党的报刊要践行群众路线，服务人民群众。
而《解放日报》的改版，就集中体现在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要“服务边区群众”的思想上。改版前报纸无视边区群众需要，其版面安排以“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为次序，将西方通讯社关于二战期间西部战场的国际新闻安排在重要版面，而将边区新闻置于次要位置。改版后的报纸边区新闻上了头版，边区劳动模范的报道上了头条，把人民群众作为“反映的对象”逐渐成为报社工作的共识，报纸的群众性大大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国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工农业战线、文化科技战线、商业服务战线、解放军和领导干部中涌现出的大批典型人物和事物，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祖国一片新面貌”的奋进场面，显示了党的新闻事业反映群众、服务群众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3.敢于斗争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是毛泽东战斗一生的风格和底色，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提到的“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的“六不怕”，和他1917年在《奋斗自勉》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是他的自信与自勉，也是他励志投身人民革命的政治宣言。毛泽东一生都在战斗，同封建主义斗，同官僚资本主义斗，同帝国主义斗，同一切污泥浊水和反动势力斗，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斗，表现出鲜明的战斗风格。
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把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事物、旧思想、旧文化，扶持和讴歌新制度、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务，所以“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其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与风格，也是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2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所概括的党报工作“四性”中也包括了“战斗性”。社论对党报的战斗性提出明确要求：“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要“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的阴谋的企图”，要“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做法”。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专门有一段论述党报战斗文风的内容：“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24]
党的新闻事业的长期实践说明，作为党进行伟大斗争的思想武器，新闻工作者应该始终立于斗争前沿，旗帜鲜明、毫不畏惧、勇于批评、敢于斗争，自觉为党奋斗，为人民代言，为社会伸张正义。
4.勇担责任
毛泽东把新闻工作视为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是在强调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说明新闻工作岗位光荣、责任重大。因此，“勇担责任”自然成为党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必然要求。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还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必须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在战争年代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尽责；在和平时期要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责。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作为“社会雷达”和“社会耳目”的功能日益凸显，更应该担负起社会观察者和瞭望者的职责，同时还要自觉成为“社会建设者”，完成好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政治使命。
5.求真务实
毛泽东一向崇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他一贯的作风。这种作风体现在新闻领域，就是强调新闻要真实客观，新闻报道要坚持用事实说话。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创刊理由中针对反动派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的毁谤和攻击坚决回应说，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请看事实”。
“傍着活的事实说话”，是毛泽东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当年毛泽东针对长沙发生的赵五贞因父母逼婚自杀事件，发表的抨击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时评论中就提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25]的新闻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告诫记者下去采访要坚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不好就说不好，不跟风走，不随大流。对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造假现象，他多次提出批评。而要解决新闻失真失实的问题，关键是要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要求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每年要拿出一些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并且再三告诫说：“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他还特别要求“记者头子”头脑要冷静，要多观察，多思考。[26]
坚持新闻真实，崇尚实事求是，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原则，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媒体出现过一些浮夸、虚假报道，其教训是惨痛的，需要我们牢记。
6.重视文风
毛泽东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报刊活动家和新闻记者都十分重视文风问题，有过许多精彩论述。1941年，他为《解放日报》发表的调查报道《鲁忠才长征记》撰写的按语中指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他提出“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27]毛泽东通过按语表达了他反对拖泥带水、夸夸其谈、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恶劣文风的明确态度。1942年毛泽东在他所作的《反对党八股》报告中提出：“洋八般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论调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8]，成为根据地报刊整顿旧文风，建立新文风的动员令。而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党报的报道风格应该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
毛泽东本人就是这种新闻文风的自觉践行者。他为报刊写的文章总是情凝笔端，潇洒自如，各种名言警句、历史典故、民间俗语顺手拈来，跃然纸上，显示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和良好的文字涵养，体现出简洁、朴实、泼辣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出他非凡的政治智慧、斗争精神和文化涵养，成为党的新闻报刊史上的“一绝”，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和发扬。
（四）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中国化发展
毛泽东一生报刊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形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新闻媒体，为创建共产党、开展政治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奋斗目标服务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新闻思想运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智慧结晶，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中国化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诞生一百七十多年来，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形成阶段。这一阶段是1848年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创办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机关报《新莱茵报》，开创无产阶级政党创办机关报刊服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阶段。该阶段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创形成阶段，它标志着从此世界上有了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并存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的新型新闻事业，世界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是列宁传承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1900年开始的列宁根据俄罗斯国情党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传统，创办《火星报》和《真理报》，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到运用党的机关报刊，创建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阶段。该阶段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承发展阶段，列宁运用自己的报刊实践，把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推进到了服务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斗争事业的苏俄化阶段，世界新闻事业格局迎来深刻调整。
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创新阶段。这一阶段是1921年开始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吸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办报经验的基础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结合中国国情党情，经过百年艰苦奋斗和经验积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开创的办报传统与经验的基础上，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推进到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创建党组织、开展政治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历史阶段。
这一阶段也是由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阶段。毛泽东围绕“为什么办报”“为谁办报”“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和“怎样办好报纸”等党的新闻工作核心问题，对如何认识党报性质任务、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工作原则等，进行了许多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特别是他强调党性原则，突出人民立场，提倡斗争精神、注重责任担当，倡导大众文风，以及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经验总结，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思想，这是他对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丰富创新的开创性理论成果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使得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开始在中国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存在，进而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使之进入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崭新历史阶段。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创新发展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毛泽东的报刊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其经历跌宕起伏，内容丰富多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办报刊，写文章，出著作看作是投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其力量和声势惊破敌胆，威震三军。今天阅读毛泽东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篇战斗檄文，依然会让我们百读不厌，不忍释手，由衷地叹服其站位之高、眼光之远、立意之深、文风之好！
值此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让我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学习毛泽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深厚的为人民服务情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功底、娴熟的新闻宣传技能、鲜明的新闻写作风格和良好的新闻工作作风，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新闻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说明：项目组成员尹延永、孙菲、张喆喆、王青、谢建东、钱捷，以及博士生郑权为本文写作提供了相关资料。
（本网站在发布时有删减。）
注释：
[1]本文系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毛泽东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MXG202214）的研究成果。
[2]《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第1版.
[3]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1-432.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9 页。
[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8]《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社论《致读者》，以下凡出自该文的引文不再单独作注。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10]《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新闻业务》1958年第13期。
[11]毛泽东.记者头脑要冷静[J].新闻与写作,1984(01):1-2.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3 页.
[13]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 :141.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15]《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第1版.
[16]吴冷西: 《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 :41-43.
[1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18]《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
[19]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0]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3页。
[2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6—97页。
[2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3]转引自曹应旺.重温毛泽东谈自信与奋斗[J].党建,2021(02):58-59.
[2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4页，以下凡引自该文的内容不再单独作注。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77.
[26]毛泽东.记者头脑要冷静[J].新闻与写作,1984(01):1-2.
[27]《鲁忠才长征记》，《解放日报》1941年9月14日、15日。
[2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