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只要不断地去砸那口大水缸，总有一天会砸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927年9月21日大清早，时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起义部队全体官兵作转兵动员时，如此激情演讲。

　　一语中的。

　　1946年6月毛主席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国民党军队154万人，紧接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百万雄师过大江，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覆灭。1949年4月蒋介石那口“大水缺”被彻底打破!

　　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时锐减到1500人，走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多次遭反动军队伏击，部队整编后不足800人。而他们的对手是湘赣边界的8万多反动军队，全国220万国民党军队。

　　就是这区区800人，连同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湘南暴动带出来的农民军、井冈山的地方武装装等，加起来不过万人，他们犹如“星星之火”，经过短短22年的不懈奋斗，最终发展成拥有550万之众的人民军队，横扫旧社会，建立新中国。

　　秋收起义的“小石头”，缘何有如此大的澎湃力量?

　　答案是信念，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

　　秋收起义后，由于敌我力量悬珠，8万多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我秋收起义部队穷追猛打，不少人看不到前途，开小差成风，一周时间部队逃兵不下500，加上旧军队军阀作风严重，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部队士气低落，对部队整编充满怨气。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原定的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

　　29日部队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此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思想相当混乱，组织很不健全。据谭政回忆，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前委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随后动员讲话：“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红军连长陈毅安给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坚信革命必然成功。这是信念的力量。这种以劣胜优的强大信念，以一贯之贯穿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

　　红军长征，面对40万大军围追堵截，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上演了一出“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抢渡大渡河，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红军得以摆脱追兵。红1团17勇士抢渡大渡河，红4团连夜急行120公里盘山路，22勇土飞夺泸定桥。整个长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经过600多次战役战斗，平均300米就有一位战士牺牲。

　　面对千难万险，毛主席始终保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气概。

　　抗日战争期间，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激发了人们“速胜”的信心，徐州会战的失利使“亡国论”再度泛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单行本封面写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军力对比是430万：127万，敌我控制国土对比是76%：24%，蒋介石自恃有美军“武装到牙齿”的支持，叫嚣着“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但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说：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而言，出兵朝鲜几乎是毫无胜算的一场战争。美军一个军有坦克430辆，我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都没有。美军一个师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我军只有12门山炮。美军一个师有电台1600户，无线电通信可到班，而我军一个军只有几十部电台，勉强能到营。美军有飞机1100架，我军一架也没有，连防空武器也极度缺乏，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高炮，这真是“一军打三军”。

　　志愿军第39军在云山战役中，第一个打败美骑兵第一师，这个师号称号称自美国独立战争组建以来160多年从无败绩，是美军的头号“王牌”。此役，第39军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40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敌机1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16辆，各种炮190门。

　　1951年6月，毛主席接见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时说：“实践证明，美军不可怕，纸老虎毕竟是纸老虎嘛!”

　　面对困境、挫折和低潮，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念，是战胜强敌、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样，这种信念也是走好人生之路的重要保证。

　　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除毛泽东外还有5名领导，他们信仰不同，归宿和结局也大不相同。

　　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黄埔二期生，向往共产党，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后折返湘赣边界协助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在部队转移时遭伏击牺性，毛泽东痛呼“还我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副师长余贲民，平江党组织创始人，追随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到井冈山后主管后勤工作兼被服厂厂长，1933年在作战中牺牲。

　　师长余洒度，黄埔二期生，旧军阀思想严重，秋收起义后不同意转兵井冈，不配合三湾改编，见革命形势不好，擅自脱离党组织，变节投降，后因贩毒被蒋介石处死。

　　黄埔四期的苏先俊革命意志薄弱，当了叛徒，出卖同志，后来被我军俘虏，接受人民公审，被枪决。

　　参谋长钟文璋在一次战斗失利后，选择了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此后，他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并获得了少将军衔，但在中原大战中因受伤不治身亡。

　　而罗荣桓、谭政、张宗逊、宋任穷、黄勇胜、陈伯钧、陈士榘、钟期光等人，因信仰坚定，不改初衷，铁心跟着毛委员，1955年被授予开国帅将，名垂青史。

　　连当时爬在学校墙头上聆听毛泽东讲话的两个少年，一个14岁杨勇，一个12岁胡耀邦，激发参加革命的斗志，最终成为我军上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指战员的欢呼声、口号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起义部队热血沸腾，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的张宗逊回忆道。

　　这再次说明信念的力量。

　　相信相信的力量。它永远是我们永往直前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