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伍修权说：“如果他(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由伍修权的这个说法，后来又产生了“长征救了毛泽东”之类的说法，例如金一南在他编写的历史传记中写道：

　　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对于“长征救了毛泽东”这一观点，张鼎丞之女张九九在《长征前的毛泽东》一文中，通过一系列的史实论证驳斥道：“如果毛主席在长征时被留下，‘难以预料’的将不是毛主席自己，而是长征的前途。”

　　如果一定要做“历史假设”，首先该被假设的不是长征开始后毛主席走与留的问题，而是应该假设红军是不是必须要放弃苏区、进行长途转移。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以确凿的口吻写道：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长征这一条路了”。

　　然而，长征只是后来的说法，即便是李德、博古等人最初也没想走那么远，他们设想的只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毛主席虽然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局势和红军的前途。

　　1934年4月下旬，毛主席提出去南线粤赣省“休息”，获得周恩来同意，实际是去调查研究，给红军找出路。毛主席到南线之后，果断放弃“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的错误打法，一手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反击敌人的围剿，一手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广东陈济棠的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很快就扭转了南线的危机。

　　1934年6月，毛主席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在当时的一片“失败主义”情绪中，“风景这边独好”讲的是南线的大好局势，可不是某些历史学者考证的已经提前给红军找好了战略转移的通道。

　　《毛泽东传》也交代了这一点：直到7月中旬，毛主席都还不知道中央红军将要长征及他本人何去何从;10月初，毛主席才接到“有特别任务”(红军转移)的秘密通知。

　　金一南有一点说对了：“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

　　毛主席在得知红军主力要转移到湘鄂西后，曾劝说博古不要放弃来之不易的中央苏区，如果他们决意要走，他也不走。可想而知，博古等人不会采纳这个建议。

　　后来，毛主席又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连夜赶路给博古送去一封信，再次要求留下打游击，中央机关里的老人、孕妇、重伤病员以及不愿意跟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人，都可以给他留下来，但他需要把罗炳辉和红九军团的第二十师留下，并说一军团里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愿意跟随他留下来，请中央批准。信的结尾还作出保证，说两三年后，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

　　接到来信后，博古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中央已决定项英留下，如果现在改由毛泽东留下，项英的工作将不好做;况且红九军团要一分为二，只剩下一个第十四师随中央红军转移，变动太大。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毛主席只好同意随大部队转移，因为中央已经明确拒绝了他的建议，他只好服从组织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博古这样的革命者，虽然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但与那些投机者相比，并没有太多的私心杂念。他后来在延安整风和七大时的检讨是真诚而深刻的，这与权力欲十足的王明完全不同。关于博古为了排挤毛主席而故意不让毛主席随大部队转移，借敌人的手除掉他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中央红军主力出发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区”中央分局，其成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汪金祥、梁柏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龚楚、毛泽覃、李才莲等，其中固然有瞿秋白、贺昌、何叔衡、张鼎丞、毛泽覃等与博古意见相左的人，但与博古走的很近的项英同样被留下。难道博古也要故意迫害项英，让他留守最后被敌人杀害?

　　延安整风时，博古曾经站在他的立场作出过检讨：“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洋、鄂赣刘伯坚，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负责的。至于以下的去留决定，均罗迈(即李维汉)负责处理。要声明的即对这批人的处理，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但是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

　　博古的这个检讨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没有采纳毛主席的建议，也没认识到留下一批部队和干部坚持游击战争的巨大价值。

　　中央红军转移前，毛主席对留守的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正是这批留守的同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才为曾经的苏区保留了革命火种，才有了后来的新四军。

　　博古的检讨里有一点很关键——“对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并且还是让项英来总负责。这套架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游击战争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这才是博古要负责的地方。而当时他们不同意毛主席留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毛泽东留下，项英的工作将不好做”。

　　所以，假设毛主席没有随大部分转移、参加长征，并且还能给他留下更多的部队，中央苏区的局面将大不相同，历史也将改写。

　　1934年6月，毛主席已经在南线促使粤军反蒋抗日，因为中央苏区被博古等人放弃而没能执行。这个战略调整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才得以重新进行，才有了后来随局势转变的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相反，如果毛主席没有随大部队转移、参加长征，后来的通道转兵、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飞夺泸定桥、与张国焘会师之后的南下与北上之争……这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一次又一次的把红军从死亡线拉回来的历史事件就不会发生。而这每一次历史事件，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中央红军任何一步走错，随时有可能万劫不复。

　　所以，说是毛主席挽救了长征、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丝毫没有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