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一个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的名字

        编者按：

        刘毅然：看电视俄罗斯大使向毛主席女儿李敏颁发纪念奖章，不由泪湿眼眶！这份荣誉其实是颁给毛岸英的，卫国战争时李敏还在莫斯科幼儿园，她的大哥哥却毅然走上反法西斯战场，他是中共领导人留苏子女中唯一上前线的，中组部档案记载，他在坦克连任中尉，在苏德前线作战三月。几年后，他又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

        原文：

        4月15日，俄罗斯向中国“红二代”颁发奖章，把前苏联的“红色摇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再次迁入世人视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度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张闻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等。如今，这群当年一同前往苏联的中国孩子中，幸存者寥寥。

  　　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向中国老兵授予“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的仪式，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杰尼索夫身着盛装，代表普京总统，在仪式上向35位获奖者颁发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后代均到场领取了奖章。俄方表示，该纪念奖章授予那些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事业（在战场或在后方）做出了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及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

        身着暗色上衣和裤子、戴着眼镜的李敏坐在第一排，从杰尼索夫大使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仪式现场有来自其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人员向她打招呼，她边和对方打招呼边说“我是代我哥哥他们来的……”她说的没错，她是代表毛岸英来的, 毛岸英——一个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的名字。

        在苏联受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让他们这些“红二代”具有了比较优秀的品质。她说：“我们这些人，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后来至少都到省部级的岗位，也算现在说的‘红二代’了。可我们回国后都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成为各方面的专家，比如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就成为中国最早的核工业专家。虽然我们的父母都担任了很高的职务，但我们都很平凡，而且对金钱非常淡泊，没有一个腰缠万贯的。这在今天的社会是很罕见的。像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就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完全和普通人一样。”

        电视剧《毛岸英》的导演刘毅然动情地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看电视俄罗斯大使向毛主席女儿李敏颁发纪念奖章，不由泪湿眼眶！这份荣誉其实是颁给毛岸英的，卫国战争时李敏还在莫斯科幼儿园，她的大哥哥却毅然走上反法西斯战场，他是中共领导人留苏子女中唯一上前线的，中组部档案记载，他在坦克连任中尉，在苏德前线作战三月。几年后，他又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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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眼中的毛岸英

姜辛

         2002年10月24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同志诞辰80周年纪念日。

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先后采访了几位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俄罗斯知情老人。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更多是因为命运的安排，毛岸英在他们的沧桑生活和尘封记忆里，至今仍然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谈起对当年毛岸英的印象，无不潸然泪下，激动万分。

　　明白肩负重大使命

        据当年曾经与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有过亲密接触的瓦洛加（他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王一飞的儿子）回忆说：“应该说毛岸英当时在我们这帮中国孩子里是一位可靠的、很有威信的大哥哥。当时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更不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的传奇生活经历。但是我们都感觉到，谢廖沙（毛岸英的俄文名字）将来一定是一位能够做大事的人。他总是显得很成熟，做事有主见，从不荒废时间，不去外面撒野，老是在看书，想问题。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在1946年初的某一天，毛岸英来到我所在的位于莫斯科300多公里以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当时正在生病，躺在宿舍里休息，脑袋昏沉沉的。突然门开了，只见谢廖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帮着掖了掖被角，坐到我的床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回中国去了。我太高兴了！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长身体。将来一定回去为我们的国家作贡献。'从他熠熠闪光的眼神中，我知道他去实现自己的使命去了。我真的羡慕他！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每次一想到毛岸英，脑子里出现的就是他临行前来向我告别时的神情。他的目光太令人难忘了……。”

　　一看就经历不凡

当年曾经与毛岸英兄弟二人同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的俄罗斯老人、曾经担任过苏联《真理报》记者的杰留辛回忆道：“毛岸英当时比我大那么两三岁。我们不在同一个班上学习。据我的记忆，当毛岸英和毛岸青刚刚进入东方学院念书的时候，大家谁都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后代。他们兄弟二人穿着十分俭朴，举止十分谦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毛岸英对自己的弟弟充满了爱心，总是时时处处想着他，照顾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弟弟毛岸青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过敌人的严刑拷打，据说被人用铁棒子狠狠地敲击过头部，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作为哥哥，毛岸英太称职了。要知道那时候大家的岁数都不大，整天心里想的都是怎么玩，怎么寻开心。可是毛岸英让我认识了东方人的美德。
“后来，大约是在1950年4—5月份的时候，我作为中国建国后苏联第一个大型青年代表团的翻译，前往中国北京、广州、上海工作了两个月时间。非常巧的是，毛岸英当时也作为翻译人员，参加了苏联青年代表团的陪同工作，使得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而毛岸英每天从外面来上班。当时，每天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都摆满了各种水果和小吃。我每一次看到毛岸英都请他吃，但是都遭到婉言拒绝。他从来没有在苏联专家处吃过任何东西。我当时还很不理解，认为他太见外。后来才知道，他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日子里，领导人和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俭朴，水果简直就像是奢侈品，很不容易吃到。毛岸英是在与自己的人民共患难，共度艰难时光。
“记得代表团到湖南长沙访问的时候，当省委书记王首道听到毛岸英说着一口标准的俄语，非常吃惊，开玩笑地问他：‘你的中文好还是俄文好？'毛岸英回答道：‘我更热爱我的母语。我是中国人的后代。'”

珍视友情和真情

科柳契克娃女士当年曾经是苏联妇女杂志主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1949年10月1日，她曾经作为翻译人员，陪同苏联政府的代表齐赫文斯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据说，目前健在的、获此殊荣的苏联公民，只有她和齐赫文斯基院士。
科柳契克娃女士当年也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莫斯科东方学院的同学之一。她日前也曾经对记者回忆道：“我只想说一点，这是我最最珍惜的回忆——毛岸英是一位珍视亲情和友情的典范。他几乎是一位完美的东方男性。
“我记得，1950年我陪同苏联政府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在北京市政府办公地，也就是彭真市长的办公室里，意外地见到了莫斯科东方学院的老同学毛岸英。这是我们时隔4年后在新中国的首都重逢，太让人高兴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双方领导人会见的间歇，毛岸英抽空跑到我跟前，详细地打听当年的同学和老师们的近况，话语中流露出浓浓的思念之情。
“我直到今天，一回忆起毛岸英，耳边就想起他当时说的几句话：‘我终身不会忘记在苏联度过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苏联老师和同学给予我的帮助和关心。我真的想故地重游，回去看一看我们生活过的城市，学校和师长。我想念那里的一切！'这是毛岸英发自内心的话语，当时我被他深情的话语和热烈的目光感动得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想告诉你和所有中国读者的‘真情真意的毛岸英'。”

时刻准备报效祖国

铁木尔·季木洛维奇退休前是俄罗斯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他的父亲是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铁木尔是他的俄文名字。当年毛岸英和毛岸青进入莫斯科东方学院念书的时候，铁木尔曾经是毛岸英所在班的共青团支部书记。
他不久前回忆道：“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的时候，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儿子的人之一。在我与毛岸英的接触中，我明显地感到他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在为某种伟大的事业做着全面准备。当时我们的学院里，有不少人是各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子弟。但是毛岸英明显与他们不同。我们从没有看到他酗酒，泡姑娘，违反校规。当时铁托的儿子热尔戈比胡闹出了名，在食堂里开枪，撒酒疯，最后被学校开除。
“我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在1945年底、1946年初的时候，毛岸英收到了他父亲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据我所知，正是毛岸英把它翻译成俄文，介绍给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当时晚上每天熄灯以后，我都和谢廖沙躲到学院的图书馆里，去研究问题，翻译他父亲的文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毛岸英努力，苏联同学才第一次听说了‘中央苏区'、‘长征'‘游击战争'等中国革命特有的名词。”
“我之所以走上研究世界工人运动历史的道路，和毛岸英当年对我的影响分不开。我们经常在一起争论问题，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学校的图书馆成了我们的研究室。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也就是在那里，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谢廖沙对未来的生活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他一直在为此做多方面的准备。他似乎知道他肩负的历史使命。我至今怀念他。”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在他的同龄人中，毛岸英的曲折经历非常少见。
　他先后流浪、坐牢、目睹母亲与敌人斗争和壮烈牺牲的场面；后来，他和弟弟毛岸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欧洲转道去苏联留学，并在那里参加了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的伟大卫国战争，并在苏联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到父亲毛泽东主席身边；在延安，他又奉父亲之命下乡学农，参加农村的土改，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国情、民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要求到工厂锻炼，当了一名基层干部，并决心“在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一时间被人们传为佳话。
1950年11月25日，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之下。毛泽东主席在听到爱子毛岸英壮烈牺牲的消息之后，只发出了一句沉痛无比的感叹：“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