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40年了，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肆意泛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甚至是恶意的造谣诽谤。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毛泽东的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等同志，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我们只讲真话。”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进京后，毛泽东先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长时间。坊间有猜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作为贴身卫士，周福明了解毛泽东的许多生活细节，他向记者讲述了真实情况。

　　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来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

主席在丰泽园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举在手里，经常一举就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后来，主席授意我把超过200页的书分装成册，这样拿着看容易些。

帮主席理发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热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发，我还负责帮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

　　唯一享受是抽烟

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对吃、穿、用都没有讲究；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什么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好办，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会客室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开会时一般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主席开始对这种雪茄产生兴趣。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警卫孟进鸿承担着给毛泽东找烟的任务。他回忆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秩序变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主席抽这种雪茄烟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抽不动，通气不大顺畅，要用细铁丝扎几个孔才能吸；二是这种烟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端供点火，细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时拿起来就吸，有时就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细的却不易点着，也不好抽。我们就请卷烟厂的师傅研究对策。为解决抽不动的问题，他们把里面的叶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张不变，这样吸起来就通畅多了。烟卷好后，把细的一端切掉，保持两头一样粗，成圆柱形，且烟的长度不变，这样吸哪头、点哪头都可以。主席抽了这种改进的雪茄烟后，再也没说什么，问题解决了。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

　　经常游泳，偶尔跳舞

　　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大，外加烟不离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泽东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给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毛泽东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偶尔举办舞会。然而这被外界谣传为“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并视为“生活奢靡”的“佐证”。孟进鸿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十分痛心。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1961年以后我都跟着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经常参加。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最早是请一个文工队来伴奏，后来就改为放录音带了，省得一帮子人来。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90多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饭多一些，几乎每顿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但只能说是点心。他爱吃的，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是带辣味的腐乳，还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饭桌上摆得比较近的“门前菜”，摆得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随意性比较大。

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临澧，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临澧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时候很高兴：“好啊！乡情啊！”

除了吃饭，毛泽东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他可能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最极端的时候，用三次都不管用。

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毛泽东和江青每月共交党费20 元，这是党费簿的一页。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两个孩子（李敏、李讷）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毛泽东晚年穿过的拖鞋。

毛泽东卧床看书用过的单腿眼镜。

　　稿费只存在中办特会室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了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他每半年要向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定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至于有媒体说，“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理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以及“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汪东兴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记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我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能自己养活自己。”

1974年，经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三万二千元，分成四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讷在1972年生下儿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还要请保姆、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给她。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七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泽东的礼品。

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泽东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赠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说到毛泽东的健康真相，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曾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怒斥：“这本书的内容很多都是假的，李志绥是胡说八道”。

已故医学专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曾直接参与或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2002年，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专访，曾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澄清。

“毛主席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在王新德的印象里，李志绥的确当过第一次医疗组组长，但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第二次医疗组成立时，“李志绥是中南海门诊大夫，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根本就没有宣布由他任医疗组组长。”加入第二次医疗组后，王新德对李志绥的表现极为反感：“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

　　最固执的病人

　　还有不少人，根据“毛泽东比较容易听取他人意见或建议”，推断他乐于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事实上，他常为了坚持工作而“不遵医嘱”。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但各种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令他十分苦恼，有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为了给毛泽东治疗，专家们反复讨论眼科手术方案，各自陈述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

要说服主席接受手术，的确有些难。“听别人说，主席对医生说的话，十句话里只信三句。主席这个人很好强，宁愿靠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另外，主席也担心医生怕他不重视，将三分病说成五六分、七八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眼睛看不清，他也照常工作。”唐由之曾经对记者回忆说。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泽东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不久，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唐由之却坚持：“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但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1975 年11 月，毛泽东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为唐由之。

1975年11月初，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使命。离开中南海前，毛泽东高兴地和唐由之带队的医疗小组合影留念。

　　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从1970年开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缠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至今回忆起来，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坐那看书，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问他：“主席，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他说：“不用，没事，看看电影。”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美国有个电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烟，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身体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塞已经被抢救过一次，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凌晨时分，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主席的病榻摇晃不止。工作人员冲进主席的房间，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我冲到床前，抱着主席的头，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天亮后，我们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主席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他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主席去世后几个小时，我接到通知，最后一次为主席理发，整理遗容。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经历，整个人被掏空了，流不出泪来。来到主席身旁，老人家那么安详，好像就是在休息。我跪下来给他理鬓角的头发，然后平躺在他身旁，为他修剪耳后和后脑勺的头发。我最后一次给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

那天，房间外面站满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虽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但大家还是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来，让全国人民再看看主席？”华国锋专门在屋里组织开会，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对主席遗体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记忆中，主席永远是我最后一次理完发“在休息”的安详模样。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国各地调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有一次，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我是江苏人，也回去了。我们回来后，主席开完会，晚上9点多了，召集我们去汇报。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主席，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不够吃！”主席问他：“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这个人啊，蛮会为农民说话的。”

黄建新是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多年，了解到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真实情况。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我曾经到河北邯郸成安县，听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儿视察，在会议室里和棉农交谈，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就站起身自个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农民，手里拿着把刀，身边还围了一大群农民。警卫员见状，赶紧挡在主席身前，主席却挤过去问：“老乡，是怎么回事？”原来，拿刀的就是生产队长，大家给主席准备了西瓜，但没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进来。这位生产队长至今回想起来，还很感慨：主席喜欢和群众走在一起，不喜欢被隔离开来。

1965 年5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散步, 紧随其后的是卫士周福明。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有一张照片，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我问他：“你干吗蹲着呢？”他说：“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警卫员这么紧张，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庆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对主席来说，站在城楼上挥手，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

　吴连登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让保卫工作很难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他说，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到了广场，主席刚一下车，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围上来，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大家都紧张坏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

这件事之后，叶剑英提议，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汪东兴说，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吗，不但不会穿，还会发脾气。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坚持做了防弹服。果然，主席看到后发火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庄重严肃，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

保健医生王鹤滨在初次见毛泽东时，被他爽朗的“粗话”吓了一跳。

主席看到我就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他说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我开始有些吃惊，但紧接着就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

主席待我们像亲人，还会用稿费接济大家。谁要是回乡探亲，他会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做书面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有些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主席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错字、白字一一改过来，还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大家传阅。

　　孟进鸿等人向本刊出示的珍贵照片。1966 年7 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在武汉东湖宾馆合影。工作人员前排从左至右为警卫王宇清、警卫孟进鸿、摄影师钱嗣杰、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机要秘书徐业夫，后排从左至右为厨师于存、卫士李连庆、卫士周福明、生活管理员顾作良、护士长吴旭君。

　周福明也回忆说：

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对我们从不掩饰。他有个口头禅——“多此一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那天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迎上去，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多此一举！”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

还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边，沿着中海有一条马路，常有汽车经过。每次主席睡觉，我就偷偷通知警卫值班室立个小牌子，禁止车辆通行。一次，主席问：“我睡觉，你干什么去？”我随口答：“去通知警卫值班室。”主席警觉起来：“我睡觉告诉他们干什么？”我只得讲真话。“多此一举！”主席严厉地批评道，“以后再不许你去。这是干扰群众！”他生气时还是很吓人的，但他自己又没放在心上，再见到你时会说：“昨天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吧？”然后自己先哈哈大笑。

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但桌子是正常高度，坐在那儿只能脚尖挨地，很不舒服。我后来给他设计了一款桌子，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在桌子下面加了一个横条，脚可以踩在上面。主席非常满意，像个孩子似的跺了跺说：“嘿，我可以用脚擂鼓了。”从那以后，屋子里常常响起“擂鼓”的声音。　　毛泽东对待群众和家人的态度，让警卫员王明富等人深有感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是不吃肉的，看到带点儿荤腥的汤，他也会不高兴。他对子女的要求也严：不能吃小灶，只能吃大食堂。有人看着不忍心，给李讷买了点饼干，主席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李讷星期六回到家，吃的是主席那份饭。主席在旁边看着她吃，自己就不吃了。

另一方面，主席总喜欢冲破我们为他设置的保护层，挤到群众身边去聊天，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笑得最开怀。

但晚年的毛泽东能出现在群众视野里的次数越来越少。看着病重的毛泽东，周福明的感情是复杂的：心疼他的痛苦，但也由衷敬佩他的豁达。

主席最后那段日子里，常常难受得嘴唇发紫。但只要他精神一好，又开始和人开玩笑，大夫曾鼓励主席：“您身体不错，能长寿。”主席摆摆手说：“你们不比皇帝的御医高明多少，稍微高明一点而已，我的病我自己知道。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他不叫我，我自己还去呢！”

当初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许多都去世了，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张毛泽东晚年与工作人员的合影。孟进鸿指着照片给记者看：“物是人非啊！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主席左边的，是主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张耀祠，我的老上级，去世了。主席的警卫王宇清也走了。后排这位女同志，是主席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身体欠佳，很少露面了。健在的，就我们这几个了。”

吴连登看着这张照片，也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严抓党风。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没任何特权。所以我们出去，招待所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人们怀念主席，就是因为他在世时，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