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社会腐败？

　　一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可见腐败问题之严重。

　　那么当今中国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呢？以我之见：从广度上看，凡有权者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从深度上看，上至高官下至小吏，大都寡廉鲜耻；从历史角度看，前无古人，为五千年之最；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姓社姓资，都属于最坏的那种；如果腐败也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当之无愧。

　　笔者有幸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多年，也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毛泽东时代绝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腐败现象。

　　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这既是中国人民的结论，也是联合国的共识（注）。特别是一夜之间消除娼妓和吸毒，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仅为当时各国政要所叹服，而且至今仍被学者们称道。说没有社会腐败并不是说没有贪污，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等，不过他比例太低，微不足道。也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譬如走后门之类，只不过它够不上社会腐败，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社会腐败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会用高深的理论来诠释，只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聊一聊：

　　我是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县防疫站搞防疫工作，73年调卫生局搞卫生行政，75年调人民公社做农村工作。当时的干部都是凭实干比贡献才提拔，譬如我作为一般业务干部，当了3年的卫校负责人，2年的甲状腺肿防治总指挥，防治成果受到国务院北方病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为本县从省争取到14万元经费建防疫站大楼，我被提拔为卫生局副局长，是年25岁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领导。职务变了工资却不动，还是34.5元。甚至有临时工提拔后以工代干，连正都不能转，县商业局、劳动局提拔的两个副局长就仍是临时工身份。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于我们绝不是一句口号。

　　到人民公社挂职锻炼，公社的职务是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平时干部们在一起，有事说事，无事娱乐，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开开玩笑，但不赌博，不攀比家产，不比吃喝穿戴，最多比比卫生，人们的心灵纯洁健康。听老同志讲，60年代公社没有客餐也没有招待室，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回来，在公社食堂打饭吃，晚上借宿在公社干部寝室。70年代条件好点，有了客餐制度，有一、二间招待室。但客餐严格规定：早餐便饭，中、晚餐为四菜一汤，即一荤三素一蛋汤。招待室一间两张床、一张桌、两把椅、一个洗脸架和两个瓷盆，条件简陋。记得一次县委书记来，公社食堂上的四菜一汤有两荤，县委书记发了火，令将一盘鱼撤掉，还让陪客的领导在干部会上作检讨。我们公社书记是县委常委，他曾叫我在所驻大队买两斤蜂蜜，每斤2元，他付4元交我给大队。一般一个大队有一到两名公社干部常年驻队，统统吃派饭，社员轮流管饭。早餐二两粮票一角钱，中、晚餐均四两粮票两角钱。社员们有的不愿收钱但爱收粮票，因为出门需要用。他们把能给干部派饭当作一件荣幸的事，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吃的。如果家庭困难没钱割肉，那就自用小网捕点小鱼小虾，或跟邻居借几个鸡蛋，也要见荤腥，条件好点又爱好的还沽点散酒。有一次一对五保夫妇非要招待我，本来五保是不派饭的，可这家主人是老农会干部，平时好客又讲卫生，所以生产队偶尔也给他派饭。我答应在他家吃晚饭，不料临时通知我回公社开常委会，没去成，老两口竟哭了起来，说我看不起他，虽然大队干部说明了情况，我却一直没机会再当面解释，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他们可是五保啊。有人可能认为，是不是社员派饭有补助才积极管饭？其实，凡是生产队每户轮流派饭的都是没有补助的，因为这是平摊。大队只有固定的几户常年派饭才有补助，这几户的条件好点，卫生点，不过他们主要招待的对象不是公社干部，而是县直局委送钱、送粮、送防疫、送物质的工作人员，而且补助只能保本不能赚钱，好处是给一点奖励工分。社员们踊跃管饭反映了当时的干群关系，的确是鱼水之情。

　　每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是一场硬仗，它是社员们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也是公社干部最操心最辛苦的时候。我连续三年指挥修了三座小型二类水库，从一个外行，到学会绘图、放线、开推土机碾压，碾压一次只出十几公分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工地有个伙，主要是招待外地请来的推土机两个师傅，公社、大队干部一律不准吃客餐。我可以陪客，但我很少去陪他们，我喜欢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和社员带的咸菜，生产队对社员只管饭不管菜。每天早晨五点到工地放石灰线，到晚上十一点碾压验收完毕回营，累的一着床就睡着了，连梦也不做，半个月难回一趟家。有一年水利工程结束回公社走到半路上，大队支书气喘吁吁地撵过来，送我们每人一套秋衣，我明白这是大队的一份心意，为了掩人耳目才让支书半路追上我们，我拒绝了但让跟随我奋战一冬的两个一般干部收下，我对他们说：“别担心，有事我抗着”。有一个公社硬化水渠需要大量的水泥，为省运费，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率领公社和大队干部拉着几十辆架子车，徒步来回200里将水泥拉回。

　　人民公社是农村，民风淳朴，社会秩序优过城市。一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他还兼司法、民政两助理。虽然也有小偷小摸现象，但主要的是个别人偷点人家自留地的蔬菜和邻里的鸡鸭，入室盗窃的极少见。社员们白天下地里干活家里从不锁门，最多为防牲口外逸将门栓住。有人说，那时候穷没东西偷。此话差矣，旧社会穷不穷？难道没有盗贼？至于有位国家领导人说什么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反正我是没见过，我工作的地方也是贫困的革命老区。应该说不是没东西偷而是群众的觉悟高，79年以前我们公社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网友们称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夸大其词。

　　公社机关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公社学习与县直学习有所不同，县直规定每周二、五下午，雷打不动，公社工作不规律，季节性强，所以学习不定时，往往见缝插针放在夜间居多。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前半段时间传达文件、读读报纸、念念先进经验介绍，后半段时间或干部汇报工作或领导布置任务，总要学用结合。学毛选一般不用集体时间，由干部在业余时间自觉学。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学焦裕禄、雷锋能一呼百应，如潮如涌，那是因为太多的党委书记自己就是焦裕禄，太多的党团员自己就是雷锋，他们之间有灵魂的相通，有心声的共鸣。那是一个立党为公的年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抓实干的年代。那个年代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用他的伟大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教育了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任何腐败都无藏身之地，所以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

　　《国语》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学好像登山一样慢，学坏像山崩一样快。毛泽东辛辛苦苦30年对党和人民的教化，不幸被走资派在一夜之间破坏殆尽，念及兹，善良的人怎能不扼腕叹息！廉政，这个共产党曾经引以自豪的传家宝，竟然演变成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腐败，念及兹，真正的共产党人怎能不痛彻心扉！

　　二

　　一个人没有坏思想就不会搞腐败，那么人的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性善性恶自古无定论，好坏思想都不是天生的。前30年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之高，从《我在马路上拾了一分钱》这首儿歌里就可见一斑，世界人民都很敬仰，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毛泽东时代，在人权上我们是被批判者。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毛泽东思想教化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教化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引导作用，即正面教育；一个是推动作用，即搞政治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一个方面已在上一篇文章叙述，在这里我想重点聊一下倍受争议的政治运动问题。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搞运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在文革大运动中又套有小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建国30年，运动的时间大概占一半，尽管在运动中不是不搞经济甚至还促进了经济，但仍使人们心生倦意（这种情绪最终被人利用）。毛泽东为何要频频发动运动呢？从他晚年的一次讲话中我们或许能得到答案，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不向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寻找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进行了艰难而不懈的探索。他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实践让他感到，这些仍不足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出偏差，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害，于是他屡次发动政治运动。仅管历次政治运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仅管文革的主题是斗争走资派，但他都是走的群众路线。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倡“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把它写进宪法，他坚持宪法中保留罢工自由。人民群众则通过政治运动，拿起“四大”武器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遏制了共产党干部的特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西方国家的大选每隔4、5年举行一次，中国的政治运动平均7、8年开展一次，西方国家的官员怕选举落选，中国的干部怕运动过关，从民主角度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政治角度看，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人会问不搞运动不行吗？这个问题若在当时回答颇费口舌，连毛主席都要反复谆谆教导，但时至今日不用回答了。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的现状，看一看社会腐败的程度，你就会明白，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经济建设的后果是什么。毛泽东是伟人，他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当然不可能等问题成了堆再做处理。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50年”。所以在当时，他为了解决问题和防患于未然，发动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例如，在卫生路线方面，毛泽东有个“6.26指示”,他在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不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服务，只为城市服务，主要还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卫生部应该改名为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他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卫生工作人员热烈拥护这个指示，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卫生路线，身体力行地去执行。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办赤脚医生卫校，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医护人员下放到公社卫生院，加强基层技术力量，送医、送药、送防疫、送医疗设备下乡，从而显著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们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经常住在公社卫生院，天天给老百姓送防疫药，打防疫针，防疫药、针都是不要钱的，记得给老百姓送预防疟疾药，有的嫌苦不吃，他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追几个田埂，累的够呛。中国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了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赞扬。如果不搞运动，恐怕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风医德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又例如，在人民公社，除了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党校学习外，每年县里有个三级扩干会，这个大会既是工作动员大会也是整顿作风的大会，会上安排的小组讨论，针对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表现，往往是刺刀见红的，犯错误的同志检讨起来常常痛哭流涕。公社所有大队分好中差三类，对于差类队每年都有整党建党任务，以确保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我曾负责开展过这样的活动。整党建党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让社员们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正路，什么是资本主义个人发家的邪路，树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打消等靠要的懦夫思想和出工不出力的懒汉思想。整党建党的重点是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贪、占、馋等问题。在政治上，以批评教育为主，同时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多换思想少换人。在经济上，清理大小队的财务账目，财会人员凡有贪污的必定严惩不贷，一退赔，二撤职，三批斗。干部多吃多占的作检讨，必要时须退赔，个别在群众面前不能过关的免职，乱搞男女关系的给予纪律处分。总之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纯洁干部队伍，增强班子战斗力。通过整党建党，呼吸了新鲜空气，补充了新鲜血液，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有能力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他们有的被充实到大小队班子，有的参加教师队伍任民办教师，有的被选拔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还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农业的全面丰收，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果不搞运动，恐怕分田单干，一盘散沙，三农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

　　纵观毛泽东时代，在廉政方面，可以说是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干部廉洁，人民淳朴，社会风清气正。过去历朝历代清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毛泽东时代则英雄辈出，数不胜数。30年廉政不走样，30年腐败难抬头，这是“四大”自由的威力，这是群众运动的功劳，正因如此，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被走资派从宪法中删除，说什么“我们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并发誓永远也不搞政治运动。从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官员失去了人民监督。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贸然否定毛泽东的民主政治，自己又没本事拿出好办法，这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

　　注：社会腐败，是指违法乱纪、违背道德的行为，由个别到普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现象。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是否腐败的标准，一是国内人民的感受，二是国际社会的评价。

　　毛泽东时代，在国内干部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国际上被联合国评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社会腐败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存在不正之风，但不是腐败，之后，中国沦为腐败国家。